引入非国有资本降低了国企的过度负债吗?

结合国企混合所有制改革与“去杠杆”制度背景,本文以2007～2021年沪深A股国有上市公司为研究对象,分别从股权制衡度和股权多样性维度,研究非国有资本的引入能否降低国企过度负债水平,进而为国企高杠杆的治理提供可能路径。结果发现：非国有资本的引入能够显著降低国企过度负债水平。具体表现为：随着混改过程中引入非国有股东种类的增加以及股权制衡度的提高,国企过度负债的可能性和程度降低。进一步区分中央和地方国企后发现：股权制衡度对国企过度负债的治理效应主要体现在地方国企中,在中央企业中表现并不显著。而股权多样性对过度负债的治理效应在中央和地方国企中均表现显著。在加入非国有股东参与治理变量后发现,非国有股东向国企委派高管能够显著降低国企过度负债水平。机制检验结果显示：非国有资本的引入显著提高了国企的债务融资成本,进而降低了国企的过度负债水平。研究结论拓展和丰富了混合所有制改革经济后果和资本结构影响因素方面的文献,同时也为通过深化混合所有制改革的方式落实国企去杠杆政策要求提供了具体路径。     

控股股东所有权结构、产权性质与高管薪酬决定的掏空效应

本文基于股东间代理问题视角,利用2007~2011年我国A股上市公司数据,实证考察了高管薪酬的过度支付是否会成为控股股东实现控制权私利的一种路径。研究发现:在地方国企中,高管薪酬水平与控股股东的现金流权显著负相关,与控股股东控制权与现金流权的两权分离度显著正相关,但这一结论在央企和民营企业中均不成立。这表明地方国企高管薪酬决定存在明显的掏空效应。本文的研究结论对于深化国企高管薪酬管理制度改革具有政策启示涵义。     

不同所有制企业的银行关联、政治关联对债务期限结构的影响

政治关联和银行关联作为非正式制度影响着信贷资源的配置,文章将二者的作用分别在民营企业和国有企业中进行探讨,发现银行关联能够显著减小民营企业的债务期限结构,地方政治关联能够显著增加民营企业的债务期限结构,而中央政治关联则对国有企业的债务期限结构具有显著的负面影响。     

地方政府官员政绩诉求、企业社会责任与投资效率

文章以2014—2019年沪深A股上市公司为研究样本,实证分析地方政府官员政绩诉求、企业社会责任与企业投资效率三者之间的关系。研究发现：地方政府官员基于经济方面和基于政治方面的政绩诉求会干预企业投资行为,导致企业非效率投资;企业社会责任在上述关系中具有调节作用,即企业积极履行社会责任时官员政绩诉求对企业非效率投资的影响有所减弱。进一步研究显示,民营企业中官员政绩诉求对企业非效率投资的影响更为显著。     

关于国有企业效率的研究综述

近年来,随着国有企业战略性调整的开展,针对新国企效率的讨论再度升温.对于新国企效率,不同的分析角度往往得出不同的结论.具体来看,以全要素生产率衡量的国有企业技术效率提升显著,但与其他所有制企业的横向比较的研究结果存在分歧;对于新国企的经营效率变化存在有效、无效、悖论三种观点,其成因分析主要从垄断、政府补助等因素展开;以资源配置效率衡量的资源配置有效性同样存在分歧,针对新国企的研究侧重横向比较和全局分析,“双重效率损失”与预算软约束是问题的焦点;综合效率评价考虑了国有企业的社会效率,一致认为国有企业的综合效率是有效的.     

经济政策不确定性、企业金融化与公司投资

文章基于经济政策不确定性视角,从当前实体经济“脱实向虚”这一趋势出发,探讨经济政策不确定性和金融化对企业投资的影响。已有学者研究指出,经济政策不确定性会抑制企业投资行为,但企业金融化对实体企业投资存在的促进和抑制的不同效应共同影响着企业投资。文章以2007—2018年我国上市公司数据为研究样本,运用Baker等人构建的经济政策不确定性指数,实证分析经济政策不确定性与企业金融化以及公司投资之间的关系。研究表明:经济政策不确定性越高,企业投资意愿越低,但企业金融化减缓了经济政策不确定性对企业投资行为的影响,即在经济政策不确定性下,企业金融化提升了企业投资意愿。进一步研究发现,相对于民营企业,经济政策不确定性下的企业金融化更显著地提升国有企业投资意愿;相对于地方国企,经济政策不确定性下的企业金融化更显著地提升中央国企投资意愿。在微观作用机制上,通过现金—现金流模型发现,在经济政策不确定性下,企业金融化一定程度上缓解企业融资约束是其影响企业投资水平的重要原因。文章丰富了企业投融资影响因素的研究文献,对于我国目前倡导的企业“脱虚向实”“扎根实业”,以及更好推动供给侧改革具有重要意义。     

