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三鹿奶粉事件看我国行政问责的发展状况

2003年因"非典"引起并持续至今的对政府的"问责风暴",无疑为我责任政府的建设与行政管理体制改革注入了新的推动力.温李宝总理在2007年的政府工作报告中提出要"建立健全行政问责制,提高政府执行力和公信力".因而关注行政问责的发展具有积极意义.本文结合"三鹿奶粉事件"的解读,对我国当前行政问责发展现状作出分析.     

我国行政问责制的困境与现实对策

在非典危机中启动的问责制，已从非常时期的非常措施逐步发展，由此形成的“可问责政府”的理念将在中国的行政改革中得到全面推行，行政问责正在成为中国新一轮政治改革的亮点；新生的行政问责制在许多方面还不成熟，并在实践中表现出一种不稳定状态；界定行政问责制的内涵并找出完善行政问责制的途径对于我国的行政问责制走向规范化、制度化具有现实意义。     

浅析我国行政问责制度

伴随着我国依法治国及法治政府建设的不断推进,行政问责制度已经初步建立并取得了重要的成就,作为敦促行政官员依法办事、提升政府权威与公信力以及回应社会舆论社情的重要方式,行政问责业已成为推动社会主义政治民主的重要方式。但不可否认,我国行政问责制度建设仍然处于探索阶段,在实践中日渐暴露出种种问题,主要体现在行政问责立法缺失、行政问责程序不规范、问责要素内涵界定模糊以及问责文化乏力等方面。文章基于我国行政问责制度的发展样态,分析我国行政问责制度存在的问题,就明确问责要素、推进问责立法进程、规范行政问责程序以及提升问责意识方面提出完善建议。     

行政首长问责制的理论基础研究

行政首长问责制是对政府行政首长的职责和义务的履行情况而实施的责任追究制度，在当代西方国家，行政首长责任是针对掌握公权力的公共部门的行政首长提出来的，是民主和宪政原则的一种制度安排。自2002年香港特别行政区实行“高官问责制”以来，我国有关行政首长责任制度的理论及实践研究引起了理论界和政府的高度重视。行政首长问责制作为我国深化行政管理改革的重要内容，蕴涵着极为深刻的政治价值和政治理念。对其理论基础的研究，对于推行和完善我国行政问责制度具有深层次的理论指导意义。     

建立健全领导干部问责机制

从“非典”危机中启动“官员问责”开始，近年来，我国加快了问责制度建设，各地相继出台了问责办法，涉及行政首长问责、党政领导干部问责和机关人员问责等，有效推进了问责制度建设。笔者收集、研究了各地的问责制度，发现这些制度层次不一、差异较大，存在着一些不足：有的制度定位不够准确；有的问责范围或太过宽泛或太过狭窄；有的责任划分不够明确；有的程序设计不够科学，实践中难以操作等等。     

电视问政：行政问责的新形式

我们通常将行政问责的方式分为同体问责与异体问责，目前大多数学者也主要是从该角度对行政问责制度进行探究。该文，笔者将从另外一个角度对行政问贵制的方式进行探讨——从问责的时间角度，将行政问责的方式分为事前问责与事后问责，由于很多专家、学者的研究不论出于何种角度都是着重于事后问责，因此该文将重点分析事前问责的意义及其方法。     

经济责任行政问责的委托代理理论分析

2013年9月,湖北省在全国率先出台了《领导干部经济责任问责暂行办法》,2015年7月又推出了《湖北省领导干部经济责任问责暂行办法实施细则》,这是实践中对经济责任行政问责制度建立的积极尝试。文章将从理论上通过委托代理理论的视角对经济责任行政问责做另一种积极探索,以期厘清经济责任行政问责的内涵,还原其宏观的委托代理和问责链条,并从中找到一些启发。希望这一探索能对推动我国经济责任行政问责实践的有序健康发展提供一些理论支持。     

论中国行政问责制的建立和完善

行政问责制,是法治国家建立责任政府的基石。中国在20世纪70年代末产生了行政问责制的萌芽,从21世纪初开始逐步建立行政问责制度,经历了三个发展阶段。在建立行政问责制度的过程中,面对暴露出的问题,需要有针对性的措施加以完善,这样才能更好地加速责任政府的进程。     

建构大众传媒与行政问责制良性互动关系的困境与对策

在建立责任政府和透明政府的国际潮流影响下，政府通过建立行政问责制来加强对公共行政的监督。与此同时，信息时代带来的巨大压力迫使政府必须构建一种大众传媒与行政问责制良性互动的模式，促进国家政府与公民社会之间的有效沟通。当前的大众传媒在行使其问责监督功能时遭遇诸多困境，如何发现并解决这些问题是进一步完善行政问贵制，进而提升政府行政能力的重要保证。     

谁的问责之手?——中国监管问责转型的动力机制分析

政府监管职能扩大使强化对官员监管问责成为必然要求，但对谁来推动监管问责，却存在认知差异。理论家们注意到集团、精英、国家以及意识形态对权责关系变革的作用，但存在来自具体时空叙事与宏大理论抱负之间张力的挑战，根源在于缺少对机制及机制间关系的阐释。文章以中国生产事故监管问责转型为线索，发现改革开放以来的监管问责中，事故调查经历了从行政集权到公共治理的转型，课责惩戒也在政纪驱动和司法能动下走强。监管问责从弱到强的核心机制在于压力型体制下的行政推动力和回应型国家下的司法能动力，目的在于增强中央权威的控制力，根源在于党政结构所具有的强国家自主性。中国监管问责转型展现了党政体制调适国家权力结构以与发展理念相适配的中国经验，是统筹发展与安全的历史展现。     

浅议我国行政问责制度

在全球新公共管理运动改革的浪潮下,强化政府官员责任和构建责任政府,已成为世界各国政府改革的趋势之一.在这一潮流的影响下我国在建设责任政府方面取得了一定的成绩.但当前,我国行政问责存在诸多问题并造成了不良后果.本文就我国行政问责制度的内容、意义,我国行政问责制度的问题,以及完善进行了阐述.     

