冷战时期美韩同盟的发展历程

在冷战时期，美韩两国之间的合作是从各自的国家利益出发的，互相合作，对付共同面临的共产主义威胁，从而产生了美韩同盟。在此前提之下，美国主要追求的是自己权力的最大化，他通过美韩同盟成功地遏制了朝鲜及朝鲜半岛的周边大国，形成了海洋力量对大陆力量的相对优势；韩国则主要借助美韩同盟达到了以较小的代价实现了自己的安全与发展的目标。但在美韩同盟中由于利益和目标不同也存在一定的冲突，并且随着韩国经济迅速发展，两国的矛盾和冲突便日益加深。本文将从国家间的合作与冲突这一方面的国际理论来阐述冷战时期美韩同盟的发展历程。     

盟主国声誉、安全依赖与冲突爆发

盟主国声誉的作用是联盟研究关注的重要议题，然而盟主国的声誉究竟会提升其盟国挑起冲突的可能性还是会降低这类冲突风险，目前尚无定论。针对该问题，作者提出安全依赖对盟主国声誉的调节作用理论。如果盟国对盟主国的安全依赖程度较低，盟主国的声誉主要发挥纵容效应：盟主国的声誉越好，盟国对于获得盟主国支持的预期越高，其挑起冲突的可能性也越高。如果盟国对盟主国的安全依赖程度较高，盟主国声誉越好，自身被牵连的风险就越高。此时盟主国会对盟国采取约束措施，盟主国声誉主要发挥约束效应：盟主国的声誉越好，盟国挑起冲突的可能性越低。该理论还表明，声誉对不同烈度的冲突会产生不同影响：对于“威胁使用武力”和“展示武力”这类烈度较低的冲突，无论盟国对盟主国的安全依赖程度如何，盟主国的声誉始终对冲突爆发起纵容效应。而对于高烈度冲突，只有当盟国对盟主国的安全依赖较低时，盟主国的声誉才会起纵容效应；当盟国对盟主国的安全依赖程度较高时，盟主国的声誉主要发挥约束效应。作者基于1816—2000年的联盟与冲突数据应用logit模型分析了盟主国声誉、安全依赖程度和冲突爆发三者之间的关系，验证了安全依赖对盟主国声誉的调节作用，并针对交互...     

对冲中的摇摆:三边互动下的日本“印太战略”演进北大核心

日本“印太战略”作为一种对冲战略在近年出现了显著摇摆:从针对中国的制衡性举动,到一度表现出与中国合作的姿态,再到出现成为美国“印太战略”附从的趋向。在中国、美国、日本三边互动视野下分析日本“印太战略”的波动,有助于解释中美竞争背景下美国亚太盟国对冲战略摇摆的机理。除了既有研究所强调的体系与单元结构要素,美国亚太盟国在中美间所采取的对冲战略还受美国同盟管理策略与中国对外战略姿态这两个进程性变量的共同影响。美国的同盟管理策略影响其亚太盟国对美国的追随动力。是否涉及中国核心利益则决定中国对这些国家是以克制安抚还是坚决斗争为主,进而影响到它们配合美国制衡中国的强度。二者的组合促使美国亚太盟国的对冲战略在“促美制华”“联美制华”“随美制华”“左右摇摆”“左右为难”以及“对华接触”之间摇摆变化。对美国对日同盟政策、中国对日政策态势以及日本“印太战略”调整变化的追踪梳理验证了这一判断。美国亚太盟国对冲战略的摇摆轨迹由中美两国的策略选择所共同塑造,中国对此应坚持“两手对两手”的策略。     

风险、偏好与企业创新决策研究

1997—2006年10年间，许多企业依靠模仿性创新战略取得了成功，模仿性创新成功论热潮在全世界掀起。然而在2008年金融危机冲击下，模仿性创新企业纷纷陷入困境，自主性创新企业却迎来新的契机，自主性创新战略也由此被置于前所未有的高度。文章从企业决策的视角出发，把风险态度引入企业创新行为的研究中，深入剖析决策者的风险感知、风险偏好和企业动态能力对创新模式决策的作用机制，为企业创新行为研究引入了新的思路。     

