FDI推动中国城镇化了吗——基于金融发展视角的门槛效应检验

在自身资本和技术水平一定的情况下,FDI的大量流入及外溢效应影响着我国城镇化进程,而金融发展水平是FDI流入和外溢效应产生的重要条件。在不同的金融发展水平下FDI对城镇化的作用是否存在差异?文章以金融发展水平为门槛,利用1985-2014年省际面板数据构建门槛模型检验发现,FDI对城镇化存在明显的三门槛效应,在低金融门槛值(1.584)以下和高金融门槛值(2.4878)以上,FDI对城镇化有一定的阻碍作用;当金融发展水平处在低门槛值以上、中门槛值(2.457)以下时,FDI对城镇化有显著推动作用;当金融发展水平处于中门槛值和高门槛值之间时,FDI对城镇化仍然有推动作用,但作用强度下降。随着金融发展水平跨越不同的门槛值,FDI对城镇化的影响整体上呈现卧倒的"S"型路径,东中西各地区位于卧倒"S"的不同区间,因而不同区域应在改善金融环境的基础上采取有针对性的引资政策以推动城镇化。     

人力资本与FDI技术溢出的门槛效应研究

本文采用面板门槛模型,对中国人力资本与FDI技术溢出的门槛效应进行了研究.实证结果表明:人力资本对FDI技术溢出的影响表现出鲜明的门槛特征,人力资本存量水平、高等教育人力资本、中等教育人力资本对FDI技术溢出存在显著的正门槛效应,而初等教育人力资本对FDI技术溢出则呈现出负门槛效应.同时,本文发现人力资本存量水平处在高体制的省份,其各层次人力资本也都处于FDI技术溢出效应较大的体制中.     

外商直接投资对江苏城镇化的影响

伴随经济全球化的飞速发展和我国城镇化战略的推进,中国工业化、城镇化脚步也日益加快。本文以江苏省的数据为样本就FDI流入对城镇化的影响进行了研究。研究表明,FDI的流入对江苏省的城镇化进程有推动作用;一方面,FDI通过推动江苏省经济增长促进了城镇化的发展;另一方面,FDI通过推动江苏省的工业化和就业来推动江苏省的城镇化。     

Are There Threshold Effects of FDI on Environment？ --Evidence from 220 Cites in China

基于2003—2009年中国220个城市的数据,利用门槛面板回归方法,从收入门槛和人力资本门槛两个角度,本文检验了FDI对环境影响的门槛效应。结果表明,FDI对中国环境的影响存在显著的门槛效应。收入门槛的检验表明,在高收入和低收入阶段,FDI对环境产生了较为显著的正面影响,而中等收入阶段,FDI则带来了环境质量的恶化;人力资本门槛的检验表明,在高人力资本阶段,FDI能够显著地降低环境污染,低人力资本阶段则相反。受到大部分城市收入和人力资本水平限制,FDI将给中国带来较大的环境压力。因此,加快地方经济发展,提升人力资本水平,促进产业结构升级,转变经济增长方式是应对外资环境挑战的主要举措。     

FDI对环境的影响存在门槛效应吗——基于中国220个城市的检验

基于2003-2009年中国220个城市的数据,利用门槛面板回归方法,从收入门槛和人力资本门槛两个角度,本文检验了FDI对环境影响的门槛效应。结果表明,FDI对中国环境的影响存在显著的门槛效应。收入门槛的检验表明,在高收入和低收入阶段,FDI对环境产生了较为显著的正面影响,而中等收入阶段,FDI则带来了环境质量的恶化;人力资本门槛的检验表明,在高人力资本阶段,FDI能够显著地降低环境污染,低人力资本阶段则相反。受到大部分城市收入和人力资本水平限制,FDI将给中国带来较大的环境压力。因此,加快地方经济发展,提升人力资本水平,促进产业结构升级,转变经济增长方式是应对外资环境挑战的主要举措。     

金融发展对FDI溢出效应的影响——基于人力资本流动视角的分析

本文通过构建两阶段的两部门开放经济模型,考察了基于人力资本流动途径的FDI溢出效应的作用原理,进而研究了该过程中金融发展的作用机制。理论研究表明,FDI能够降低东道国人员自主创业所需的企业家才能门槛值,实现基于人力资本流动途径的FDI技术外溢;金融发展效率提高能扩大"FDI对企业家才能临界值的边际降低值",通过促进东道国自主创业推动国内经济增长。基于1985-2009年全国时间序列和省际面板数据的实证结果表明,FDI对我国经济增长具有明显的资本积累效应;受金融发展程度所限,现阶段我国FDI技术溢出和人力资本外溢拉动国内经济的效应尚不显著。     

