产业协同集聚与制造业企业出口国内附加值率

经过改革开放40年经济的快速发展,中国逐渐步入后工业化社会,其中,产业协同集聚的融合发展已经成为新时代经济高质量发展的重要标志。作为依附于制造业并衍生于其内部的生产工序和环节,生产性服务业发展好坏对制造业企业出口国内附加值率具有重要影响。利用中国制造业微观企业数据,系统研究了产业协同集聚对制造业企业出口国内附加值率的影响及其作用机制。研究结果发现:产业协同集聚显著提升了制造业企业出口国内附加值率;产业协同集聚对东部地区制造业企业出口国内附加值率影响显著,对高能耗类型企业出口国内附加值率影响程度高于中能耗和低能耗类型企业,对国有企业出口国内附加值率影响并不显著,对混合贸易类型企业出口国内附加值率的正向作用要远远大于加工贸易企业与一般贸易企业。影响机制检验表明,产业协同集聚会通过提升成本加成率和促进企业研发创新的方式提高制造业企业出口国内附加值率。研究还发现,法制环境和电子商务应用强化了产业协同集聚对制造业企业出口国内附加值率的正向影响。     

中间品贸易自由化、全球价值链与出口国内增加值率

文章通过构建考虑中间品进口关税和企业出口国内增加值率的理论模型,从理论层面分析了中间品贸易自由化促进我国企业出口国内增加值率提升的内在机理。进一步地,文章将2001年中国加入WTO作为准自然实验,采用双重差分法分析发现中间品贸易自由化能够显著促进我国企业出口国内增加值率。此外,研究发现中间品贸易自由化对企业DVAR的影响主要是通过嵌入全球价值链更为上游环节所实现的。异质性分析表明,中间品贸易自由化对东部地区、市场化程度较高地区企业出口国内增加值率的促进效应更为显著。文章为通过进一步拓展对外开放领域以及积极参与全球价值链来提高我国的贸易收益提供了经验证据。     

新型数字基础设施是否有助于促进制造业出口国内附加值率的提升?——机理分析与效应检验

本文基于中国工业企业数据库和海关贸易数据库,分析新型数字基础设施对制造业企业出口国内附加值率(DVAR)的影响及作用机理。研究发现：新型数字基础设施对制造业企业出口国内附加值率的提升具有显著的促进作用,特别是对技术密集型行业提升效果最大。机制检验表明新型基础设施对国内中间品投入的影响具有显著的“替代效应”,对出口企业成本的降低具有显著的“成本效应”,并且随着这两种效应的推进,其对制造业出口国内附加值率的提升作用增强。异质性检验表明,新型数字基础设施对经济发达地区、加工贸易以及外资企业和民营企业的出口国内附加值率促进效果更好,其中就贸易发展方式而言,有助于推动低附加值的加工贸易向高附加值的一般贸易转变。本文基于微观企业视角,考察了新型数字基础设施与制造业企业对接发展的作用结果,为新型数字基础设施建设布局发展及推动中国制造业实现出口升级的路径探索提供理论和经验参考。     

异质性企业、中间品贸易自由化与出口国内附加值

本文利用中国企业层面的微观数据,通过构建一个同时包含企业异质性、进口中间投入和出口国内附加值率(DVAR)的理论模型,分析中间投入品贸易自由化影响企业出口国内附加值率的作用机理,通过测度企业层面的中间品投入关税和DVAR考察中间品贸易自由化对中国企业DVAR的影响。在考虑了相关的内生性问题后,实证结果表明中间投入品的贸易自由化有利于中国企业DVAR的提高,中间品贸易自由化对不同地区、不同所有制类型企业DVAR的影响并不一样。本文结论为从企业出口国内附加值角度重新认识中间品贸易自由化提供了新的视角。     

中间品贸易自由化与制造业企业福利损失：基于有效市场势力的视角

鉴于中间品市场势力会对社会福利损失产生成倍放大效应,本文从中间品贸易自由化视角,基于有效市场势力探究中间品关税减让对制造业企业福利损失的影响。研究发现：中间品贸易自由化显著降低了制造业企业的福利损失,由于存在寡头之间相互牵制、小企业“渔翁得利”的博弈情形,抑制作用随着市场份额的降低而增大。机制检验表明：中间品贸易自由化通过推动市场发育度、缓解要素扭曲两个渠道加强技术竞争效应和成本节约效应来降低福利损失。此外,本文还发现中间品贸易自由化对高垄断力企业的福利损失抑制作用大于低垄断力企业,对非高技术行业和资本密集型企业的影响显著,但对高技术行业和劳动密集型行业的影响不显著。因此,应当基于市场结构和市场势力双重视角考察福利损失,市场竞争具有重要性,中间品贸易自由化对推动市场发育度和提升资源配置效率起到关键作用。     

