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明清金融革命及其货币商人"之六:明清货币商人的金融风险控制

明清货币商人的金融机构,对于金融风险控制已经有了清醒的认识.它们在制度设计和资金安排调度上,坚持了谨慎稳健的原则,努力避免经营中遭受损失,这是票号、钱庄、账局等金融机构的共同特点.其中票号资本雄厚,信用卓著,控制风险的制度也最为严密.晚清宁波商人等开设的钱庄发展很快,在一定程度上也吸收了票号的一些做法.     

“明清金融革命及其货币商人”之六：——明清货币商人的金融风险控髓

明清货币商人的金融机构,对于金融风险控制已经有了清醒的认识。它们在制度设计和资金安排调度上，坚持了谨慎稳健的原则,努力避免经营中遭受损失,这是票号,钱庄、账局等金融机构的共同特点。其中票号资本雄厚,信用卓著，控制风险的制度也最为严密。晚清宁波商人等开设的钱庄发展很快，在一定程度上也吸收了票号的一些做法。它们共同构成了中国早期金融业风险控制的特点。     

山西票号的资本组成及其人力资本核算

票号,又称"票庄"、"汇票庄"或"汇兑庄",因其起源于山西,且多为山西人开设,故又称之为"山西票号".票号问世之初,其经营以汇兑业务为主,其后随着经营实力的增大,存放款业务日益发达起来.清咸丰至光绪年间,是票号业务经营活动的繁荣时期,其运用的会计制度亦趋于完善,代表了我国古代商业会计的发展高峰.     

经商之道 首在得人——略谈山西大德通票号的用人之道

大德通是清代及其后闻名中外的山西票号之一。由山西祁县富商乔贵华之孙致庸为主投资创办。它的前身是乔家的大德兴茶庄,咸丰年间逐渐向票号转化,同治初年已变为专营汇兑和存放业务的金融组织,至光绪十年(1884年)正式更名为大德通票号,1940年改组为银行。它起初资本不过十万两白银,极盛时经营资本高达一千万两以上,分号在全国各大中城市至少不下二十多处。在山西各家票号中,大德通创办最晚,却是发展迅速和歇业最迟的一家。在半殖民地半封建的社会里,作为民族资本的大德通票号,外部环境极为不利,但其它票号纷纷倒闭而它却能够存留下来并获得了良好的经营效果,其中一个重要的原因,就是它在用人上的高明之处。     

胡雪岩:钱庄学徒起家的红顶商人

在晚清经济中,北方的金融机构叫“票号”;南方的金融机构则称为“钱庄”,起于浙江。彼时挑战北方票号一统天下的局面并使钱庄兴盛之第一人,是被公认为有“红顶商人”之称的胡雪岩。胡雪岩(1823-1885),本名光墉,幼名顺官,字雪岩,以字行,安徽徽州绩溪人,曾官居二品,近代著名红顶商人、政治家、徽商代表人物,有“江南药王”之美誉。连鲁迅先生也称其为“中国封建社会的最后一位商人”。     

从山西票号内控模式看银行风险管理

正山西票号始于清代中叶,由于商品流通和货币周转的需要,出现了一种专营钱钞汇兑业务的机构,称为"票号",这个行业被山西人所包揽,又被称为"山西票号"。它垄断了全国的汇兑业,当时全国最大的票号共有17家,平遥人开的就占了7家,平遥城成为当时中国最大的票号中心城市。山西票号主要经营存贷款业务和汇兑业务。成立初期,票号主要服务于工商业,随着票号的发展壮大以及历史环境的变化,山西票号已经在一定程度上起到了代理国库的中央银行作用。与此同时,山西票号对工商业发展及国家经济整体运行的能力也大     

何处寻找大智慧

普通的三进院子,前院五开间营业,中院办公会客,后院居住休息。营业区张贴着企业规章制度和一首古体诗,办公会客区里搭着西北典型的带桌土炕,后院门楼上挂一个御赐牌匾:汇通天下。你可能已经想到,这就是大名鼎鼎的清朝“天下第一号”:日升昌总号。没错,这是“五一”在山西平遥游览时日升昌给我留下的直观印象,含蓄有余而霸气不足。山西商帮称雄天下500年,鼎盛时期,山西票号在一百多个城市开设450家分号,并在俄、韩、日设立分号,经营金额达白银数亿两,掌控满清全国80%的资金流动,晚清官饷、军饷、税收等很大部分都由山西票号汇兑存储。作为银…     

浅谈晋商票号对中国金融业发展的影响

晋商票号不仅为中国一个多世纪商品经济的发展发挥了独特的促进作用,而且为中国官商银行的设立、发展提供了条件,晋商票号在中国金融史上的地位功不可没。一、改善了中国近代的金融流通方式票号产生以前的金融流通,全靠镖解运现。每遇事变发生则常使金融梗塞。而票号产生后的作用,则如秦     