基于前景理论的中国个体证券投资者非理性决策行为探析

当前散户在股市轮盘中入入出出，不能认识自己所在群体存在不可抗的行为非理性：当行动结果是受益时，行为人是风险规避者；而当行动结果是损失时，行为人是风险偏好者。前景理论的价值函数呈现S型，反映出投资者在盈利状态下倾向于先卖出证券，不愿意承担确定性风险，而在亏损状态下倾向于持有证券，更加倾向于承担不确定风险。笔者以行为经济学的前景理论为基础，结合行为博弈的研究成果，解释了散户行为的情绪性与决策的非理性，说明在当前中国证券市场上个体投资者和机构投资者所处的不同地位，从而分析个体投资者的投资行为。     

“次轴心”：日本在美国亚太安全布局中的角色转换北大核心CSSCISSCI

近年来,为了有效应对中国的迅速崛起,奥巴马政府开始着力推行"亚太再平衡"战略,并积极鼓励日本在亚太地缘安全事务中发挥更大的作用。在奥巴马政府的推动和日本多届政府的积极运作之下.多年来以美国为"单一轴心"的亚太安全格局呈现出一个日趋明显的变化,亦即逐渐向"美主日辅"的格局演变。首先,日本通过持续强化日美同盟关系。并借机促进自身军事力量的发展,使其在日美同盟中的"战略自主性"不断增强。其次。通过加强与美国其他亚太盟国的双边和三边安全互动,使得"美日+1"成为美国与其亚太盟国展开安全合作的重要机制和平台。最后,日本还主动出击,与亚太地区美国的"战略伙伴国家",如印度、印度尼西亚、越南等国展开了多种形式的战略安全协作。上述举措不仅使日本在日美同盟中的功能和地位得到提升。而且与一系列亚太重要国家之间的战略合作水平也稳步升级,进而在亚太传统的"轴辐安全结构"中开始发挥日益重要的连接、补充和协调作用。在地区安全体系中影响力也与日俱增,隐然成为仅次于美国的亚太地缘安全格局的"次轴心"。     

同盟信号、观众成本与中日、中菲海洋争端北大核心CSSCISSCI

在同盟理论中,不对称同盟与同盟困境等问题会影响同盟各方的选择。因此,为了判断美国及其盟友在面对中国崛起时的反应,作者应用三方不完全信息博弈中的信号博弈模型,分析中国、美国以及美国盟友的三方互动。在美国宣布"重返亚太"后,从美国的角度看,希望借助盟友的力量减缓中国崛起速度。而从美国盟国角度看,也希望借助中美矛盾从中渔利,因此美国盟友会猜测美国的真实动机究竟是坚定支持盟国的强硬行为还是仅仅利用盟国。此外,亚太各国是否采取强硬立场也部分取决于国内的观众成本,所以简单的经济外交或者外交谈判较难软化某些国家的立场。为了论证博弈模型,作者采用数据统计加以验证:根据历年来美国军售、各国在联合国分别对中国和美国的支持度、各国的观众成本、亚太各国与中国的双边关系、中国与各国的经贸往来等数据,构建了面板数据模型,回归结果能有力验证所提出的假设。随后,根据中日渔船相撞事件、安倍时期的钓鱼岛争端、中菲黄岩岛争端以及中菲南海仲裁案的案例分析验证了假设。随着美国"重返亚太",由于日本、美国等国的观众成本较高,在领土问题上若退让可能冒较大风险,其立场可能会趋于强硬,因此中国在崛起的过程中需要对危机加以管控。     

美国对华政策的两难选择:国防与经济

正美国对华政策面临两难选择。美苏冷战时期,在国防问题上,美国相当容易地在安全问题上采取了强硬的对苏政策。苏联是美国最大的战略对手,因此决策者的首要目标是牵制苏联势力和影响力的扩大。虽然在一些具体问题上会有不同的观点,但美国在西欧和东亚的主要盟国都欢迎美国的军事部署并追随美国。在冷战的大部分时期,经济因素并没有使得该战略变得复杂。美国和苏联的贸易往来极少,峰值出现在1979年两国关系改善时期,为45亿美元。该值在     

