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企业跨国并购国家风险及防范策略研究

国家风险是中国企业跨国并购面临的主要障碍之一。文章在准确阐释国家风险内涵的基础上,分析了影响我国企业海外并购的国家风险因素,从政府和企业两个层面阐述了如何积极规避与防范跨国并购中国家风险的策略。     

经济政策不确定性、产业政策与中国企业海外并购

本文通过融入偏向性产业政策特征,拓展了在经济政策不确定下企业并购时机选择的实物期权模型。本文使用2002—2018年中国上市企业海外并购数据,从微观层面检验了经济政策不确定性对企业海外并购时机选择的影响以及产业政策对上述影响的调节作用。理论研究发现不确定性升高会导致企业最优并购时机延后,产业政策会缓解上述影响从而使得并购呈现“逆势”特征。实证检验证实了中国企业海外并购存在“逆势”特征,且“五年规划”产业政策是中国企业呈现“逆势”并购特征的重要推动力。机制分析显示,“五年规划”产业政策通过缓解融资约束和增加政府补贴两个渠道影响企业海外并购时机选择。相对于未实施海外并购的企业,在上一期实施了并购的企业获得贷款资金和国家补贴资金显著提高。企业对上述“政策收益”的预期进一步助推了其海外并购决策。     

金融危机下中国企业海外并购的思考

金融危机下,全球跨国并购投资急剧减少,近期中国企业的海外并购却逐渐增加.本文从三个层面分析金融危机影响全球跨国并购投资的路径,包括资本市场层面、跨国公司层面和目标公司层面,并从必要性和可行性两个角度分析了中国企业海外并购投资增加的必然.面对金融危机,政府应鼓励中国企业利用外汇储备并购海外资源型企业;鼓励跨国公司并购我国濒临倒闭的中小企业;而且海外并购要保持循序渐进的投资,避免绝对控股.     

中国企业海外并购的新特征及对策

近年来,全球企业并购保持规模不断扩大的总体态势。中国企业海外并购规模也在稳定增长,2016年第一季度,中国已成为全球企业海外并购规模最大的国家。中国企业海外并购资金的区域流向越来越以欧美发达国家为重点;产业流向也越来越向以电子、机械、金融服务为主的方向发展。区域与产业的资金流向变化,体现出中国企业海外并购新战略:在全球产业结构调整过程中,中国企业以获得先进技术或占领高端消费市场为宗旨,更加重视向全球产业链的高端发展。但由于中国跨国企业形成时间相对较短、总体竞争实力不强,使其规避海外国家风险的能力较弱,需要重视海外并购国家风险的量化评估、加快建立海外并购资产权益保护机制,以支持中国企业海外并购的不断发展。     

中国企业海外并购的动机与风险分析

本文对中国企业海外并购的发展、动机、风险进行分析。由于企业整合能力、国际化水平、技术水平等还有待提高,中国企业海外并购应注意风险。     

生产率与企业并购:基于中国宏观层面的分析

企业微观层面的大量研究表明,生产率决定了并购,那么一国整体的生产率水平是否对一国总体的并购活动产生影响?本文基于企业国内并购与跨境并购在微观决策方面的特征,构建国内并购和跨境并购完成数量的宏观决定模型,以此揭示宏观因素对企业决定进行国内并购或跨境并购的影响机制。在此基础上,本文利用中国近十年的并购数据从宏观层面进行了实证检验。研究结果表明:生产率提高对国内并购和跨境并购都具有重要的促进作用;国内并购同时受到国内劳动力成本、资金成本及市场规模的影响,跨境并购同时受到东道国劳动力成本、市场规模以及中国与东道国文化差异的影响;国内股市增长对跨境并购有显著的促进作用,但对具有较大波动性的国内并购,其促进作用并不稳健。本文的研究拓展了文献对生产率和总体并购关系的认识,有助于理解企业并购的决定因素和并购资本国际流动的规律。     

资源型企业海外并购的绩效与风险研究

2008年以来,中国资源型企业经历了一波新的海外并购浪潮,海外并购的金额与数量都创造了新的历史纪录,如何科学评价海外并购的绩效与风险也受到理论界和实务界的普遍关注。本文基于CAPM模型和Z值模型,尝试构建一个中国资源型企业海外并购的绩效与风险评价模型,并对2008—2010年间发起并完成海外并购的8家资源型上市公司进行实证研究,得出8家样本公司并购绩效与风险的模型分布,结果表明中国资源型企业海外并购整体效果良好,但并购企业面临着较大的财务风险。     

中国企业海外并购的思考与对策

随着中国经济的持续增长,尤其是世界金融危机后,中国企业的海外并购活动日趋活跃,并呈现出新的特点和趋势.与此同时,政治壁垒、法律体系欠缺完善和企业自身的风险都使海外并购行为充满了挑战和风险,为使更多的企业走出国门,进军海外市场,中国企业海外并购应以政府为主导,企业为主体,全方位出击,提高海外并购的成功率.     