国内价值链、全国统一大市场与企业出口产品质量

文章在构建延伸国内价值链对企业出口产品质量影响的理论模型基础上，采用2000～2013年中国海关贸易数据库和中国工业企业数据库的匹配数据，从微观企业层面实证检验了延伸国内价值链对企业出口产品质量的影响以及全国统一大市场的调节效应。研究结果表明：延伸国内价值链能够显著促进企业出口产品质量提升。影响机制结果显示，国内价值链培育能够通过提高固定成本投入效率和生产率两个渠道促进企业出口产品质量升级。异质性分析结果显示，延伸国内价值链对东部地区企业、低融资约束企业和低产品质量企业的出口产品质量有更强的促进作用。扩展性分析的结果表明，全国统一大市场能够增强延伸国内价值链对企业出口产品质量的促进效应。因此，延伸和发展国内价值链，加快全国统一大市场形成有助于促进企业出口产品质量提高，是中国制造业摆脱“大”而不“强”困局的关键。     

银行业结构性竞争、统一大市场建设与制造业出口质量

银行业改革及统一大市场建设,对建设制造强国及贸易强国具有重要影响。文章利用2000—2013年中国工业企业数据库、海关贸易数据库与银行分支机构数据,实证检验银行业结构性竞争对制造业出口质量的影响及其机制,并考察统一大市场建设的调节作用。研究发现：银行业结构性竞争对制造业出口质量具有显著的促进作用;缓解融资约束、促进技术创新与增加中间品进口是银行业结构性竞争促进制造业出口质量升级的主要机制;统一大市场建设强化了银行业结构性竞争对制造业出口质量的促进效应。     

市场可达性、中间品替代与企业出口国内附加值率

在建设高效充分的全国统一大市场背景下,本文利用中国工业企业数据库和中国海关数据库,基于要素自由流动与优化配置的视角,探讨了交通基础设施建设提高市场可达性对企业出口国内附加值率的影响与作用机制。研究结果表明：市场可达性的提升加剧了国内中间品市场的竞争激烈程度,降低了国内中间品的相对价格,由此产生的中间品替代效应促进了企业出口国内附加值率的提升;市场可达性对企业出口国内附加值率的边际作用效果,随着企业上游度、中间品单位价值重量、市场势力等的不同而存在显著差异;动态分解显示,市场可达性的提升有利于促进企业贸易方式的转变,吸引一般贸易企业的进入,进而驱动城市层面出口国内附加值率的攀升。本文的研究表明通过建设全国统一大市场推动企业中间品投入的“国产化”替代,可以有效降低对国际要素市场的依赖,增强企业的国际竞争优势。     

贸易便利化对企业出口国内附加值率的影响——来自中国制造业企业的证据

在构建贸易便利化影响企业附加值贸易的理论框架基础上，文章采用中国制造业企业微观数据，实证检验了贸易便利化对企业出口国内附加值率（DVAR）的影响及其作用机制。研究发现：无论是采用贸易便利化综合指数，还是贸易便利化分领域指标，推进贸易便利化会显著提高企业出口DVAR。同时，相对于中西部企业、中低技术行业企业和本土企业而言，贸易便利化对东部企业、高技术行业企业和外资企业出口DVAR的促进作用更大。进一步机制检验发现，贸易便利化的相对价格渠道降低了企业出口DVAR，但通过成本加成渠道提高了企业出口DVAR，贸易便利化总体上对企业出口DVAR的净效应为正。上述结论意味着，推进贸易便利化改革对于提高企业出口DVAR和出口竞争力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     

贸易自由化与服务业劳动力配置扭曲

服务业作为国民经济的半壁江山，是吸纳就业的主要力量，纠正服务业劳动力配置扭曲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本文运用中国2003—2019年279个地级市数据，理论和实证分析了服务贸易自由化、中间品贸易自由化及最终品贸易自由化对服务业劳动力配置扭曲的影响。研究发现：作为直接影响机制，服务贸易自由化和中间品贸易自由化显著改善了服务业劳动力配置扭曲，最终品贸易自由化对改善劳动力配置扭曲没有显著效果；服务贸易自由化和中间品贸易自由化主要通过高技术产业集聚和创新两种间接机制纠正服务业劳动力配置，而最终品贸易自由化并未通过间接机制产生积极作用；从异质性分析来看，生产性与生活性服务业分别存在劳动力配置不足与过度的情况，服务贸易自由化能够显著改善两类服务业的劳动力配置扭曲。     

