公共政策性金融是实现中国式现代化的重要支撑——以广东、贵州区域发展实践为例

党的二十大报告中提出,以中国式现代化全面推进中华民族伟大复兴。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事业已进入第二个百年征程的最后二三十年,具有里程碑式意义的、冲锋决胜的历史性关键节点。从全球范围近百年历史周期视角,结合中国自身特色的区域发展、乡村振兴和共同富裕的真切需求来看,政策性金融已经处在发展的新阶段和黄金期。笔者通过政策性金融理论创新,以及对广东、贵州发展等区域的实践考察与研究,一方面呈现出区域社会和实体经济对于公共政策性金融日益突出的需求,另一方面展望了公共政策性金融自身将得到巨大的结构化发展和金融功能的扩展与提升。     

政策性金融推进中国式现代化的路径研究

党的二十大系统总结了“中国式现代化”的理论内涵、重要特征和本质要求,提出以中国式现代化全面推进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心任务。在推动中国式现代化的进程中需要社会全要素的投入和支持,金融作为现代经济的核心,是实体经济的血脉,发挥着基础保障作用。在加快构建新发展格局,推动经济高质量发展中,现代金融体系建设是推进和拓展中国式现代化的重要基础和有力支撑,而政策性金融作为中国金融体系的重要组成部分,必须积极履行政策赋予的使命。文章对“中国式现代化”的定义、内涵和学术讨论进行梳理,对我国政策性金融的“政治性”本质特征、现有体系和现状进行总结,结合中国式现代化的要求,提出政策性金融在推进中国式现代化进程中的路径选择。     

更好参与全球税收治理 助力中国式现代化北大核心

党的二十大报告提出“以中国式现代化全面推进中华民族伟大复兴”。进入新时代,面对全球税收治理的新趋势和我国经济社会发展的新要求,需要我们更好地参与全球税收治理,更加深入、实质性地参与到国际税改进程和国际税收规则重塑的工作之中。本文在总结我国为全球税收治理作出的重要的贡献、分析全球税收治理发展趋势的基础上,指出更好参与全球税收治理是建设“合作共赢的国际税收体系”的客观要求,要在联合国、G20、OECD等国际平台维护多边主义的全球税收治理,建设“合作共赢的国际税收体系”,以税收现代化服务中国式现代化。     

天下粮仓的支柱:市场机制和政策性金融支持——渠县国家粮库个案研究北大核心

本文通过对川东北粮油产销重镇———四川省渠县国家粮食储备库进行个案研究 ,重点分析摆脱当前困扰全国的国有粮食企业亏损问题所必须具备的必要条件。研究发现 :第一 ,粮食企业的稳定与健康发展是粮食主产区农民安居乐业的前提 ;第二 ,粮食企业的发展取决于内部经营和外部融资两大支柱 ;第三 ,在国有粮食企业面临历史包袱与现实困境的双重压力下 ,政策性金融支持是既能稳定国计民生 ,又具备激励企业完善内部经营机制的必然选择。因此 ,经营与融资两大支柱具有统一性。     

服务中国式现代化的税收治理优化研究——基于全球公共风险的挑战

面对百年未有之大变局,国际体系和国际秩序的深度调整所带来的全球公共风险,既给中国式现代化进程增加了复杂性,也给税收治理提出了新的要求。作为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的重要内容之一,我国税收治理在服务中国式现代化的过程中,应该在缓解全球财富积累与收入不平等、遏制全球生态环境与气候恶化、应对全球贸易冲突与国家竞争等方面更加积极有为。本文通过厘清税收治理服务中国式现代化的逻辑动因与目标导向,增强税收治理应对全球公共风险的应变力与适应性,为全面推进强国建设民族复兴伟业提供税收方案。     

政策性金融与中国的现代化赶超战略——兼与林毅夫教授商榷

中国作为后发的大国,其现代化进程必然带有赶超诉求和赶超战略特征。本文论述这一战略的必要性、必然性,并分析与之思路不同的比较优势战略的局限     

政策性金融监督机制与结构的国际比较北大核心CSSCISSCI

通过对各国政策性金融监督机制与特殊权力结构的比较,认为对政策性金融的监督是国家以政策性金融专门立法的形式,由政府直接控制政策性金融机构的主要人事任免权,政府相关部门参与协调与制约,国家审计机构定期或不定期的专门审计监督,以及由政府相关部门和权威专家或其他行业人员代表国家和公众的利益组合而成的董事会(理事会)的组织形式,对政策性金融机构具体行使最高的决策、监督、协调职能,从而构成了政策性金融独特的监督机制和权力结构。同时分析了中国在政策性金融监督问题上的一些误解及其原因与后果。     