企业并购能否抑制经济“脱实向虚”——基于产业优化发展的视角

近年来,我国经济面临着严峻的“脱实向虚”问题,微观层面表现为实体企业金融化现象日益凸显,不仅影响我国经济的高质量发展,而且导致金融领域的风险集聚,因此如何抑制经济“脱实向虚”一直受到社会各界的广泛关注。本文以2009-2018年中国沪深A股非金融类、非房地产类上市公司为样本,采用倾向性得分匹配双重差分法,从产业优化发展的视角出发,实证检验企业并购对实体企业金融化的抑制影响及作用机制,并采用三重差分法检验境内并购和海外并购对于实体企业金融化抑制作用的差异。研究发现：企业并购对于企业的短期金融化行为和长期金融化行为均有抑制作用,且海外并购的抑制作用更强；境内并购主要通过“规模经济和范围经济效应”和“产业链协同互补效应”抑制企业金融化,海外并购主要通过“产业链协同互补效应” 和“技术协同效应”抑制企业金融化。本文研究表明企业并购可以通过促进产业的健康可持续发展,提升产业对资本的吸引力,从而从根本上治理经济“脱实向虚”问题。     

中国企业海外并购的动因、问题与对策

世界经济一体化和全球化的趋势使得各国企业逐渐融入到国际竞争的行列中。在这种趋势下，伴随经济的发展，越来越多的中国企业走出国门在海外市场上进行并购，相对于发达国家企业来说，我国企业的海外并购实践还存在很多问题。本文从中国企业海外并购的动因入手，分析中国企业海外并购实践中存在的问题，并提出了应对策略，以期对我国企业的海外并购实践提供参考，     

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金融发展与经济增长理论——中国金融发展与经济增长关系的政治经济学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金融发展与经济增长的伟大实践走过了一条不同于传统金融发展与经济增长理论所描述的经济和金融自由化之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金融发展与经济增长理论的逻辑是,强调中国共产党对金融工作的领导,强调通过国有所有权来实施金融控制战略,通过金融控制来有效降低或阻隔金融市场上的"羊群效应"和"传染效应",从而最大限度地去解决金融监管始终滞后于金融创新带来的现实或潜在系统性风险难题,牢牢守住不发生系统性风险的底线。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金融发展与经济增长理论在持续深化。在进一步寻求金融控制程度和降低金融系统性风险之间的最佳组合上,在让金融回归服务于实体经济的本质属性上,在发展普惠金融弥补市场天生之不足、促进公平增长上,都取得了重大进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金融发展与经济增长理论和实践有助于实现金融发展与经济增长之间的良性互动,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金融发展与经济增长关系的政治经济学。     

金融衍生品、市场失灵与数字化治理

金融衍生品市场分析的改进型IS-LM模型为我们提供了分析金融衍生品市场发展条件下虚拟经济对实体经济影响的框架,但很难有效地解决有关问题,更不能以此作为宏观决策的依据。金融衍生品市场作为一种特殊的市场形态,也会出现一般市场中经常出现的市场失灵现象,表现为金融市场上可能存在不完全竞争、负外部效应、信息不对称和公共物品等。需要引入电子商务,克服信息的不完全,建立起数字化风险预警系统,对金融衍生品市场风险防范于未然。     

美国次贷危机的三大“集成性”因素

美国次贷危机的产生有三大"集成性"成因:一是"风险收益"原理在次级贷中的"悖论";二是大量金融创新后的"不完全担保"风险及金融泡沫膨胀:三是信贷市场与证券市场的激励不相容.这三大"集成性"成因形成了风险自我膨胀的内在结构和逻辑路径,导致了系统性风险的恶性膨胀,只有当它们被有效破解,住房抵押贷款及其证券化的风险才会大大降低.     