基于人力资本的FDI与经济增长关系:省际面板数据研究

本文根据1987-2004年我国29个省份的统计数据,建立Panel-Data模型,在考虑FDI与经济增长的内生性的基础上运用固定效应和随机效应分析方法,研究了外商直接投资对我国经济增长的影响。实证结果表明：FDI本身并未给经济增长带来益处,它需要与人力资本相结合,才能促进经济的增长。1987-2004年间与FDI相结合的是具有中等教育水平的人力资本,但是随着FDI产业结构的调整,近年来FDI与人力资本相结合的层次开始发生改变,具有高等教育水平的人力资本对于FDI技术外溢效应的发挥开始起促进作用,但是由于调整有一定的时滞,这种正向的作用还不显著。     

FDI、环境规制与中国工业绿色全要素生产率增长——基于Luenberger指数的实证研究

本文运用SBM方向性距离函数与Luenberger生产率指数,在考虑能源消耗和非期望产出的情况下,测算了2000-2012年中国30个省份的工业绿色全要素生产率(GTFP)及其来源分解,并进一步实证检验了环境规制、FDI及两者的交互项对GTFP的影响。结果表明:我国工业GTFP年均增长3.04%,其中技术进步是其增长的主要来源;环境规制显著促进了GTFP增长,从生产率的视角验证了"波特假说"的成立;FDI虽未能对中国GTFP产生显著的直接影响,但FDI可驱使中国加强环境规制水平,而严格的环境规制又能有效提高外资进入的环境门槛,对FDI起到"筛选"作用,因此两者的良性互动是GTFP增长的重要影响因素。     

基于VAR模型对中国经济增长因数的实证分析

新经济增长理论的“内生增长”理论提出了技术对经济增长的重要性,作为发展中国家的中国,获得外部技术来源是在当前产品生命周期日益缩短的形势下发展经济的捷径,而FDI正是外部技术来源的最好的载体。本文在理论综述的基础上,针对国内外学者对FDI研究的新思路即FDI技术溢出的“门槛效应”,通过VAR模型基于Johansen协整分析、格兰杰因果检验、向量误差修正模型和方差分解的方法对中国的国内生产总值GDP、未与人力资本结合的FDI的技术溢出FG和与人力资本结合的FDI的技术溢出HG的对数的关系进行了实证研究,来分析与人力资本结合的FDI的技术溢出和未与人力资本结合的FDI的技术溢出对经济增长的作用,并针对实证分析的结果提出了相应的对策建议。     

金融市场发展对中国FDI技术溢出效应的影响及其门槛效应检验

金融发展水平对提高技术吸收能力至关重要,并对FDI技术溢出效应的实现产生重要影响。利用中国1983—2007年的时间序列数据,从金融发展水平与FDI技术溢出效应间的线性和非线性关联假设出发,研究金融发展水平对FDI技术溢出效应的影响。研究结果发现:FDI确实对中国的技术进步有明显的积极作用,并存在显著的技术溢出效应,而FDI技术溢出存在显著的金融发展"门槛效应"。     

“双循环”背景下中国双向FDI与绿色创新效率——基于市场化水平的调节分析

随着“双循环”新发展格局的建立和“引进来”与“走出去”战略的逐步实施，中国双向FDI对绿色发展发挥着重要作用。基于中国30个省份2013-2018年的面板数据，本文利用三阶段DEA模型测度绿色创新效率，考察中国FDI、OFDI与绿色创新效率的市场化水平门槛效应。研究结果表明：考察期内我国绿色创新效率显著提升但发展不均衡，中西部地区的绿色创新效率较为接近，与东部地区相差较大；中国FDI、OFDI与绿色创新效率之间存在显著的市场化水平双重门槛，随着市场化水平提升，FDI对绿色创新效率的影响系数呈下降趋势并且由正转负，OFDI对绿色创新效率的影响系数呈上升趋势并且由负转正，均存在显著的门槛效应特征。     

生产性服务业FDI空间集聚的经济增长效应——基于省级面板数据的空间计量分析

利用我国24个省市2004—2011年的数据,借助空间计量方法对生产性服务业FDI空间集聚的经济增长效应进行实证分析。从全局Moran’s I指数分析来看,生产性服务业FDI和经济增长均具有较强的空间相关性并呈现空间集聚的特征,某个地区与邻近地区生产性服务业FDI和经济增长的水平有关。从空间滞后模型分析看,生产性服务业FDI对经济的促进作用总体上小于经济开放度对经济增长的促进作用,但是经济开放度对经济增长的作用有弱化的趋势,而生产性服务业FDI对经济增长的促进作用在不断提升。     

珠三角金融发展水平、FDI溢出效应与经济增长的关系探讨

外商直接投资对一国(地区)经济增长的推动作用受到金融发展水平的制约。本文从区域金融发展水平、FDI溢出效应与经济增长的传导机制出发探讨三者之间的关联。选取2000-2012年珠三角九个城市的面板数据进行分析,得出珠三角金融市场发展规模对FDI溢出效应起到促进作用,金融市场效率起到抑制作用,FDI总量以及由金融发展所决定的FDI溢出效应促进经济增长但不显著。     