大学生参与政府绩效评估的合理性分析

随着市场经济的发展和行政管理体制改革的稳步推进,我国政府管理正经历着由“管理型”向。服务型”的转变,塑造服务型政府已经成为必然趋势。加快政府绩效管理、强化行政问责制、建立科学合理的政府绩效评估体系和评估机制已经成为新的要求。本文通过梳理政府绩效评估的发展历程,明确政府绩效评估的发展方向,选取第三方参与主体中的大学生为研究对泉,对其参与政府绩效评估进行SWOT分析,探索出大学生作为新的第三方考核主体进行政府绩效评价的有效方式。大学生的参与,将使考核评价体系更加多元化、立体化和开放化,为改进和完善政府绩效考核模式、加大开放考核力度、加快考核方武的转变做出新贡献。     

官员问责制任重道远

2003年的SARS危机给我国带来了“问责风暴”，自张文康和孟学农两位省部级官员被追究责任开始，安徽阜阳、吉林省吉林市、北京密云、中石油、浙江海宁、湖南嘉禾、国家环保总局等地方和部门，一批实权官员又因重大责任事故、行政不作为或恶性违法事件受到问责处理。大连、长沙、南京、重庆等地先后探索出台了官员问责的相关制度。但细究这一系列的问责实践，不难发现，当前的问责大多是建立在领导意志之上的，属于行政性问责，与现代民主政治下的官员问责制——政府及官员对公众负责这一问责实质不相符合。而建立体现民主政治原则的官员问责制，除了法律规范的问题，还需要依靠整个国家的政治结构、政治文化氛围、制度体系与运作程序的不断完善和健全。就目前我国政治生态而言，官员问责制的构建可谓任重道远。     

我国政府行政成本过高的新制度经济学分析

一、我国政府行政成本过离的现状行政成本是指行政机关及其工作人员在一定时期内为履行其职能而进行的行政活动所耗费的资源。虽然行政成本构成复杂，不少内容难以界定和统计，很难有效地对政府行政成本进行量化，但我国行政成本过高却是一个不争的事实。每年两会，“我国行政成本居高不下”问题都会以不同的“议程形式”提出，前年是“中国行政成本全世界最高”，去年是“26个老百姓养一个官员”，今年是“我国行政成本25年增长87倍”。下面以我国政府财政支出中的行政管理费来一窥我国高昂的行政成本。     

中国行政问责客体范围探析

行政问责客体是行政问责制要素之一,即向"谁"问责。只有厘清行政问责的指向对象,在实际操作中才能充分发挥行政问责的功能,践行行政问责的意义。行政问责制是对行政权力的监督与制约的制度。以行政权力为主线进行解析,界定行政问责客体范围,确定行政问责客体构成要件,以此来分析中国行政问责客体属性及简要的分类。通过对行政问责客体范围的分析、界定与分类,对行政问责理论构建与实践运行都具有重要意义。     

行政问责制度应凸显其伦理价值

自从人类有了公共权力，如何实现对行政权力的有效监督以及引导官员的行政行为，就成为一个永恒的命题。受政治体制、历史条件、价值理念等因素的制约，我国古代行政机构无法真正生成具有现代意义的政府责任意识，相应的行政问责制度也并未建立起来。     

从法律的视角重构行政问责制度体系

行政问责制度建设，从某个意义来讲应属于责任政府建设之题中之意。对行政问责制度的体系研究，学者们也不遗余力的为其勾勒了一个较为完整的体系。但是在现实生活中，行政问责制仍然有诸多问题差强人意。除了需要进一步在理论上加以完善外，缺乏法律的规范也是其效果不佳的重要原因。因此，本文将从法律的角度重新审视并试图为其构筑一个完善的制度体系。     

从法律的视角重构行政问责制度体系

行政问责制度建设，从某个意义来讲应属于责任政府建设之题中之意。对行政问责制度的体系研究，学者们也不遗余力的为其勾勒了一个较为完整的体系。但是在现实生活中，行政问贵制仍然有诸多问题差强人意。除了需要进一步在理论上加以完善外，缺乏法律的规范也是其效果不佳的重要原因。因此，本文将从法律的角度重新审视并试图为其构筑一个完善的制度体系。     

对如何完善中国行政问责制的一般思考

建立健全行政问责制,是构建和谐社会、建设责任政府的必然要求.中国目前行政问责制的制度建设和实施方面存在的问题,主要表现在问责对象的泛化、问责范围的偏颇、问责主体的单一等等.加强行政问责制的制度建设和执行力度,是解决问题的主要途径.     

基于行政问责制的经济责任审计创新探讨

健全行政问责与经济责任审计等制度是“十七大”报告提出的明确要求，也是对经济责任审计工作的定位。本文通过对行政问责制与经济责任审计关系的界定与分析，探讨与行政问责制相适应的经济责任审计新模式，并提出相应的政策建议，旨在进一步完善领导干部经济责任工作，充分发挥经济责任审计在行政问责制建设中的作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