市场风险与信用风险:风险管理中存在的悖论

利率、汇率波动的加剧,使金融衍生市场的风险成为影响金融体系稳定运行的最重要因素之一。在金融风险定价理论和资产组合技术的支持下,金融衍生工具已成为防范基础性金融风险的有效工具。但金融衍生工具在用于金融风险管理中也存在市场风险、信用风险、流动性风险等基本金融风险。不仅存在着市场风险与信用风险的替代性,还存在着加大金融风险总量的可能。金融风险管理的实质是寻求风险损失与风险收益的平衡。     

农地确权、信贷配给释缓与农村金融的深度发展*

作为一项基础性、制度环境层面的变革，农地确权帮助更多农户进入金融市场、促进农村金融宽度意义上的“量”变作用已经初步显现。但是，它是否可以提高农户贷款数量，缓解信贷配给并促进农村金融深度意义上的“质”变？这是一个重要但鲜有研究的问题。本文从供给、需求、交易成本、价格、风险配给等角度，分析了农地确权缓解信贷配给、促进农村金融深度发展的理论机理，并通过有序多分类变量回归及倾向得分匹配方法进行实证分析。研究表明，农地确权对农户金融参与深度的影响主要表现为：因降低信息成本而缓解价格配给，因弱化农户的损失规避心理而缓解风险配给；同时，数量配给和交易成本配给的释缓作用尚未充分显示。     

论美国次贷危机的传导机制

2007年7月,美国次级按揭贷款（以下简称次贷）引发了全球金融动荡,股市和汇市波动明显,主要金融市场呈现流动性不足。为维护金融稳定,各国中央银行纷纷出手救市。机构投资者和金融机构损失巨大,金融市场余波未定,实体经济衰退风险增大。尽管如此,投资者目前并不清楚还有多少损失没有暴露。有关次贷危机的许多问题值得我们深入思考。     

房屋拆迁与家庭金融风险资产投资

文章基于心理账户和资源保存理论,利用2011年中国家庭金融调查数据,考察了房屋拆迁对家庭金融风险资产投资的影响及其机制.研究结果表明,房屋拆迁显著增强了家庭投资金融风险资产的意愿,提高了家庭在金融风险资产上的投资比重.财富损失预期在房屋拆迁影响家庭金融风险资产投资中起了显著的中介作用,而这一中介效应受到社会保险的正向调节.文章从经济学、管理学和心理学相融合的视角进行分析,为人类经济行为和结果提供了新见解;同时,研究结论对拓宽居民家庭投资渠道、深化金融体制改革和促进经济增长具有重要的参考价值和指导意义.     

Long-term investment with stochastic interest and inflation rates: The need for inflation-indexed bonds

We examine the long term investment problem, under stochastic interest and inflation rates and within financial market incompleteness. Four basic financial assets are available on the financial market: a money market account (the cash), a real consumption good, a financial stock index and a bond with constant maturity. In this incomplete framework, we provide the general solution of the expected utility maximization. We compute the monetary loss from not having access to an inflation-indexed bond, in order to be hedged against the inflation risk. We show that this latter one usually reaches high levels (more than 1% per year). Thus, the magnitude of such costs reaches those of management fees or transaction costs. They highlight the significant value of introducing inflation-indexed bonds in the financial markets.     

黑龙江省农村金融领域的信用风险及其防范

信用是市场经济的基础,也是市场经济的必然产物,因此,信用风险一旦发生就会对经济发展产生诸多不利影响,在金融领域的影响尤为严重。中国作为一个农业大国,农村金融领域发生信用风险就会严重地制约经济的总体发展水平。因此,从农村金融的角度,以黑龙江省为例,提出合理防范农村金融领域的信用风险,对黑龙江省整体县域经济发展具有重要意义。基于此,分析了农村金融领域信用风险产生的原因和对区域性农业经济发展的影响,提出了相应的风险防范措施.     

刍议我国区域金融结构失衡及对策

改革开放以来,我国金融结构发生了根本性的变化,其发展日趋合理,但综合考量,当前我国区域金融发展中结构性失衡现象依然严重.针对上述问题,政府应实行差异化的金融宏观调控政策;实行差异化的市场准入政策;加大扶植型区域金融结构调整政策的力度;完善中西部地区金融结构,维持我国金融的健康发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