安徽省农民工收入影响因素分析

利用安徽省32个村的调查数据,对影响农民工收入的因素进行了实证分析。研究结果表明:农民工阶层内部呈现较大的收入差距;性别、培训和务工地区对农民工收入的影响显著;受教育程度低于初中这一状态对农民工收入的提高具有明显的限制作用,具有初中及以上文化程度的农民工间的收入差距不大。     

家庭子女的教育投入与亲代的养老回报——来自河北农村的调查发现

利用2008年河北农村家庭生命周期与代际关系调查数据,分析当前河北农村60岁及以上老年人子女的教育投入与老年人获取的来自子女的养老回报的影响因素。河北农村老年人子女的受教育程度多为小学、初中水平,且存在性别、年龄别和地区差异。来自子女教育投入的养老回报主要体现在经济支持方面,子女受教育程度越高,对父母的经济支持越大。父母对子女的教育投入越多得到的回报越高,体现了家庭中亲子抚养与赡养关系具有一定的互惠交换特征。     

农民工随迁子女业余生活影响因素探析——以武汉市两所小学调查为例

随着农村大量剩余劳动力向城市迁徙和日益明显的流动人口＂家庭化＂趋势,解决好农民工随迁子女的教育问题,尤其是关注农民工随迁子女的业余生活对社会和个人都有重要意义。本文以武汉市义务教育阶段的农民工随迁子女为研究对象,通过调查问卷统计分析发现,农民工随迁子女对业余生活丰富与否的态度受生活、学习环境的稳定性,父母的关心程度,以及业余时间的活动内容等多种因素的影响;不论生活环境和家庭经济状况如何,积极的心态和健康的心理是主要影响因素。在此基础上,从政府、社会和家庭三方面,对进一步改善农民工随迁子女业余生活提出建议。     

农民工随迁子女教育融入问题的原因与对策——基于从农村劳动力转移的视角

当前农民工随迁子女教育中最突出的问题就是进入学校之后的融入问题。在影响其教育融入的众多因素中,农村劳动力转移是一个不可忽略的因素。从我国农村劳动力转移的特点来看,存在着不彻底和不充分性,这导致了农民工在城市的整体弱势化状态及较低的社会经济地位,从而对农民工子女在城市的教育起点、教育过程、教育结果等阶段以及文化层面的融入都造成了不良的影响,阻碍了农民工子女对城市的整体教育融入。促进我国农村劳动力的彻底和充分转移,可以有效解决农民工子女对城市的教育融入问题。     

谁在进城务工?——我国农民工自选择现状及性别与代际差异探析

劳动力的自选择情况是劳动力迁移研究的基础性内容,本文对我国农民工自选择现状及性别和代际差异进行了分析。理论模型的推导发现:当迁入地的教育回报率较迁出地越高、迁移成本与移民受教育水平的负相关程度越高时,移民教育水平的正向选择越可能出现;当移民可观测特征与不可观测因素间的关联性较强时,综合能力的正选择也越易出现。本文利用中国综合社会调查2013年数据对农民工受教育程度进行统计描述并测算教育回报率,初步发现农民工是正向自选择的。基于反事实收入分布估算法的研究表明:我国农民工,无论是就总体还是分性别而言,都是正向自选择的,并且女性农民工的正向自选择程度高于男性;新老两代农民工也均为正向选择,但新生代农民工的正向自选择程度有所下降。本文的稳健性检验也验证了以上结论。     

并校背景下家长对子女教育投入行为选择差异的分析--以江苏省山阳镇和山东省院格庄街道为例

自2001年起,我国实施了撤点并校的政策,该政策对学校和家庭产生了诸多影响.本文以农村家庭为考察对象,利用描述性分析的方法,讨论并校背景下,造成家庭对子女教育投入行为选择差异的因素.得到的结论是并校背景下家长对子女的教育投入的差异主要体现在“是否继续供子女上学”和“去哪儿上学”两个方面.造成差异的因素主要有:家长受教育程度、家长价值观念、家庭收入状况、学校教育环境和当地的就业机会.     

进城农民工定居和转户意愿及其影响因素研究——基于河北省的调查

本文以河北省641名农村外出农民工的调查数据为依据,运用实证和规范相结合的方法进行分析研究,发现:农民工的城市(镇)定居意愿较强,但转户意愿不强且偏好特大城市;农民工的年龄、性别、文化程度、职业技能水平、是否参加社会保险、是否举家外出等个人特征以及户籍、社会保障和土地等制度因素共同通过对农民工城市(镇)定居成本和收益的影响进而对农民工城市(镇)定居和转户意愿构成显著影响。研究结论对实现"十三五"城镇化目标需要户籍、土地、社会保障等相关制度如何进行改革提供基础数据支持和理论参考。     