绿色金融能否赋能中国式现代化产业体系建设？——基于制造业服务化视角

基于2002—2021年中国30个省（区、市）的面板数据,从制造业服务化视角入手尝试探讨绿色金融对我国现代化产业体系建设的赋能效应。研究发现,绿色金融对制造业服务化影响呈现先抑制后促进的U形关系,且表现出要素禀赋、产业结构以及市场化程度的异质性特征。同时,受绿色技术创新和环境规制调节效应的影响,绿色金融可提前跨越拐点,赋能制造业服务化。鉴于此,应有重点、分阶段及分区域地加快推进绿色金融发展,推动企业绿色技术创新,并加强环境规制,助力绿色金融赋能中国式现代化产业体系建设。     

过度金融化、全球金融危机与中国金融治理体系的现代化

防范系统性金融风险,引导金融体系健康稳定地高质量发展,是金融治理现代化的主要目标之一。美国次贷危机以来,金融市场的大幅波动成为全球各国尤其是发达经济体的一种“新常态”。研究金融危机的最新特征和发生机理,对我国的金融治理体系现代化建设至关重要。本文通过分析新冠肺炎疫情引发的新一轮全球金融动荡的基本特征和内在机理,发现金融自由化当前面临着一个严重的与实体经济大背离的制度性困境,而金融从业人员的短视主义、有限理性、认知缺陷、职业精神衰退和道德伦理缺失,则构成了其中的微观原因。在当前的全球金融波动环境下推进现代化金融体系建设,需要提升维护金融稳定的国家金融治理能力,完善金融监管和金融市场等系统性法治体系,培养具有国际专业能力和高尚金融伦理道德的“金融家精神”。     

税收现代化服务中国式现代化的内涵思考与实践途径北大核心

全面推进中国式现代化是新时代新征程的伟大事业,则“税收现代化服务中国式现代化”必然是当前税收战线的首要任务。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持续发展中,税收始终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税收,税收现代化始终是中国特色税收现代化。因此讨论税收现代化服务中国式现代化,就是讨论中国特色税收现代化服务中国式现代化,就是讨论两者的辩证关系、时代内涵与实践途径。基于这一判断,本文聚焦四个方面展开讨论:一是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新发展中定位中国特色税收现代化;二是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的世界观方法论指引中国特色税收现代化:三是把握中国式现代化与中国特色税收现代化的时代内涵和辩证关系;四是探索中国特色税收现代化服务中国式现代化的实践途径。     

中国式现代化是以人为核心的现代化——基于历史维度的考察

站在历史的维度来观察,在天人关系的演变过程中,民本思想作为一种政治文化价值观,正是中国式现代化的根脉。“民本”和“人本”作为相通的两种表述,以人为核心的中国式现代化,其底层逻辑就是“以人为本”。中国式现代化应从三个维度理解,即物质的现代化、治理的现代化和人的现代化。以人作为出发点和落脚点,中国式现代化最大的任务是农民的现代化;而现代人的核心就是要彰显人的“三性”,即人的主体性、创造性和文明性,这是人的现代化程度的基本标志。人的“三性”没有得以彰显,以人为核心的现代化就会落空。     

推进国家治理现代化的金融探索——第六届新金融论坛在京举行

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是关系党和国家事业兴旺发达、国家长治久安、人民幸福安康的重大问题,是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重大战略举措和重要保障。金融治理现代化是国家治理现代化的重要组成部分和重要支撑,金融业与各个行业开放、共享,金融治理将迎来拓维、扩面、升级、蝶变的新契机。     