GVC参与度对中国制造业出口国内附加值的影响研究

基于贸易增加值核算框架,使用2000年~2014年中国18个制造业的样本数据,应用广义最小二乘法实证检验了GVC参与度对出口国内附加值的影响效果。结果显示:参与GVC程度的加深会带动出口国内附加值的增长,进口中间品会降低出口国内附加值,但GVC参与度提高所引起的出口国内附加值增长幅度大于进口中间品所引起的下降幅度,出口国内附加值与GVC地位存在U型关系,行业生产效率的提升、产品国际竞争力的增强和加入WTO都显著提高了出口国内附加值,改变出口国内附加值的测度方法后,上述结果依然稳健。将制造业分为高、中级技术类别,高技术制造业有更强的附加值获取能力,中级技术制造业更多依赖高密集度的劳动投入分享附加值。     

贸易便利化、中间品进口与企业出口增加值

本文将中国工业企业数据库和中国海关贸易数据库相匹配,采用双受限Tobit模型检验了贸易便利化如何通过中间品进口提升企业出口增加值。研究发现,贸易便利化对企业出口增加值存在显著的正向促进作用,其机制主要是通过中间品进口种类增加产生的技术溢出效应、中间品进口成本下降产生的成本节约效应、上游中间品进口产生的竞争效应等实现的。进一步研究发现,贸易便利化对企业出口增加值的影响存在异质性,表现为非国有企业、一般贸易企业和资本密集型企业受到的影响更大。本文认为,应该加强基础设施建设,营造良好的制度环境,积极推进贸易便利化,扩大进口中间品种类,降低进口中间品价格,抑制上游中间品企业垄断,从而提高企业出口增加值,实现开放型经济高质量发展。     

全球价值链和出口的国内技术复杂度——基于中国制造业行业数据的实证检验

本文利用投入产出表将出口品中包含的进口中间品的直接贡献和间接贡献剔除,构建了出口的国内技术复杂度指数,有效地将一国国内创造的技术含量从整个产品的技术含量中分离出来。接着,利用1998-2011年中国16个工业行业的面板数据实证检验了参与全球价值链对制造业出口的国内技术复杂度的影响。研究结果表明:中国制造业参与全球价值链并没有提高国内技术复杂度,但是研发投入和良好的商业及制度环境会在全球价值链对国内技术复杂度的偏效应中产生正向作用;对国外附加值区分来源国进行分组的实证结果表明,来自东亚3国和地区的国外附加值率对国内技术复杂度的影响显著为负,而来自美国的国外附加值率对国内生产技术水平的提升有正向影响。     

中间品技术溢出与制造业全球价值链地位攀升——双循环下的理论与经验分析

在经典的“逆Abernathy-Utterback模型”框架下,本文基于1995—2018年OECD-ICIO和STAN数据,探讨国内外中间品技术溢出对中国制造业全球价值链地位的影响程度、作用机制及差异化效果的原因。研究结果表明:(1)整体上,国内外中间品技术溢出均能促进制造业全球价值链地位攀升,且国内中间品技术溢出的促进作用更大,该结论在稳健性检验后依然成立。(2)异质性分析发现,金融危机后,国内中间品技术溢出对制造业全球价值链地位攀升的影响程度上升,国外中间品技术溢出的影响程度下降;与除美国以外的国家、CPTPP成员以及RCEP成员进行中间品贸易,更有利于中国制造业全球价值链地位攀升;与低技术行业相比,国内中间品技术溢出对高技术行业的影响更大,与竞争型行业相比,国内及国外中间品技术溢出对管制型行业的边际影响均较小;与国内及国外前向中间品技术溢出相比,国内及国外后向中间品技术溢出对制造业全球价值链地位的边际影响更大。(3)进一步对战略隔绝理论的验证显示,中国在赶超过程中相对国际地位提升,使得国内中间品技术溢出日趋领先于国外中间品技术溢出,从而国内中间品技术溢出对制造业全球价值链地位攀...     

