绿色债券促进企业绿色创新研究

本文以绿色债券为例,借助双重差分模型检验绿色金融对企业绿色创新的促进效应。研究发现,绿色债券能够显著提升发行主体的绿色创新水平,主要体现在绿色发明专利和绿色实用新型专利两个方面,且发行绿色债券对二者的促进作用均具有动态持续性。异质性检验发现,绿色债券促进企业绿色创新效应不受企业产权性质和固有技术水平的影响,但相比于重污染行业企业,非重污染行业企业利用绿色债券提升绿色创新水平的效率更高。路径分析发现,发行绿色债券对企业绿色创新的促进作用源于资源效应和监督效应。     

绿色债券发行、企业绿色转型与市场激励效应

为从资本市场视角检验绿色金融支持绿色治理转型的有效性,本文借助绿色债券这一“市场型”政策工具和双重差分模型,利用上市企业数据考察企业通过发行绿色债券进行绿色治理转型所能获得的市场激励结果及其作用机制。研究发现：绿色债券发行以后能够显著提升发行企业的股票超额收益,并同时降低股价暴跌风险;企业利用绿色债券进行绿色治理转型能够获得市场激励,但激励程度在重污染行业和非重污染行业之间呈现明显的非对称性,同时也受到企业信用风险和内部治理水平的调节影响。机制研究表明,绿色治理绩效提升和融资约束程度缓解是绿色债券促使企业获得市场激励的内外动因,同时由信息渠道引发的市场专业主体关注和治理效应也发挥重要作用。本文研究结论为完善绿色金融体系构建从而更好地促进经济绿色转型带来有益政策启示。     

绿色债券融资能否发挥“鲇鱼效应”：绿色债券对企业技术竞争潜力的作用

绿色债券融资在为企业提供绿色转型资金的同时,也可以通过对发行主体及融资项目的审核、资金使用的跟踪、引导社会资金进入等实现对发行主体的治理,激励企业加大研发投入,提升技术竞争潜力。基于2016—2021年我国沪深证券交易所发行过债券的上市公司样本,实证分析发现,绿色债券资金具有资源、监督和激发作用,能够在提升企业技术竞争潜力中发挥“鲇鱼效应”。分析师关注在绿色债券资金对企业技术竞争潜力的提升作用中具有中介效应,企业ESG评级、环保费改税政策可以增强绿色债券资金对企业技术竞争潜力的提升作用,代理成本会减弱绿色债券资金对企业技术竞争潜力的积极效应。国有企业、中西部地区企业、资本密集型企业的技术竞争潜力受绿色债券融资的影响更为明显。     

债券发行环保效应、绿色债券评级准确度与评级机制的监管效果——基于两种评级机制的比较研究

绿色债券发行效应对绿色债券评级机制的监管效果具有重要影响,如果监管效果不能充分发挥,不仅容易使投资者做出错误投资决策,还易诱发“洗绿”“漂绿”行为。根据国内外绿色债券评级认证实际情况,本文提出双评级机制和综合一体化评级机制的设想。引入绿色债券总评级准确度、信用评级准确度、绿色评级准确度、绿色债券的发行效应、评级信息收集成本等影响因素,构建差异性Hotelling模型,探讨在不考虑绿色债券发行效应和考虑绿色债券发行效应两种情形下,双评级机制和综合一体化评级机制的监管有效性,并利用数值仿真技术比较两种评级机制的监管效果。研究表明,发行绿色债券的环保效应对评级机制监管效果有正向影响。信用评级监管部门应根据绿色债券发行效应选择适当的评级机制,从而有效提高评级机制的监管效果;当不同评级机制下绿色债券评级准确度达到均衡状态时,可以考虑要求评级机构将绿色因素纳入信用评级考评指标,形成综合一体化评级机制,从而更好地发挥监管作用。     

绿色金融对空气污染的影响

运用2003—2021年省级面板数据，系统研究绿色金融对空气污染的直接效应、间接效应和空间溢出效应。研究发现：第一，一个地区的绿色金融能够显著改善本地区的空气污染，且这种影响存在区域和城市化水平异质性；第二，绿色金融通过产业结构优化升级和绿色技术创新两个传导机制影响空气污染；第三，本地区绿色金融的发展会对周边地区的空气污染产生负向的空间溢出效应。     