中国与东亚、东南亚国家和地区金融周期趋同性研究北大核心CSSCISSCI

本文依据Borio(2014)对金融周期的定义,选取信贷、信贷/GDP、房地产价格、股票价格四个变量来提取金融周期。文章首先采用带通滤波法和拐点法提取单个金融变量的周期序列,再按照一定的规则提取其共同周期。运用这一研究方法依次获得东亚、东南亚十个国家和地区的金融周期序列。在此基础上,计算样本国家(地区)金融周期的趋同程度,研究结果发现,东亚、东南亚国家(地区)的金融周期具有区域趋同性。     

国家审计体制的双重结构改革——基于公共受托责任的分析北大核心CSSCI

受托责任的内涵随着经济和政治的发展而变动,这要求我们不仅要从历史中寻求其本质和发展的动力,也要求我们必须着眼现实,结合理论与实践,从而形成改革的思路。本文从公共受托责任的角度出发,根据公共受托责任的多重结构来分析国家审计的多重目的,并认为国家审计体制的双重结构是确保多重公共受托责任得到有效履行的合理设置。     

国家治理“3+1”架构下的财政能力集——基于公共风险视角的分析北大核心CSSCI

财政能力是国家能力的基础和核心。从财政汲取能力和公共产品供给能力研究财政能力,并以财政收入的量和财政支出的效率作为衡量标准,不能充分揭示财政能力的内在特质,并限制了其在国家治理中的作用。本文分析了财政能力的基本问题,并提出"需要"的满足过程亦即风险的形成过程,"三种需要"的矛盾运动是公共风险产生的根源,防范和化解公共风险是财政能力的逻辑起点和最终体现。从公共风险视角,基于国家治理的"3+1"架构,提出了政府治理、市场治理和社会治理中的财政能力集,以及财政在伦理道德中的规范和引导能力,并提出风险分配的公平与正义是财政的基本伦理。本文还提出这些财政能力并非平行的,而是具有层次性。财政能力的延展,呈现出不均衡向均衡动态发展、协调性日趋增强等趋势。     

融资结构、经济效率与金融稳定性——基于新兴市场国家面板数据的实证检验北大核心CSSCI

新兴市场国家融资结构发展是否合理,直接关系到经济效率与稳定性。本文使用1996-2017年新兴市场国家融资结构、经济效率与金融稳定性相关数据,设定系统广义矩估计动态面板模型分析了三者之间的相关性。研究结果表明,新兴市场融资结构直接影响该国的经济效率与金融稳定性,其中资本市场融资渠道对全要素生产率(TFP)具有正面推动作用,而信贷融资渠道对经济效率的影响相对较小;从金融稳定性角度上,合理的信贷融资渠道对金融系统稳定性起到更加重要的作用。据此本文的政策含义在于,新兴市场国家在优化融资结构的同时,需保持合理的杠杆率水平,才能实现金融系统的稳定与效率的提升。     

金融异质性、金融调整渠道与中国外部失衡短期波动——基于G20国家数据的门限效应分析北大核心CSSCISSCI

本文基于Hansen提出的面板门限回归模型,在构造包括经常项目和资本项目差额的短期外部失衡指标基础上,利用G20国家面板数据从国家间金融异质性视角检验了金融渠道调节外部失衡的非线性影响,结果发现:代表金融市场结构差异的国内私营部门银行信贷/GDP、权益证券组合投资净流入/GDP和银行贷存比指标,及代表金融干预水平差异的总储备资产/GDP指标,会使金融渠道调节失衡产生门限效应,而代表金融开放度的指标在短期内门限效应不显著。这也是导致中美两国金融渠道调节失衡效果出现差异的原因之一。中国应通过调整金融市场结构、降低对银行间接融资依赖、提升对外投资收益率、在保证充足调控能力基础上适当减少官方储备等,提升金融渠道调节外部失衡效用。     

构建世界领先的零碳金融地区模式——中国的实践创新北大核心CSSCI

“双碳”目标提出后,一系列推动零碳金融发展的中央指导政策出台,地区实践如火如荼,体现我国构建世界领先零碳金融体系的制度优势。本文对中央与地方绿色金融试点政策、举措进行了总结,认为启动绿色金融走向零碳金融试点的基础已具备,同时提炼出若干可在新一轮试点中继承与推广的经验。建议在技术标准、投融资平台、资产证券化、跨区(省)试验区和新型宏观治理体系等方面开展试点,为金融支持碳中和提供可行方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