中间品贸易自由化、不完全竞争与劳动收入份额

基于中国工业企业数据库和关税数据,通过“倍差法”实证分析了中间品贸易自由化对我国制造业企业劳动收入份额的影响。研究发现,中间品贸易自由化显著提高了制造业企业的劳动收入份额;异质性分析表明中间品贸易自由化对劳动收入份额的影响主要是由非加工贸易企业驱动,并不影响加工贸易企业的劳动收入份额,且对劳动密集型企业的影响大于非劳动密集型企业,中间品贸易自由化显著提高了企业的技能劳动收入份额和议价劳动收入份额。     

中间品贸易自由化、融资约束与贸易方式转型

本文将贸易方式选择和融资约束纳入异质性企业贸易模型中,分析中间品贸易自由化、融资约束对企业贸易方式选择的影响,并利用2000-2006年中国工业企业数据库和海关数据库,以中国加入WTO作为一个准自然实验,运用倍差估计法对理论假说进行验证。结果显示:中间品贸易自由化会引导企业选择一般贸易的出口方式,并且企业的外部融资依赖度越高,中间品贸易自由化的贸易方式选择效应越明显。从多个角度进行稳健性检验以后,这一结论依然成立。上述研究表明,进一步推行贸易自由化,对于转变中国的贸易发展方式、提升中国在全球价值链分工中的地位具有重要意义。     

全球价值链嵌入波动与出口加成率提升

本文探究了中国制造业企业嵌入全球价值链对成本加成率的现实影响及影响机制。研究发现：整体上，嵌入全球价值链程度加深对制造业企业成本加成率提升具有显著抑制作用，经过分样本检验发现，嵌入全球价值链程度加深对内资企业成本加成率的负向影响较外资企业更大；对一般贸易企业有显著正向影响，对来料加工企业具有显著负向影响；对高技术企业有显著正向影响，对中低技术企业有显著负向影响。本文还发现生产率、劳动要素价格、中间品要素价格是影响企业成本加成率的重要中介要素。对全球价值链嵌入影响出口加成率的现实应客观认知，尤其在中美贸易摩擦、新冠肺炎疫情、俄乌冲突等事件影响下，中国制造业全球价值链嵌入深度存在极大波动风险，宜实施“稳中求进”策略。     

进口中间品、进口资本品与企业出口复杂度

本文利用迭代法测算了企业出口复杂度,并考察了资本品和中间品等不同类型进口产品对企业出口复杂度的差异性影响。结果表明:进口资本品可以提升中国企业出口复杂度,而进口中间品则抑制其出口复杂度;进口中间品对外资企业出口复杂度的抑制程度要强于本土企业,这印证了加工贸易低端锁定效应的存在;进口中间品提升了高技术制造业和一般贸易企业的出口复杂度,抑制非高技术制造业和加工贸易企业的出口复杂度;进口资本品只显著提升了本土企业、高技术制造业以及一般贸易企业的出口复杂度;在影响机制检验中,进口中间品对企业出口复杂度的抑制作用主要是由企业研发投入被抑制、研发部门人力资本被挤出而引致的。     

生产性服务进口与制造业全球价值链升级模式——影响机制与调节效应

本文首先分析生产性服务进口对制造业在全球价值链中产品升级和功能升级影响的机制,并考察了贸易自由化在生产性服务进口影响制造业企业功能升级中的调节效应。之后实证检验生产性服务进口对中国制造业产品升级和功能升级的影响机制,并区分不同类型生产性服务进口的影响差异,最后建立门槛模型考察贸易自由化在其中的调节效应。研究发现:第一,生产性服务进口促进了中国制造业企业在全球价值链中的产品升级。第二,由于生产性服务进口的成本增加效应大于技术创新效应,生产性服务进口抑制了我国制造业企业在全球价值链中的功能升级。第三,不同类型生产性服务进口贸易对制造业企业在全球价值链中升级模式的影响存在明显差异。第四,贸易自由化在生产性服务进口影响制造业企业功能升级中发挥着重要作用,具有显著的贸易自由化门槛效应。     

政府补贴与企业出口国内附加值率:事实与影响机制

基于2000—2007年中国企业层面的微观数据,测算出企业出口国内附加值率(DVAR),进而深入考察了政府补贴对中国企业出口国内附加值率的影响及其作用机制。研究结果发现,政府补贴显著促进了中国企业出口国内附加值率的提高,对不同类型企业出口国内附加值率的正向影响效应存在显著的异质性特征。进一步基于中介效应模型进行影响机制分析表明,政府补贴通过"中间品配置效应"提升了中国企业出口国内附加值率,但又通过"成本加成效应"抑制了中国企业出口国内附加值率的提高。由于"中间品配置效应"要大于"成本加成效应",因而政府补贴会促进中国企业出口国内附加值率的提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