美国压力与盟国的对华经贸政策北大核心

在强化对华战略竞争的大背景下,美国会以各种手段阻挠其他国家尤其是美国盟国发展对华经贸关系。随之而来的一个问题是美国压力下美国盟国如何在对华经贸关系上做出选择。作者认为,除了美国的压力外,至少有四个因素会影响美国盟国在对华经贸关系上的选择:一是安全考虑,即对华经贸合作是否会带来严重的与不可控的安全风险;二是经济利益考虑,即对华合作能否产生可观的经济收益,或中国公司产品的性价比优于其他选项;三是国内政治因素,即一国国内尤其是政府(包括议会)中是否存在积极支持或反对对华合作的力量,执政者是否会从对华合作中获得政治收益或付出政治代价;四是与中国的双边关系状况,双边关系好则合作的偏好就强,反之则弱。研究表明,美国的压力并不能直接转化成美国盟国的决定,而是要同这四个因素相互作用,其结果可能是强化美国压力,盟国接受美国的要求;也可能是弱化美国压力,盟国拒绝美国的要求。从作用机理看,盟国的安全、经济和政治考虑是自变量,对华关系是干预变量,盟国在对华经贸问题上的决策是因变量。这些发现有助于在学理上更准确把握美国盟国在涉华经贸关系上的行为逻辑,更好地理解中美战略竞争的复杂性和国际政治经济格局的深刻变化,也能够为在实践中处理好中美竞争中的第三方因素提供有益的启示。     

从“霸权稳定论”到“安全共同体”——东北亚安全合作架构新走向

冷战后美国为了维护在东北亚的利益,通过不断加强其同盟体系、介入地区安全事务以及发展与地区非同盟国的安全联系等方式,企求以“霸权稳定论”为理论基础,建立美国主导的地区政治安全秩序。但东北亚不断变化的地区安全态势,使这一架构日益显现出局限性及不确定性,为东北亚建立安全共同体提供了现实的可能和契机。“安全共同体”作为一种安全合作新模式逐步被纳入东北亚各国的视野,能有效地弥补霸权稳定架构的缺陷,并在东北亚安全战略中发挥重要的作用和影响。     

币缘政治：世界格局的变化与未来北大核心CSSCISSCI

币缘是金融化时代影响国际体系运行的重要关系,币缘政治是国家在国际货币体系中维护自身利益的行为,是左右当代全球资源配置和利益分配的主要杠杆。币缘政治的核心是控制主导国际货币体系的权力。目前控制着全球币权的是美国金融资本,作为美国利益的主导者,它需要维持美元币缘圈的稳定,需要中国、日本和韩国等国净储蓄的持续流入。因此,美国在环太平洋地区需要保持可控的紧张,既要防止日、韩的离心倾向,巩固的美、日、韩之间的同盟关系,同时,又绝不能把中国驱向欧亚大陆的另一端。因为如果让中国与欧洲进行整合,就可能在欧亚大陆上形成巨大的非美元币缘圈,这无论是从地缘还是从币缘来说,都是美国真正的梦魇。而中国的目标很有限,就是维护雅尔塔体系中曾经允诺中国的那部分安全范围和作为一个制造业大国的利益。在未来世界格局的博弈中,中国要积极参与金融体系的改革,而不是推进取而代之的革命。这就是中国战略学者所说的"地区性守成"。     

