战略柔性、高管“双元”资本与创新绩效——动态环境下一个交互效应和调节效应模型

本文通过构建战略柔性、高管"双元"资本与创新绩效之间的理论模型,引入环境动态性作调节变量,以2014-2016年201家A股上市公司为研究对象,运用面板回归对战略柔性、高管"双元"资本与创新绩效以及环境动态性的调节作用进行检验。结果表明:战略柔性和高管人力资本均正向影响创新绩效;高管社会资本负向影响创新绩效;战略柔性与高管"双元"资本的交互效应反向显著影响创新绩效;环境动态性在战略柔性、高管"双元"资本与创新绩效间起不同的调节作用。据此,提出企业积极实施战略柔性、加强管理制度、提高高管教育水平等政策建议。     

高新技术企业融资约束对创新绩效的影响 ——基于高管外部异质性视角

基于2013—2018年574家高新技术企业上市公司的财务数据,引入研发投入为中介变量,高管团队外部异质性为调节变量,实证分析了高新技术企业融资约束与创新绩效的关系.结果表明:融资约束对创新绩效具有显著的负向影响;研发投入在融资约束与创新绩效之间发挥部分中介效应;高管团队年龄异质性在研发投入和创新绩效之间起显著负向调节作用,高管团队教育背景异质性在研发投入和创新绩效之间起显著正向调节作用,高管团队任期异质性在研发投入和创新绩效之间的调节作用不显著.上述研究不仅在理论上证明了高新技术企业融资约束与创新绩效的关系以及影响路径,而且在实践上为高新技术企业高管团队的选择提供了经验证据.     

制度距离对企业海外并购绩效的影响研究 ——基于海外并购经验、双边投资合作关系的调节作用

文章选取2010—2016年我国A股上市企业进行的238起海外并购事件作为研究样本,采用因子分析法对企业海外并购绩效进行综合考量,同时采用多元线性回归模型进行实证研究.研究表明:多数企业通过海外并购获得了正向的绩效变化,但变化幅度较小,并未得到预期的并购效益;正式制度距离、非正式制度距离均会对企业海外并购绩效产生显著的负向影响;海外并购经验、双边投资合作关系对制度距离与企业海外并购绩效之间的关系具有调节作用,即两者均会弱化制度距离对企业海外并购绩效的负向影响.     

创新投入、高管激励与企业绩效的研究

本文基于企业高管激励视角，以我国2010-2021年沪深A股上市公司的数据为样本，考察创新投入对企业绩效的影响，并探讨了高管激励对企业创新的调节作用，其中，高管激励细分为高管薪酬激励以及高管股权激励。研究结果表明，创新投入对企业绩效具有显著正向影响；高管激励在创新投入与企业绩效之间起到显著的正向调节作用，即在高管薪酬激励和股权激励较高的情况下，企业的创新投入对企业绩效的影响更为显著。     

团队断裂带对团队创新绩效的影响——一个有中介的调节效应模型

基于阶段性过程理论,以团队过程为中介变量、双元领导为调节变量,本文构建团队断裂带影响团队创新绩效的有中介的调节模型。收集50个企业团队的配对数据,进行实证研究。结果显示,社会分类断裂带对团队创新绩效有负向影响,而信息认知断裂带对其有正向影响,这种直接影响受到了团队过程的完全中介;双元领导对这一模型关系具有调节作用,且这种调节作用通过团队过程的中介实现。据此提出,企业应正确认识团队不同属性断裂带的优缺点并区别对待、趋利避害,还应加强团队过程能力建设和双元领导能力培养,促进异质性团队创新绩效的提升。     

高管股权激励、经营风险与企业绩效

高管股权激励与企业绩效的关系一直是高管薪酬管理制度研究的热点,但从经营风险角度探究二者之间关系的研究比较欠缺。文章以2011—2015年我国沪深A股上市公司为样本,使用实证研究方法验证了高管股权激励、经营风险与企业绩效三者之间的关系。通过研究发现:对高管实施股权激励,公司的业绩会得到提升;高管得到股权激励后,企业的经营风险会有所增加;企业经营风险的增加,会使企业经营业绩有所提高。通过中介效应检验之后发现:经营风险是高管股权激励和企业绩效关系之间的中介变量,经营风险在两者关系中发挥部分中介作用。研究结论有助于进一步完善企业的高管薪酬激励制度。     

原油价格不确定性、战略变革与企业绩效的关系

国际原油价格波动严重影响相关企业的内部战略实施和绩效水平提升。本文以2008-2015年49家能源上市公司为研究对象,运用动态面板GMM估计模型,实证研究了原油价格不确定性、战略变革与企业绩效之间的关系。研究结论表明:原油价格不确定性负向影响企业绩效,正向影响战略变革;战略变革对绩效影响具有滞后性,二者呈U型关系;且战略变革在原油价格不确定性与绩效间起完全中介作用,原油价格不确定性在战略变革与绩效间起负向调节作用。据此,提出国家要建立油价预警机制、能源企业要关注油价变动、积极实施战略变革等促进绩效提升的政策建议。     

