现金股利、股权结构和组织特征:一个Logistic分析

本文以763家上海证券交易所A股上市公司2003年的横截面数据为观察值,运用logistic回归分析分别考察了股权结构和组织特征对现金股利发放概率的实证影响。本文发现,股权结构(第一大股东持股、前二大股东持股和前三大股东持股)对现金股利发放概率具有显著的正向影响。公司各项组织特征(成长性机会、每股收益、每股留存盈余、资产规模和财务杠杆)也对现金股利发放概率具有显著的影响。本文的结论支持自由现金流假说。     

风险投资持股与上市公司现金股利政策

本文实证研究了2010年-2013年中国证券市场中风险投资持股与上市公司现金股利政策之间的关系。针对我国现金股利的两种基本理论——自由现金流理论和利益输送理论以及在我国资本市场上呈现的"恶意派现"现象,实证检验了风险投资持股能否发挥监督治理作用。结果表明:派发现金股利的公司的风险投资的持股比例显著高于没有派发现金股利的公司的风险投资持股比例,风险投资持股不会对上市公司股利政策产生影响,对于我国上市公司出现的"恶意派现"现象,风险投资者持股比例越高,上市公司发生"恶意派现"的可能性越小。     

家电行业现金股利发放强度和意愿的实证分析

股利政策是财务管理决策的起点和终点,对于上市公司现金股利的整体数据研究较多,但是对于细分市场,即家电行业的现金股利影响因素的实证分析较少。为了弥补和民生息息相关的家电行业的股利政策研究的欠缺,以2015-2017年家电行业上市公司的数据为依据,来研究其现金股利发放的影响因子。实证分析表明,盈利水平与家电企业的现金股利支付呈正向显著相关性,较高的股权集中度会导致企业更倾向于发放现金股利。     

媒体关注与现金股利政策

本文选取2010-2013年媒体对我国上市公司报道的数据,实证分析了媒体报道量和负面报道对现金股利政策的影响,发现媒体报道越多的公司更加倾向于发放现金股利;相对于媒体关注度低的公司,在高的媒体关注度下,媒体负面报道对上市公司现金股利政策有着更强的正向作用;媒体报道改变了上市公司的信息分布状况,在信息机制、声誉机制、行政介入的作用下,上市公司会通过改变现金股利政策来迎合舆论导向,以缓解委托代理问题。     

机构投资者与上市公司现金股利政策相关性实证检验

本文运用面板数据模型,实证研究2009-2012年我国沪深1082家上市公司前十大股东中机构投资者与上市公司现金股利政策的相关性。研究结果显示,QFII、压力抵制型机构投资者持股比例越高,对现金股利支付倾向和现金股利支付力度的影响越显著;压力敏感型机构投资者对公司股利政策不产生影响。这表明,由于机构投资者的异质性,只有独立的机构投资才能积极监督上市公司现金股利政策。     

影响传统产业和高科技产业股利政策差异因素的实证研究

一般认为高科技产业因其产业特性,多倾向发放股票股利,传统产业则多倾向发放现金股利。本研究依据对上述两个事件观察指出:产业类别的虚拟变量与只发放股票股利呈显著正相关,表示高科技产业倾向只发放股票股利,传统产业倾向发放现金股利。公司规模与成长机会会影响传统产业的股利发放,但对高科技产业的影响并不显著。     

影响传统产业和高科技产业股利政策差异因素的变证研究

一般认为高科技产业因其产业特性，多倾向发放股票股利，传统产业则多倾向发放现金股利。本研究依据对上述两个事件观察指出：产业类别的虚拟变量与只发放股票股利呈显著正相关，表示高科技产业倾向只发放股票股利，传统产业倾向发放现金股利。公司规模与成长机会会影响传统产业的股利发放，但对高科技产业的影响并不显著。     

股权结构与企业股利政策选择关系:理论与实证分析

本文从公司治理视角出发,以中国上市公司为样本,对股权结构与企业股利政策关系进行了理论与实证分析。结果表明,管理者持股比例、股权集中度(包括第一大股东持股比例)与现金股利支付率显著正相关;国有股比例与现金股利支付率正相关;法人股比例和流通A股比例对现金股利支付率的影响可能是负向的,且极不显著。     

现金股利及其影响因素研究综述

本文研究发现现金股利的影响因素主要是上期股利支付率、债权契约、行业因素、管理层持股、企业绩效、企业规模等因素;而市场对于现金股利反应的研究却没有统一的结论。     

中韩两国上市公司现金股利政策比较及启示

本文对比研究了中韩两国上市公司的现金股利政策的差异。实证研究表明：中国公司的现金股利分配水平低于韩国公司;两国公司第一大股东持股比率都很高,但两国大股东对股利偏好明显不同,中国公司的第一大股东持股比率越高,则现金股利发放水平就越高,而韩国企业的分红水平与第一大股东的持股比率没有明显的关系。这表明＂一股独大＂的股权结构只有在特殊的制度安排下,才会导致现金股利变为大股东攫取上市公司利益的＂隧道＂。基于上述结论,本文还提出了一些建议。     