就业在FDI与经济增长之间的中介效应研究——基于四川省经济数据的实证分析

伴随着经济全球化的进程,外商直接投资(FDI)已成为世界经济领域的热门话题,对经济发展起着不容忽视的推动作用。随着我国加入WTO以及改革开放的不断深入,FDI在经济发展进程中也扮演着愈加重要的角色。由此可见,就业、FDI与经济增长三者存在着一定程度的联系,同时就业在FDI与经济增长二者间极有可能起着某种重要的纽带作用。基于此,探究就业在FDI及经济增长间的中介效应,具有极大的现实意义。     

河北省外商直接投资与经济增长模式的关系研究

目前,我国经济增长模式面临着产业结构不合理、技术创新能力不足、整体竞争能力低下、生态环境矛盾突出等问题,急需转变经济增长模式。随着国家对外开放水平的提高,FDI对于促进经济增长发挥着日益重要的影响。但是,已有文献主要探究FDI与经济增长速度之间的关系,而对于FDI与经济增长模式之间的关系却很少涉及。本文以河北省作为研究对象,研究河北省利用FDI情况和找出河北省FDI与经济增长模式之间的关系,并根据实证结果提出相应的政策建议,以更好地利用FDI促进经济增长模式优化升级。     

北京市FDI经济效应研究

随着经济外向程度的日益提高,我国吸引外商直接投资（FDI）的规模呈增长之势。通过选取北京市为研究对象,从FDI与国内资本比较的角度,就FDI对北京市资本效应、经济增长、技术进步三个方面的作用进行实证分析,结果表明,北京地区FDI对国内资本有明显的资本效应,对经济增长的贡献不明显,在促进技术进步方面的作用不如私人资本。     

外资区域转移与地区城镇化发展的相互关系——基于江苏省主要城市的实证研究

作为发展中大国,外资将在相当长时间内对我国包括城镇化发展在内的经济生活产生重要影响。本文根据外资大省江苏省特有的苏南、苏中、苏北经济发展水平悬殊的特征,以苏南苏中苏北的13个主要城市为研究对象,探讨外资区域转移、集聚和城镇化的相互关系,通过对不同层次地区城镇化增长中水平贡献和迁移贡献的分解从理论和实证的角度探讨FDI与城镇化相互作用的机理及地区差异。研究结果表明,江苏省内部存在外资区域转移的现象,FDI与江苏省城镇化发展存在良性互动关系,苏南、苏中、苏北外商投资与城镇化的相互关系存在差异,外资促进了江苏省城镇化的发展。     

技术投入、对外开放程度与“资源诅咒”:从中国省际面板数据看贸易条件

本文基于1997-2012年中国各省级面板数据,借鉴门槛回归模型揭示了技术投入和对外开放水平与"资源诅咒"现象之间的作用机理,检测了是否存在门槛效应,同时对门槛效应的影响进行了评估。得出以下结论:技术投入和对外开放水平对"资源诅咒"现象具有门槛效应,当技术投入和对外开放水平分别高于其门槛值0.0176和1.1653时,可以有效地改善资源和经济增长的关系,促进地区经济的发展;丰裕的自然资源不会阻碍地区经济的发展,地区经济产生"资源诅咒"的关键是资源依赖度;自然资源部门劳动密集型和低技术含量的特征使得技术投入和对外开放水平的程度是自然资源阻碍中国经济增长的主要影响因素。     

双重环境规制对不同进入动机FDI的影响效应研究

本文构建环境规制综合指数,考察了环境规制对于FDI的影响效应。全国样本数据检验显示:正式和非正式的环境规制对垂直型FDI呈现负效应,对于水平型FDI影响不显著。门槛效应方面,只有正式环境规制对于垂直型FDI存在显著的单门槛效应,说明正式环境规制与垂直型FDI存在非线性关系,随着环境规制强度的增强,对于垂直型FDI的抑制作用上升。     

FDI对农村剩余劳动力转移存在门槛效应吗

理论机制分析发现,在中国这样具有明显大国转型特征的经济体中,FDI通过支付工资溢价和提供更多就业机会等渠道对农村剩余劳动力转移产生至关重要的影响。同时,本文借鉴以门槛回归技术为代表的非线性计量经济学理论,采用中国1998-2011年的省际面板数据构建"门槛效应"面板模型,对FDI影响农村剩余劳动力转移的门槛效应进行实证研究。研究结论表明,FDI对农村剩余劳动力转移的影响显著存在于实际外商直接投资存量和城乡实际收入差距的"双门槛效应",FDI与农村剩余劳动力转移之间存在显著的非线性关系。而且,随着门槛值的不断增加,FDI对农村剩余劳动力转移的正向影响效应均呈现逐渐递减的趋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