高管格局对企业创新绩效的影响机制——探索性案例研究

随着商业环境的急剧变化,高管格局修炼在企业管理实践中充满机遇与挑战,企业高层管理者不要苟且小格局,要有世界大眼光.以贝尔科教与亿达信息两家企业为研究对象,运用扎根理论研究方法,针对高管格局对企业创新绩效的影响机制进行探索性案例研究,进而构建其多因素整合模型.研究结果发现:在组织动态环境中,高管格局分为领导风格、前瞻意识、环境感知、正确决策、战略思维;高管格局正向促进企业创新绩效,且正向促进个体及团队目标导向与双元学习;目标导向与双元学习又正向促进企业创新绩效,且在高管格局对企业创新绩效的影响机制中起中介作用.对高管格局及其影响机制的研究,有助于拓展领导力变革研究的理论基础,对组织文化建设具备一定的实践意义.     

高管—员工薪酬差距与企业绩效——基于行为视角的实证研究

以高管和员工的生产行为作为中介变量,运用结构方程模型实证研究了我国上市公司高管—员工薪酬差距与企业绩效的关系。结果发现:薪酬差距对高管和员工产生了不同的激励效应,扩大薪酬差距对高管的生产行为产生了正向影响,但对员工的生产行为却产生了负向影响;高管和员工的生产行为对企业绩效都具有正向影响,但员工的生产行为与企业绩效的敏感性更强;总体来看,扩大薪酬差距对提高企业绩效有一定的促进作用。     

高管审计背景对衰退企业绩效波动的影响研究

本文选取2011-2019年业绩衰退的A股制造业企业,分析高管审计背景对企业绩效波动的影响,并进一步考察盈余管理的中介效应和外部审计监督的调节效应.实证发现,高管审计背景会加大企业的绩效波动,证书类高管审计背景的正影响大于任职类高管审计背景.盈余管理是二者的中介变量,高管审计背景会促进企业盈余管理,加剧绩效波动.外部审计监督未对高管审计背景与绩效波动关系产生调节效应.结果表明审计背景高管的盈余操纵极具隐蔽性,需更为先进的技术手段进行侦查.     

动态竞争环境下高管团队社会网络、行动进攻性与企业绩效

本文主要融合社会网络与动态竞争理论,探讨企业发起竞争行动背后的深层次内部机制,具体关注高管团队社会网络与竞争压力感知如何影响企业的行动进攻性与企业绩效;以及行动进攻性对高管团队社会网络与企业绩效之间关系的调节效应。主要结论有：第一,高管团队社会网络（包括内部与外部网络）对企业行动进攻性存在着显著的正向影响;第二,高管团队的竞争压力感知对行动进攻性有显著正向影响;第三,竞争压力对于高管团队内部网络与行动进攻性的关系有显著的正向调节作用;而对于高管团队外部网络与进攻行动的关系则没有显著的调节作用;第四,行动进攻性对企业绩效具有显著的正向影响;第五,行动进攻性对高管团队内部网络与企业绩效之间的关系有显著的正向调节作用;而对高管团队外部网络与企业绩效之间的关系并没有显著的调节影响。     

董事高管责任险对企业创新的影响

利用我国2002~2017年A股上市公司样本,验证董事高管责任险对企业创新的影响及其内在机理.研究结果表明,购买董事高管责任险可以显著增加企业创新产出,对创新投入影响微弱且不显著.进一步研究发现,企业创新产出与企业市场绩效及财务绩效均呈显著正相关关系,但购买董事高管责任险会增强企业创新产出与市场绩效敏感性,削弱企业创新产出与财务绩效敏感性,说明董事高管责任险的激励效应可能会助长机会主义行为,其监督效应不足.该结论为董事高管责任险在我国的推行提供了实证依据.     

“重奖轻罚”能推动企业创新吗？——基于内部控制与内部治理调节作用的视角

以2007—2017年A股上市公司为样本，检验高管薪酬粘性对企业创新投资的影响以及内部控制与内部治理对该影响的调节作用。研究发现：高管业绩薪酬中的粘性特征可以推动企业的创新投资；高质量的内部控制与内部治理均能强化高管薪酬粘性对高管创新决策行为的激励功能。进一步研究发现：内部控制在内容上包含内部治理，内部控制能通过内部治理中介来实现其部分调节作用；高管薪酬粘性不完全是一项有意的契约设计，若企业的高管薪酬粘性是因内部人控制和信息不对称问题所引起的，它将丧失对高管行为的激励功能，无法有效地推动企业的创新投资活动。     

财务经历CEO会抑制高管薪酬吗

基于高层阶梯理论,利用2007~2017年我国A股上市公司的数据,实证检验财务经历CEO与高管薪酬的关系,结果表明:财务经历CEO会对高管薪酬产生负向影响,且公司规模会对该影响起到抑制作用.在进行了稳健性检验和内生性分析之后,财务经历CEO与高管薪酬的负相关关系仍然成立.此外,通过中介效应和调节效应检验发现该影响存在调节效应,即营业成本率会抑制财务经历CEO对高管薪酬的负向影响,会计师事务所会促进财务经历CEO对高管薪酬的负向影响.     