中国绿色金融政策、融资成本与企业绿色转型——基于央行担保品政策视角

近年来,中国绿色金融政策陆续出台且支持力度不断强化,政策效果受到广泛关注。本文首先将绿色金融政策和绿色转型纳入可持续投资(ESG)资产定价模型,分析绿色金融政策对风险资产均衡收益和企业绿色转型的作用机理。其次基于绿色债券纳入央行合格担保品这一准自然实验,分别从企业融资成本和绿色创新两个角度实证检验绿色转型的政策效果。研究发现:(1)央行担保品类绿色金融政策通过降低绿色债券的信用利差为绿色企业提供融资激励,同时通过提高棕色债券的信用利差给棕色企业的绿色转型带来倒逼促进作用。(2)这一影响在绿色金融改革创新试验区内作用更为显著,但随时间推移逐渐弱化。(3)央行担保品类绿色金融政策通过融资途径显著提升了棕色企业的绿色创新,倒逼棕色企业绿色转型。     

绿色金融发展对区域碳排放影响研究——以绿色信贷、绿色产业投资、绿色债券为例

推动绿色金融发展是助力生态文明建设的重要途径。基于作用机理分析,以绿色信贷、绿色产业投资、绿色债券为例,使用2009—2019年30组省级数据从整体与区域两方面对绿色金融的碳减排效果进行考察。研究发现,整体分析中各绿色金融业务发展都有显著减排效果,但在交互项中绿色信贷与绿色债券组合表现出负调节效应,其余组合为互补效应。区域分析中,西部地区绿色产业投资减排效果较强,绿色信贷偏弱;中部地区绿色债券对区域碳排放未产生显著影响,互补效应也只存在绿色信贷与绿色产业投资间;东部地区单一或交互项与区域碳排放均呈显著负相关关系,减排效果最优。     

绿色金融促进碳减排效果研究——基于2012～2022年省际面板数据的实证分析

绿色金融能够发挥对高碳企业的挤出效应和对低碳企业的促进效应。通过梳理绿色金融对碳减排的支持机制和路径,采用熵权法计算绿色金融发展水平,从能源消费角度测算碳排放量,采用GMM法分析绿色金融发展对碳减排效果的影响。研究表明,绿色金融发展对提升碳减排效果具有显著驱动力,通过促进经济增长方式转变、提高技术改造、减少能源消耗和优化产业结构方式来实现。因此,要健全绿色金融激励约束机制,增加绿色金融资源投入;加强绿色金融制度建设,从制度层面推动绿色转型。     

金融冲击、银行资产配置与异质性企业产出波动

伴随着我国金融领域改革不断深入和金融体系不断完善,利率市场化进程有序推进,商业银行经营业务持续扩大,传统的信贷资产和以债券为代表的证券资产正成为商业银行最主要的资产配置方向,带来银行资产结构的变化与调整。研究商业银行资产配置行为在外生冲击的传导过程中所起的作用,对于我们更好地理解金融与实体经济的关系具有一定理论价值和现实意义。本文研究了金融冲击通过银行资产配置行为影响实体企业产出的传导机制,发现以金融市场冲击和信贷政策冲击为代表的金融冲击能够带来扩散效应和非对称效应,会通过银行内生的资产配置行为扩散到两类企业生产中,对这两类企业的产出产生不同影响。此外,本文对上述传导机制进行了实证检验,研究结果说明了上述传导机制的合理性及对现实的解释能力。     

金融冲击、银行资产配置与异质性企业产出波动

伴随着我国金融领域改革不断深入和金融体系不断完善,利率市场化进程有序推进,商业银行经营业务持续扩大,传统的信贷资产和以债券为代表的证券资产正成为商业银行最主要的资产配置方向,带来银行资产结构的变化与调整。研究商业银行资产配置行为在外生冲击的传导过程中所起的作用,对于我们更好地理解金融与实体经济的关系具有一定理论价值和现实意义。本文研究了金融冲击通过银行资产配置行为影响实体企业产出的传导机制,发现以金融市场冲击和信贷政策冲击为代表的金融冲击能够带来扩散效应和非对称效应,会通过银行内生的资产配置行为扩散到两类企业生产中,对这两类企业的产出产生不同影响。此外,本文对上述传导机制进行了实证检验,研究结果说明了上述传导机制的合理性及对现实的解释能力。     