并校背景下家长对于女教育投入行为选择差异的分析--以江苏省山阳镇和山东省院格庄街道为例

自2001年起，我国实施了撤点并校的政策，该政策对学校和家庭产生了诸多影响。本文以农村家庭为考察对象，利用描述性分析的方法，讨论并校背景下，造成家庭对子女教育投入行为选择差异的因素。得到的结论是并校背景下家长对子女的教育投入的差异主要体现在“是否继续供子女上学”和“去哪儿上学”两个方面。造成差异的因素主要有：家长受教育程度、家长价值观念、家庭收入状况、学校教育环境和当地的就业机会。     

上海应当重视外来农民工子女的教育及升学问题

根据《长江三角洲16城市农民工现状调查》课题组的专项调查数据表明，有47．1％的来沪农民工务工经商带子女随行，外来农民工子女教育问题值得关注。在上海市政府的关怀下，当前在沪农民工子女受教育状况有所改善，多数孩子能进公办学校学习。调查数据显示，在沪农民工子女进入本地公办学校就读的比例为24．5％，在民工子弟学校就学的占12．8％，就读于家乡学校的占62．8％，因各种原因失学的占2．8％。从全市范围来看，进入本地公办学校读书的外来农民工子女比例已高于民工子弟学校就读比例，失学比例也低于2004年5％-6％的比例。另外，调查反映外来农民工对子女受教育程度的期望值较高。按本次调查统计数据，拥有大学本科学历是大多数人对子女的美好愿望，该比例占到45．4％，6．2％的人因各种原因（包括子女已长大工作）选择了“无所谓”，认为至少应读到大专的占6．1％，有5．9％的人甚至认为孩子最好读到研究生及以上，希望读到高中的仅占2．1％，初中、中专比例更少分别为1．2％和0．7％。并且，90％以上的外来农民工家庭表示只要自己的孩子有能力读书，砸锅卖铁也会供其念书。外来农民工对子女学历的看重，说明在子女身上寄托着他们想要改变户籍身份和命运的强烈愿望。[第一段]     

当前中国农民工随迁子女城市社会融入问题分析

农民工随迁子女已成为了当前中国城市社会中一个不可忽视的群体。就农民工随迁子女融入城市社会的现状与障碍进行分析和阐述,指出家庭、学校、同辈群体和社会文化因素是影响目前农民工随迁子女融入城市社会的重要因素,并就农民工随迁子女如何融入城市社会提出相关的对策。     

父代教育水平、代际传递与子代基础教育不平等

基于中国教育追踪调查数据,采用OLS和多元有序logistics回归分析方法,本文研究了教育代际传递在初等教育阶段的显著性及作用机制。本文研究发现：初中阶段存在显著的教育代际传递效应,父母受教育水平对子女学业表现具有显著影响。父母最高受教育年限每增加1年,子女平均成绩提高0.322分。其中,城市父母受教育水平对子女学业表现的影响强度大于农村;父亲受教育水平对子女学业表现的影响大于母亲;随着子女平均成绩的提高,父母受教育水平对子女平均成绩的影响强度趋于下降,表明学业表现欠佳的“后进生”受父母教育水平的影响更大。进一步的中介效应检验表明,父母教育水平通过影响教育期望和教育投入作用于子女学业表现。父母对子女的教育期望、子女自身教育期望和亲子互动都具有部分中介作用,中介效应占总效应比重分别是45.067%、43.329%和0.939%。基于2020年中国家庭追踪调查数据对机制的再检验再次证实中介效应的显著性。因此,要重视初等教育资源的合理配置,对普通家庭的孩子进行适度的政策倾斜;父母要注重家庭文化资本建设,既要提高对子女的教育期望,也要增加对子女的陪伴,担当起子女成长中的“重要他人”角色。     

农民工的贫困状况与影响因素——兼与城市居民比较

伴随着城市化的进程,从农村转移到城市的农民工数量不断增加,农民工成为城市贫困的一个组成部分。本文利用2010年中国城市劳动力调查数据,从收入、生活消费、居住、社会保险和子女受教育等多个维度,讨论了农民工的贫困状况,考察了农民工贫困的影响因素,并以城市居民为参照系进行了比较。文章发现,按常住人口口径计算,农民工的贫困发生率略低于城市居民,但按该口径计算可能在一定程度上低估农民工贫困发生率。劳动收入占农民工收入的绝大部分(超过95%),当农民工失去工作进而失去劳动收入时,很容易陷入贫困。农民工的受教育水平、就业和失业状况,对于其贫困有着显著影响。从生活消费、居住、社会保险和子女受教育等多个维度观察,农民工的贫困状况也令人担忧。农民工长期处于低保制度救助的真空地带,如何将农民工纳入低保制度的救助范围,提高低保救助水平和瞄准效率,是政府部门面临的一项重要挑战。     

进城农民工社会保障的影响因素研究

缺乏明确的法律规定、不同制度模式之间难以互通互联及其自身的缺陷,是制约进城农民工参加社会保障的重要制度性因素;性别、城市工作年限、是否签订劳动合同、工资收入、所在城市等则是影响进城农民工参加社会保障的非制度性因素。从制度创新和强化执法等方面提出了政策建议。     

农民工子女教育与劳动力资源发展研究

农民工子女能否接受高质量的教育,对国家未来的劳动力素质具有深远的影响.本文认为,应正视农民工子女的教育问题,把他们看成国家未来的劳动力资源设计社会政策.     