高管团队特征、企业规模与创新绩效的关系研究——基于人工智能上市企业的实证分析

文章基于高阶理论和委托代理理论,以2012—2021年A股人工智能上市公司为研究对象,通过构建多元线性回归模型,分析高管团队特征对创新绩效的影响机制及企业规模的调节作用。研究结果表明：高管团队持股、规模、研发背景都与企业创新绩效之间显著正相关。并且,企业规模在高管团队特征与创新绩效之间起到正向调节作用。     

风险投资对上市企业IPO后绩效的影响——基于创业板的经验证据

以2009—2015年中国创业板上市公司为样本,研究风险投资对上市企业IPO后绩效的影响及作用机理。研究结果表明,风险投资对受资企业IPO后绩效有负面影响。进一步的研究发现,风险投资的介入对企业筹资性现金流与企业绩效之间的关系有正向调节作用,对企业经营性净现金流量、管理费用与企业绩效之间的关系有负向调节作用,对企业投资性净现金流量与企业绩效之间的关系无显著影响。总体而言,风险投资的介入对公司筹资、投资、运营活动以及费用支出转化为企业业绩的过程起到调节作用,导致企业业绩下降。研究结果支持风险投资的认证监督功能,但风险投资发挥了"负向"认证监督的作用。     

高管强制变更、分析师跟踪与企业创新投入

文章以2010-2017年中国沪深两市A股上市公司为样本,实证考察了高管强制变更对企业创新投入的影响以及分析师跟踪的调节作用。研究发现,高管强制变更与企业创新投入呈显著负相关关系,分析师跟踪可以减少企业高管短视行为,提升企业高管团队的稳定性,从而缓解高管强制变更对企业创新投入的抑制作用。进一步研究发现,盈余信息质量和产权性质会影响分析师跟踪调节作用的发挥,从而证实分析师通过缓解企业信息不对称程度和委托代理问题来发挥其调节功能。     

大股东减持影响战略激进度吗?

企业通过维持适当的战略激进度以实现稳中求进,进而筑牢企业高质量发展的基石是当前理论研究和管理实践的重点议题之一。本文基于委托代理理论,以2008—2020年中国A股上市公司为样本,关注大股东减持和战略激进度二者之间的关系以及管理层代理效率在其中的调节作用。研究结果显示,大股东减持能够提高战略激进度,减持比例越大,减持后的战略激进度越高;同时,代理效率在这一过程中发挥着负向调节作用。进一步研究结果表明,绩效期望差距和高管团队稳定性在大股东减持与战略激进度的关系中起部分中介作用。异质性分析结果显示,在管理者为男性的企业、管理者学历较高的企业、两职分离的企业和衰退期企业中,大股东减持对战略激进度的提升作用更为明显。本文拓展了企业战略激进度的影响因素研究,深化了有关大股东减持经济后果的探讨,为企业所有者作出科学决策、防范战略风险提供了一定的参考。     

高管股权激励、股权结构与企业绩效关系实证研究——以西部企业为例

为了探究西部企业高管股权激励与企业绩效的关系以及股权结构对两者之间相关关系的影响作用,本文选取2018年—2022年西部地区12个省份A股上市公司作为样本进行实证研究。研究结果表明,高管股权激励与企业绩效显著正相关,股权集中度对股权激励与企业绩效的关系具有显著的负向调节作用,股权制衡度则具有正向调节作用。研究结果为企业优化股权结构、完善公司治理机制提供了一定的理论与实证依据。     

科技型企业协同创新模式与创新绩效——基于政府制度调节作用的实证研究

协同创新已成为科技型企业技术创新的一个重要途径。基于相关文献,本文整合了以企业为主体的协同创新研究框架,分析了战略协同、组织协同和技术协同对企业创新绩效的影响,并探讨了财政投入、税收优惠和知识产权保护制度在协同创新与企业创新绩效中的调节作用。通过对108家科技型企业问卷调查,运用层次回归法发现:战略协同、组织协同和技术协同对企业创新绩效具有显著的正向影响,知识产权保护制度在组织协同对企业创新绩效影响中具有显著的调节效应。因此,政府应强化知识产权的立法和执法,建立有效的监督机制;同时,科技型企业应加强与关联各方的协同,明确利益分配机制及合作方式,通过资源互补提升企业创新绩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