党组织嵌入能否遏制国企高管自利行为?——来自中国国有上市公司的经验证据

党组织通过双向进入和交叉任职有机嵌入公司治理体系是中国国有企业的制度优势所在，也是国企治理现代化的关键要义。基于2010—2017年A股国有上市公司数据的分析表明：总体上看，党组织嵌入能够有效遏制国企高管自利行为，且嵌入程度越高治理效果越好，高质量审计可以强化党组织嵌入对高管自利行为的遏制效应。但在不同的治理情景下，不同党组织嵌入方式对不同高管自利行为的治理效果具有异质性：双向进入能够显著遏制国企高管的3种自利行为（攫取超额薪酬、拉大薪酬差距和增加超额在职消费），而交叉任职仅对国企高管攫取超额薪酬具有较好的治理效果；高质量审计可以强化党组织嵌入对国企高管谋取超额薪酬和超额在职消费的遏制作用，但未能有效强化党组织嵌入对薪酬差距扩大的治理功效；相对于中央企业和公益类国企，在地方国企和商业类国企中党组织嵌入对高管自利行为的治理效果更佳；分析师关注程度的提高和党组织新鲜血液的流入并未显著增强党组织嵌入对国企高管自利行为的遏制作用。应因企制宜有针对性地完善党组织嵌入国企治理体系的制度和机制，优化嵌入路径，加强党组织与其他治理主体的协同治理，不断提升党组织嵌入的治理效率和绩效，促进中国特色国有企业治理现代化。     

国企混改、政府补助与创新

基于中国深沪A股市场2003~2017年国企混改非平衡面板样本数据,采用固定效应回归分析政府补助与国企创新,以及国企混改对政府补助创新效应的影响。结果显示：政府补助能够促进国企创新,国企混改显著增强政府补助的创新效应。政府质量越高则政府补助的创新效应越好,国企混改对政府补助创新效应的提升作用越强。通过对《中央企业混合所有制改革操作指引》中"突出主业"的政策趋向的效果检验,结果表明,政府补助显著增加企业主业研发投入,国企混改不仅能够促进政府补助的主业研发投入,同时还可以抑制非主业研发投入。     

产业政策支持的微观共同富裕效应——来自企业内部分配的证据

基于企业内部薪酬差距视角，考察产业政策的微观共同富裕效应。研究发现，产业政策支持显著降低了企业内部薪酬差距。机制检验发现，产业政策支持可通过促进行业竞争、改善企业信息环境影响企业内部薪酬差距。异质性分析结果表明：相比于中央产业政策，地方产业政策支持对企业内部薪酬差距的治理作用更为显著，且当央地产业政策协调一致时最为显著；在民营企业、内部控制质量较高企业、所在地区法治环境较好企业中，产业政策支持对企业内部薪酬差距的治理作用更为显著。本文研究扩充了评价产业政策的理论视角，对共同富裕背景下产业政策的制定和完善也具有一定参考意义。     

腐败治理能改善国企高管双重激励的效率吗?——基于高官落马视角的实证研究

基于A股301家国有上市公司2010-2016年的平衡面板数据,检验了反腐败治理中高官落马如何改变国企高管显性货币薪酬与隐性超额在职消费对公司业绩的激励效率。结果表明,与央企的双重激励对公司业绩始终无明显影响不同,位于高官落马人数越多地区的地方国企,其超额在职消费对业绩的激励效率越高,但高管货币薪酬的激励效率却越低,且该现象突出体现在党的十八大后。这是因为地方国企高管在高官落马的震慑下更倾向于用显性激励替代隐性激励。进一步研究表明,在高官落马人数多的地区,地方国企的超额在职消费可通过提高投资效率最终实现业绩增长。文章结论表明,反腐败仅是提高国企隐性激励效率的治标之策,只有同时完善内部治理环境,方能从根本上提高国企高管整体激励效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