贸易自由化、国内否决者与国际贸易体系的法律化——美国贸易政治的国际逻辑北大核心CSSCISSCI

作为一种特殊形式的制度化,国际法律化主要表现为国际制度在义务性和授权性上的进展。从这两个维度上看,世界贸易组织的建立显著增加了国际贸易体系的法律化程度。国际制度的进一步法律化不仅影响到国家间关系,而且具有重要的国内政治效应。如果国内否决者具有贸易保护的偏好,国家行为体在国内政治制度下将难以实现贸易自由化的目标。但是,国家行为体在国际合作的法律化进程中具有其他国内否决者难以获得的议程设定优势和信息优势。此外,国家行为体也可运用国际制度法律化所带来的社会影响和动员机会来克服其他否决者的阻碍。在美国贸易政治中,总统比国会具有更大的自由贸易倾向。当总统与国会在贸易政策上的偏好显著不同时,总统通过支持国际贸易体系的法律化来推动贸易自由化。世界贸易组织成立后,美国贸易政治的演变业已表明,国际制度的法律化降低了行政机构在国会压力下的脆弱性。在其他一些国家的国内贸易政治中,国际贸易体系的法律化也可以作为增强国家自主性的工具。     

经理管理防御的成就动机探析

采用经济人假设理论和心理学中成就动机模型对经理的管理防御动机进行分析发现：成就动机中避免失败的倾向使经理具有职位固守的动机,人性假设中的自利性使经理具有追求自身价值最大化的动机;经理同时具有追求成功和避免失败的成就动机倾向,在追求成功倾向较强的情况下经理会以企业价值最大化为目标进行经营决策,在避免失败倾向较强的情况下经理会出现以职位固守和自身价值最大化为目标的管理防御行为;经理主观认为的固守职位成功的可能性为0.5时经理的管理防御内在动机最强。     

中国崛起背景下的周边格局变化与战略调整

中美邻相时实力和利益关系的变化,导致东亚地区从互利、兼容的二元格局走向竞争、相斥的二元格局。中美互动关系从注重追求相对经济收益的正和博弈,逐渐向以权力竞争和相对国际影响力为目标的零和博弈转变,中国与周边关系演变为与美国及其联盟体系之间的战略互动关系。未来东亚秩序的走势取决于中美两国战略选择,及其与地区公共利益之间的互动关系。面对周边力量与利益格局的变化,主动塑造一个以我为主、具有自我扩展和深化能力的周边合作秩序,以获得与中国实力增长相称的影响力,是中国作为大国实现民族复兴的战略需要。中国周边战略正在向主动作为的大方向调整。在这一过程中,中国要努力构造以国家利益为核心、同时惠及周边的地区秩序,将共同发展、开放竞争和相互包容这三个核心理念融入到包括政治、安全、经济和社会文化领域在内的整套周边战略思路中。     

权力变迁、责任协调与中美关系的未来北大核心CSSCISSCI

权力转移理论认为崛起国与主导国的权力持平会导致相互冲突。根据这一理论主张,不少人认为中美关系在走上大国对抗的老路。应当承认,权力变迁确实会诱发主导国与崛起国的紧张局面。但是,解决公共问题的需要可以促成新旧权力之间的认可与协调。这是中美关系区别于历史上大国关系的一个显著特征。1945年以前是进攻现实主义主导的时代,由于权力工具能带来显著收益,且国际协调的空间较小,主导国和崛起国都倾向于采用竞争型战略,于是它们经常陷入对抗局面。1945年以后是防御现实主义主导的时代,竞争型战略不再是占优战略,随着协调型战略进入策略组合,"混合策略"成为行为体互动的策略。其结果是,尽管相互合作的最优局面不易出现,相互对抗的最差局面却是可以避免的。在经验层面,英美在美洲的早期竞争揭示出权力变迁导致关系紧张是一个必须正视的现实。但是,美国政策辩论中肆意放大中美关系对抗性的观点是值得警惕的。时代的发展和两国的利益都要求中美实现协调与合作。     

国际贸易摩擦发生的理论诠释

伴随着国际贸易的增长,各国之间的贸易摩擦比以往有了明显的增加,并出现了许多新的特点。无论何种摩擦形式,其基本的理论根源就在于国际贸易利益的存在及其各国对贸易利益最大化的追求。当一国为了追求本国的贸易利益最大化,采取"以邻为壑"的贸易保护政策措施,或者一国采取的措施有悖于国际贸易的趋势框架时,国际贸易的摩擦则不可避免。各国应尽可能减少国际贸易摩擦的发生,合理规避国际贸易摩擦的风险。     