票号与钱庄之比较

钱庄与票号,都是中国早期的金融机构,钱庄与票号有区别也有联系,本文通过比较分析,总结有关钱庄与票号的比较得出的异同点,属于中国金融理论研究,能够也从某种意义上促进中国金融业更好的发展。     

从山西票号看金融风险的控制

山西票号是我国近代金融业的前身,专营存放款和汇兑业务,在商业之间酌盈济虚,互通有无,盛极一时。山西票号在风险控制上的许多做法在今天看来仍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通过总结山西票号防范风险的成功经验,对正处于改革和发展中的我国金融业防范和化解金融风险、应对金融危机等日益复杂的金融局面具有良好的借鉴意义。     

山西票号的内部控制分析

山西票号在中国存续了一百多年，在中国金融发展史上留下了浓墨重彩的一笔，其中，票号的经营管理制度和理念无不体现了现代企业的内部控制思想[编者按]     

票号的兴盛与衰亡(下篇)

走向鼎盛清末票号发展达到鼎盛期,二十六家票号在全国九十三个城镇设有总店和分支机构,除了在上海、福州、汉口、厦门、南昌、桂林、昆明、兰州等经济发展的城市建立业务据点外,又迸一步向西北边陲和东北地区渗透,在西藏、宁厦、热河、黑龙江、吉林、锦州、长春等地建立新的业务据点。随着票号分支机构的大量增设,汇兑业务也急剧上升。据1906年     

近代上海钱庄与山西票号——转账结算与记账货币单位制度比较研究

上海钱庄与山西票号是近代金融机构的代表,票号专营汇兑,钱庄则以存放款项为主,汇兑与存放款都属于近代银钱业会计,都为社会资金清算服务。在新式银行成立前,钱庄与票号各有其会计制度,例如在转账结算制度以及记账货币单位等方面即相通又各有特点,共同促进中国会计思想以及技术的发展。     

山西票号的会计制度与会计方法

一、票号的基本会计核算制度 根据以往学者们对票号制度的研究成果,票号组织在清代已有了比较严密的经营与会计核算制度,但由于票号对内部制度的严密封锁,这种制度仅以口授相传,系统的研究论著甚少.整理至今可以发现的少量票号资料,其基本会计核算制度包括报账制度、清账制度、移交制度、费用开支制度,以及结账和分红制度几个方面.     

百年票号“探秘之旅”——读赵保富《票号信用与品牌研究》

日前,国内首部以品牌与信用为脉络为票号进行研究、梳理的专著《票号信用与品牌研究》正式出版,该书作者——中国光大银行综合宣传处处长赵保富介绍,本书以票号品牌与信用的内在关联为出发点,对票号的百年历史演进进行了梳理,对票号品牌与信用的内部构成进行了剖析,并且就票号与西方银行信用与品牌的对比进行了深入探讨,希望对当代银行信用与品牌建设具有一定的启示与借鉴价值。     

票号式诚信——读《票号信用与品牌研究》

《票号信用与品牌研究》一书(中国金融出版社2010年6月出版)可谓国内首部以票号信用为脉络去研究品牌的专著。作者赵保富以金融从业者和品牌传播研究学者的双重身份,把以票号品牌与信用的内在关联作为出发点,对票号的品牌脉络、品牌构成、品牌传播等进行了系统探究,对当代银行信用与品牌建设具有较好的启示与借鉴价值。     

从辛亥革命的视角审视山西票号的衰亡

山西票号在辛亥革命前已积累了诸多风险,然而由于山西票号的业务对象主要是商号、资金聚集在南方及承兑的公款数额大,使山西票号在辛亥革命爆发后风险急剧放大,山西票号骤然衰落。晋商衰亡不是因为其封闭性,恰好相反是由于晋商具备的开放精神。     

基于日升昌兴衰史的内部控制分析

日升昌票号——中国第一家票号,从一百多年前就开始掌握着中国的经济命运,对中国的各个方面都产生了巨大的影响。本文将从内部控制的角度分析日升昌由盛入衰的历程,并由此阐述内部控制在企业生存发展中的重要性。     

The Comparative Study of Philosophy of Wall Street and Shanxi Banks

华尔街银行的贪婪与豪赌制造了次贷危机,山西票号的节制与稳健则实现了票号的持续、健康发展。本文对比分析了山西票号和华尔街银行对待金融创新产品的态度和运用方式,指出当代银行应该审慎、合理利用金融创新产品,并且要以持续发展和持续盈利为目的,恪守社会责任,从而实现金融可持续发展。     

雷履泰：清朝拔尖的票号经理人

谈到中国票号业,不得不说到日升昌。尽管对于其是不是“中国第一家票号”仍有争议,但是它的诞生开创了金融业的新纪元,树起了银行发展史上的一座丰碑,并一度操纵整个清王朝的经济命脉。而日升昌能享有如此高的赞誉,和当时雷履泰这个职业经理人是分不开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