我国三峡库区移民家庭收入的微观影响因素

利用重庆市云阳县移民的调查数据,按移民类型和受教育程度对移民家庭收入进行统计分析。然后,按移民类型、受教育程度、年龄段进行分组,对影响移民家庭收入的微观因素进行回归估计。结果显示:移民家庭的经营土地对其家庭收入的贡献不大;劳动力对家庭收入的贡献最大;从年龄结构的角度看,31～45岁、46～60岁年龄段的劳动力对家庭收入的贡献最大;当劳动力的人均受教育年限达到大专水平时,家庭收入会随着劳动力文化水平的提高而增加;16～30岁年龄组中大专文化劳动力比例对家庭收入的贡献显著为正;31～45岁、46～60岁年龄组中初中文化劳动力比例对家庭收入的贡献显著为负;劳动力的非农业收入明显高于农业收入。最后提出:应鼓励移民从事非农业;鼓励青年和中年劳动力向工业和服务业发达的城市自愿流动;鼓励移民子女接受大专及以上教育;尽快健全城镇和农村移民的养老保险制度和最低生活保障制度。     

农民工定居城市影响因素的实证分析——以合肥市为例

根据2008年关于农民工定居与城市适应的抽样调查数据,探讨、分析了资本积累与定居的关系。在城时间、进城后职业培训情况、城市交往情况、家庭收入等因素对对定居农民工城市适应具有显著的正向影响,表明城市资本积累是农民工定居的积极影响因素;而进城目的、家庭规模、土地承包情况等对定居都产生负向影响作用。研究结论对于政策制定具有重要的启示。     

影响农户购买小额医疗保险意愿的诸因素缕析

利用两县597户农户样本数据,采用Logistic模型分析影响农户购买小额医疗保险意愿的主要因素,结果表明,农户购买小额医保的意愿总体上非常强烈,家庭收入、健康状况、对保险公司的信任程度、文化程度以及子女数量是影响保险需求的主要因素,而年龄、性别、婚姻状况对小额医保需求则影响不大。由于小额医保与新农合在保障层次上重复设置,小额医保的市场空间狭小,在既定的制度背景下,若要推行小额医保,则必须在产品功能和保障水平上与传统的新农合区别开来。     

农民工参加城镇职工养老保险的影响因素——基于2008～2010年面板数据的分析

本文根据中国家庭收入调查2008~2009年和2009~2010年的面板数据,使用二元logit面板模型和二元logit模型考察了农民工参保状态及其变化趋势的影响因素。面板固定效应模型的回归结果显示签订合同可以明显提高农民工的参保可能性,证实了2008年劳动合同法的政策效应。面板随机效应模型的回归结果则揭示了工资收入水平更高、在东部打工以及受教育程度更高的农民工参加养老保险的可能性更大。农民工退保和新参保行为影响因素的实证分析结果表明:失去劳动合同对农民工退保的负面作用要大于签订劳动合同对农民工参保的积极作用,工资收入的增长有助于提高农民工的新参保率、降低农民工的退保率。     

农民工城市定居方式选择影响因素研究——基于北京市的实证调查

农民工城市定居方式选择意愿问题,实质上是农民工市民化问题,属于农民工定居城市问题的深层次延展。从实证研究来看,教育水平、对社会保障与社会尊重的关注,以及子女未来发展已成为这一问题的主要影响因素,反映出当代农民工希望融入城市生活及其伴随的更高层次的社会需求。因此政府应合理加快城市化规模,关注农民工家庭社会保障权利与发展机会,避免农民工阶层的固化和边缘化,避免“代际贫困”问题。     

农民工城市定居方式选择影响因素研究——基于北京市的实证调查

农民工城市定居方式选择意愿问题,实质上是农民工市民化问题,属于农民工定居城市问题的深层次延展.从实证研究来看,教育水平、对社会保障与社会尊重的关注,以及子女未来发展已成为这一问题的主要影响因素.反映出当代农民工希望融入城市生活及其伴随的更高层次的社会需求.因此政府应合理加快城市化规模,关注农民工家庭社会保障权利与发展机会,避免农民工阶层的固化和边缘化,避免"代际贫困"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