变革的中国与人道主义干预北大核心CSSCISSCI

人道主义干预是冷战后国际政治的一个突出现象。中国对这一问题的反应有一些变化。作者从中国外交理念、人道主义干预规范和国家利益三个维度来解析这种变化。冷战结束以来,这三个维度的因素都发生着深刻的变化,它们在特定时空下的交错互构塑造了中国的行为逻辑,由此导致中国对人道主义危机的反应迥然不同。具体而言,当危机涉及中国核心或重大利益时,中国将捍卫自身利益,反对强制干预。如果不涉及核心或重大利益,中国将采取灵活的应对政策:在人道主义干预规范认可度高的阶段,中国倾向于遵循国际规范行事;在干预规范认可度低的阶段,倾向于从自身外交理念出发设定立场。中国外交理念从"韬光养晦"、"负责任大国"到"奋发有为"的转变,对其在人道主义危机中的行为方式和介入力度产生了直接影响。     

冷战后美国的拉美一体化战略--霸权利益的视角北大核心CSSCISSCI

冷战后的拉美地区一体化进程包括占主流地位、中间立场的南方共同市场、南美洲国家联盟、拉美及加勒比国家共同体,开放程度较高、立场偏右的太平洋联盟以及反美色彩浓厚的美洲玻利瓦尔联盟。从维护霸权利益的目的出发,冷战后美国除了直接参与跨地区的一体化进程外,对不同的拉美本地区一体化进程采取了不同的态度。美国力图建设美洲自由贸易区,将其作为美国霸权制度地位的基础之一,但是没有能够成功。美国还通过建设跨太平洋伙伴关系、签订双边贸易协定、利用拉美国家内部矛盾等手段,力图削弱拉美国家旨在联合独立的地区和次地区一体化进程。北美自由贸易区、双边自由贸易协定和跨太平洋伙伴关系的推动,都属于美国的跨地区一体化战略,削弱和分裂了拉美国家,加强了美国主导的地区制度体系以及全球制度体系,也有利于增强美国的实力地位;而美国对拉美本地区三种一体化进程分而治之的战略,打压了挑战美国霸权利益的力量,削弱了长期来看不利于美国霸权利益的进程,加强了有利于美国霸权利益的进程。     

论经济因素对乡镇领导班子执行力的影响——基于执行主体的层面

乡镇作为我国行政体系中最为基层的领导政权,处于政策执行的首要位置,这种特殊的地位决定了乡镇领导职能行为具有直接性、执行性和实践性的特征。但在当下,乡镇基层执行力问题已经成为制约我国政策目标有效实现的巨大障碍。作为乡镇执行力的主体,乡镇领导班子具有"经济人"追求利益的特征和倾向,因而有效利用乡镇领导班子这种倾向,采取一系列措施,主要包括建立相关的制度约束体系、利益激励机制、利益协调机制等来约束乡镇领导班子追逐不当利益,激发其执行力的动力。     

变革的中国与人道主义干预

人道主义干预是冷战后国际政治的一个突出现象。中国对这一问题的反应有一些变化。作者从中国外交理念、人道主义干预规范和国家利益三个维度来解析这种变化。冷战结束以来,这三个维度的因素都发生着深刻的变化,它们在特定时空下的交错互构塑造了中国的行为逻辑,由此导致中国对人道主义危机的反应迥然不同。具体而言,当危机涉及中国核心或重大利益时,中国将捍卫自身利益,反对强制干预。如果不涉及核心或重大利益,中国将采取灵活的应对政策:在人道主义干预规范认可度高的阶段,中国倾向于遵循国际规范行事;在干预规范认可度低的阶段,倾向于从自身外交理念出发设定立场。中国外交理念从"韬光养晦"、"负责任大国"到"奋发有为"的转变,对其在人道主义危机中的行为方式和介入力度产生了直接影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