绿色金融与企业ESG表现：来自中国上市企业的经验证据

绿色是高质量发展的底色,发展绿色金融是推动经济社会可持续发展的重要力量。基于2010-2021年中国上市企业数据,通过匹配中国省级层面绿色金融指数与企业层面微观数据,考察绿色金融对企业ESG表现的影响效应及作用机制。研究发现：绿色金融有助于提升企业ESG表现;异质性分析结果表明,绿色金融对企业ESG表现的提升作用在国有企业、非重污染行业企业及高新技术产业企业中更为显著;机制分析结果表明,环境规制与产业结构升级在绿色金融提升企业ESG表现中发挥了正向调节作用。基于此,提出相关政策建议：一是加快绿色金融发展速度,完善绿色金融体系;二是强化ESG理念,加大ESG投资,鼓励企业ESG实践;三是鼓励企业绿色低碳转型,促进产业结构向“绿色化”“低碳化”转型;四是强化环境规制对企业ESG的支撑作用,充分释放环境政策的政策效应。     

生态法治对债券融资成本的影响——基于我国环保法庭设立的准自然实验

实现经济增长和“双碳”生态目标相协调的高质量发展,既需要在全面绿色转型中充分发挥金融市场重要的资源配置导向作用,也离不开强有力的生态环境法治保障。本文基于我国中级人民法院环保法庭设立的准自然实验,运用渐进三重差分方法检验生态法治建设对我国信用债券融资成本的影响。研究发现,环保法庭设立后,当地高污染行业企业面临环境政策转型风险,其债券融资成本相对低污染行业企业显著增加。本文提出并验证了中级环保法庭设立的诉讼风险效应、维权监督效应、经营成本效应和决策制约效应。进一步分析发现,环保法庭设立对债券融资成本的影响在法律环境更好、政府环境治理激励更强的样本中更大。在考虑环保法庭设立内生性等稳健性检验后,主要结论依然成立。本文补充了地区环境司法能力提升促进资本市场绿色导向功能的经验证据,拓宽了“法与金融”的研究视角,为生态法治建设和市场主导下的经济绿色转型提供了有益启示。     

企业金融化对企业全要素生产率的影响研究——基于股权激励视角的重新审视

随着金融市场的发展,越来越多的实体企业开展金融活动,其经济后果广受关注。基于2009—2020年中国A股非金融上市公司面板数据,实证检验了股权激励对企业金融化影响企业全要素生产率的调节效应得到以下结论。（1）企业金融化对企业全要素生产率具有抑制作用,进一步分析发现,企业持有短期金融资产正向影响企业全要素生产率;企业持有长期金融资产对于企业全要素生产率产生负向影响。（2）影响机制检验显示,股权激励会显著弱化企业金融化对企业全要素生产率的抑制效应。（3）异质性分析表明,在民营企业和高新技术企业,股权激励对企业金融化的经济效果抑制效应更加显著。研究成果对提升企业投资效率具有一定现实意义。     

国际“绿色债券”实践探索与比较研究

国务院《2014~2015年节能减排低碳发展行动方案》提出"要积极推进绿色融资,银行业金融机构要加快金融产品和业务创新,加大对节能减排降碳项目的支持力度"。2014年国内首次推出的低碳"绿色债券"——"碳收益中期票据"的成功发行标志着我国绿色金融工作正式启航。作为绿色金融的重要载体,"绿色债券"逐步得到认可,一些国家和组织使用"绿色债券"解决低碳项目投融资的实践也较为成功,研究国际"绿色债券"运作机制及成功案例,对建立和完善我国"绿色债券"发行机制,促进绿色金融工作发展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     

绿色金融政策推动商业银行资产配置绿色低碳化转型探析

近年来,我国逐步完善绿色金融政策,通过建立健全绿色信贷及债券标准,丰富绿色金融产品体系,形成绿色金融长效发展机制,推动商业银行资产配置绿色低碳化转型.绿色政策发挥降低资产风险、降低参与成本、拓宽配置空间的作用,持续为商业银行资产配置转型提供动力.此外,在绿色信贷的环境效益体现与业务认定标准、绿色债券发行机制与收益体现、碳金融工具定价及创新等方面,政策仍有较大的优化空间.商业银行应利用政策机遇,优化资产转型风控及资源配置机制,实现信贷由高碳向零碳的动态迭代,加强绿色债券的发行、投资及承销力度,加快绿色金融产品创新,助力实现"双碳"目标.     