股利政策比较分析

<正>股利政策主要有现金股利、股票回购、股票股利、股票分割等形式。本文主要对目前国内主要的两种股利政策,即现金股利和股票股利进行比较研究。     

从人口红利到人口质量红利 ——基于第七次全国人口普查数据的分析

人口红利对我国经济发展贡献巨大,但近年来劳动力的减少持续引发担忧.通过对以往文献的梳理探讨了人口红利和人口质量红利的关系,并利用第七次全国人口普查数据,结合以往历次人口普查、《中国统计年鉴》以及《中国城市统计年鉴》数据对两者人口基础和经济贡献的最新情况进行了研究.总体而言,我国人口红利正从传统人口红利向人口质量红利转变.一方面,人口红利缓慢式微,表现为:我国劳动年龄人口规模和比重持续下降,老龄化和高龄化进一步加速,人口总抚养比由减转增,人口数量红利对经济增长的贡献率持续走低;另一方面,人口质量红利逐渐显现,表现为:我国人口受教育状况大幅提升,人口健康水平明显改善,人口质量红利替代人口数量红利对经济发展起到了更大的积极作用.应通过发展教育、培养和引进人才以及推进积极老龄化,进一步挖掘人口质量红利.     

公司股东股利分配请求权的思考

公司股东股利分配请求权虽然作为股东的一项权利确立下来,但立法的粗糙与实务操作的不规范,以及与之相配套的理论研究的空缺等,严重影响了股东的这种物质性权利的实现。实际上,通过解析股利分配请求权的两种权利属性——期待权和既得权,该项股东权的分层次保护获得了依据;通过重构股利分配的公司利润基础以及利润分配方式等提供了该项股东权实现的充实基础;税收成本以及资本投资性质的研究角度使股利分配更具有可操作性;而法律责任机制的完善是最后一道保障。在此基础上,公司股东的股利分配请求权才获得了完整的意义。     

Approximation of Optimal Reinsurance and Dividend Payout Policies

We consider the stochastic process of the liquid assets of an insurance company assuming that the management can control this process in two ways: first, the risk exposure can be reduced by affecting reinsurance, but this decreases the premium income; and second, a dividend has to be paid out to the shareholders. The aim is to maximize the expected discounted dividend payout until the time of bankruptcy. The classical approach is to model the liquid assets or risk reserve process of the company as a piecewise deterministic Markov process. However, within this setting the control problem is very hard. Recently several papers have modeled this problem as a controlled diffusion, presuming that the policy obtained is in some sense good for the piecewise deterministic problem as well. We will clarify this statement in our paper. More precisely, we will first show that the value function of the controlled diffusion provides an asymptotic upper bound for the value functions of the piecewise deterministic problems under diffusion scaling. Finally it will be shown that the upper bound is achieved in the limit under the optimal feedback control of the diffusion problem. This property is called asymptotic optimality .     

终极产权、控制权结构和股利政策

以2004—2007年超过4500家上市公司为研究样本,基于终极产权的视角剖析了终极控制人及其控制权结构对股利政策的影响。实证结果表明,终极产权性质及其对应的控制权结构是目前影响我国上市公司股利政策制定的主要因素,尤其是终极控制人的投票权和现金流量权比例,对股利支付的可能性和水平均有显著正向影响。     

强制分红对企业创新的负面影响

近年来出现的分红与再融资挂钩政策,不仅没有给股民带来多少即时收益,反而损害了企业与股民的长期利益：一方面分红给股民带来收入幻觉,其实真正的受益者是大股东与管理层;另一方面强制分红政策产生监管悖论,也不符合国际趋势。股民与企业的利益结合点在于企业的创新,强制分红损害了创新的可持续,从而损害彼此利益。停止强制分红、放权于市场才是正确选择。     

高管过度自信、过度悲观与股利羊群行为研究

以股改后的2007-2011年A股上市公司为研究样本,考察高管过度自信、过度悲观的非理性行为与股利羊群行为之间的关系。结果发现：存在过度自信和过度悲观心理行为高管的上市公司发生股利羊群行为的可能性较小,而存在适度理性高管的上市公司发生股利羊群行为的可能性较大。进一步对不同产权性质下二者的关系进行分析发现,与国有上市公司相比,非国有上市公司中高管过度自信与过度悲观对公司股利羊群行为的影响更为显著,而适度理性的高管却总是倾向于股利羊群行为。股利羊群行为是上市公司高管的理性选择。     

“服务化”能否为中国制造业带来绩效红利

服务化转型是我国实体产业实现产业升级之路.本文聚焦服务化决策对企业绩效的影响,以我国部分行业的上市制造企业为样本,在充分控制内生性问题的基础上进行实证分析,结果显示:近年来我国的服务化实践仅仅与技术型员工比重呈现正相关性,而与利润率以及产品销售额的关联则较为复杂,总体上服务化企业并没有在绩效上赢得相对于非服务化企业的优势,反而在涉足服务领域之后的短期内更容易陷入“服务化-利润陷阱”,企业的服务化程度与翌年的平均利润率相关性达-6.2％,需在几年之后才会呈现服务化与企业利润率以及销售收入的正相关性.而在不同规模的企业以及不同行业内,三项技术指标的表现存在一定的差异.     

Cultural Dimensions,Risk Aversion and Corporate Dividend Policy

ABSTRACT

How does risk aversion affect corporate dividend payout? Finance theories have long suggested a relationship between risk aversion and dividends but there is little empirical evidence on the extent of this relationship. In this paper we construct measures of risk based on two cultural dimensions developed by Hofstede (1983, 1991). Using over ten years of data for firms in 14 countries, this study is the first to provide evidence that firms in countries with higher risk aversion exhibit both lower dividend ratios and lower propensity to pay dividends.