绿色金融与企业绿色技术创新

大力发展绿色金融,支持绿色产业和项目建设,是实现碳达峰碳中和目标、推动经济高质量发展的重要举措。绿色金融利用绿色信贷等金融工具为环境友好型企业提供资金支持,为实体经济绿色低碳发展提供强大动力。以2014-2021年沪深A股上市公司为样本,考察绿色金融对企业绿色技术创新的影响及其作用机制。研究发现：绿色金融显著推动了企业进行绿色技术创新,且该结论具有稳健性;机制检验表明,绿色金融通过缓解企业融资约束和提高企业风险承担能力促进企业开展绿色技术创新项目;异质性检验发现,此促进效应在非重污染企业与盈利能力低的企业中更为突出。因此,金融机构在设计绿色金融机制时,应当关注企业的绿色技术创新需求,提供更为灵活和适应性强的金融产品,尤其是针对非重污染企业与盈利能力低的企业;政府应加强对企业及行业绿色数据的监测和披露,提升信息透明度,使得金融机构更全面地了解企业的绿色创新活动,从而为其提供更精准的绿色金融支持;企业应利用绿色金融积极主动地加入绿色技术创新的行列,在可持续发展和环保领域创造成效。     

绿色金融对节能环保型创业投资影响探究

相比于传统的金融行业,新兴的绿色金融不但可以带来正面的"溢出效应",而且可以有效减少负环境效益,使其内部化。2016年,在杭州G20峰会上,"绿色金融"主题第一次被记录在会议公报中,无独有偶,七部委的"十三五"规划同时强调了我国政府发展"绿色金融"的决心。本文通过对数据的收集发现,绿色信贷、绿色债券、绿色股票、绿色发展基金、绿色保险、碳金融等领域已经在我国得到了不同程度的发展,特别是对于绿色创业发展基金上有特别的政策指导。因此,本文研究在绿色金融的变化趋势以及对节能环保领域创业投资的影响探究,并且在研究结果的基础上,提出了一些政策性建议。     

银企距离缩短能够促进企业污染减排吗?

立足于金融供给的地理结构视角,本文利用2005—2012年工业企业数据库、中国商业银行分支机构数据与工业企业污染排放数据库的匹配数据,根据企业地理位置和中国商业银行分支机构的地理位置信息,计算得出银企间的距离数据,分析了银企距离对企业污染排放的影响,并进一步运用绿色信贷政策与绿色银行网点数量,分析了绿色金融政策对银企距离的减排作用的调节效应。研究发现：银企距离的缩短会显著降低企业排污水平,且该减排效应通过倒逼企业研发绩效增加和缓解企业融资约束来实现。绿色金融的发展与绿色银行网点数量的增加,会增强银企距离缩短对企业的减排效应。本文进一步丰富了银企距离的相关理论,同时对于金融发展助力“碳中和”实现提供了新的研究视角。     

绿色金融政策与城市经济高质量发展——来自绿色金融改革创新试验区的证据

中国经济正处于高质量发展阶段的关键时期，绿色金融是引导资金向绿色产业集中进而优化经济发展质量的重要抓手。基于2004—2019年270个中国地级及以上城市数据，使用非参数方法测算其绿色全要素生产率以表征经济高质量发展水平，在此基础上，以绿色金融改革创新试点政策为准自然实验，检验该政策对中国城市经济高质量发展的影响效应及其机制。研究发现：（1）从绿色全要素生产率来看，该指标整体上呈现波动上升趋势，年均增长率为0.97;(2)从政策效应看，绿色金融改革创新试点政策显著提高了中国城市绿色全要素生产率和经济高质量发展水平，但绿色全要素生产率增长效应并不存在异质性；（3）从政策作用机制看，绿色金融改革创新试点政策可以通过提高绿色技术创新水平，推动产业结构高级化、产业结构合理化程度提高等多个路径，促进中国城市绿色全要素生产率的提升，从而提高中国城市经济高质量发展水平；（4）从企业微观行为看，绿色金融改革创新试点地区中的高污染企业会通过进行绿色技术创新、履行污染治理责任等路径提升自身绿色全要素生产率，进而提升自身高质量发展水平。研究结论完善了绿色金融改革创新试点政策的效果评价框架，为优化当前绿色金融...     

宏观审慎政策如何影响企业金融化?

本文分析了宏观审慎政策对企业金融化的影响及其传导机制,研究发现,宏观审慎政策通过限制银行信贷影响企业从事投资活动的资金来源,进而抑制企业的金融投资。这一过程可以概括为"宏观审慎政策-银行信贷-企业金融化"。本文以2000-2016年沪深两市A股非金融行业上市公司的年度财务数据为样本,进行实证分析,结果表明,宏观审慎政策能够显著降低非金融企业的金融投资增长率,有利于抑制企业金融化趋势,回归主营业务,避免经济脱实向虚。考察不同的宏观审慎工具,本文发现,相比于准备金要求,贷款价值比工具对降低企业金融投资增长率的作用更显著。本文通过中介效应检验,验证了银行信贷是宏观审慎政策影响企业金融化的部分中介变量,其中介效应在总效应中占比约为2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