东道国投资便利化建设对中国企业对外直接投资二元边际的影响

在全球多边投资体制缺失和双边投资协定无序发展的背景下,便利化建设能否有效驱动海外投资增长已引发学术界的广泛关注。然而,当前有关东道国投资便利化与母国对外直接投资的研究仅集中于一元规模分析,尚未展开二元边际的结构性讨论。为此,文章基于中国企业对外直接投资追踪数据,详细考察了东道国便利化建设与中国企业对外直接投资二元边际之间的关系。结果表明:第一,东道国便利化建设显著促进了中国对外投资扩展边际的增长,但对集约边际的作用效果并不明显,且克服内生性问题之后,上述研究结论仍然成立。第二,异质性分析表明,投资对经济周期十分敏感,世界经济的复苏和发展有助于中国资本"走出去"。同时,与能源行业相比,便利化建设更有利于推动运输和房地产行业投资扩展边际的提高。另外,东道国发展阶段的差异和中国投资政策导向的差别也将产生异质化作用,非低收入经济体和政策导向国推进便利化建设对投资扩展边际增长的驱动效应更加明显。第三,进一步的渠道分析表明,便捷的营商环境、透明的政策环境与健全的金融服务是提高投资扩展边际的关键所在。文章的研究对于从东道国便利化发展角度理解企业对外直接投资的结构特征具有一定的参考价值,同时揭示了便利化建设将在推动全球新一轮的投资浪潮中扮演更为重要的角色。     

融资约束与企业对外直接投资二元边际

文章针对以往研究中忽视的上市公司对外直接投资的结构性特征,利用上市企业关联交易数据库和企业年报获取对外直接投资数据,实证分析了企业融资约束与对外直接投资二元边际间存在的复杂影响。多种模型的计量结果显示:第一,融资约束对企业投资二元边际呈现显著的制约效应,并且这种约束效应与融资约束强度存在正向关联,对于集约边际的负向影响均高于扩展边际;第二,融资约束对企业投资的二元边际影响存在显著的所有制差异,对民营企业的抑制效应尤为显著,但对国有企业和外资企业并不存在负向影响,即金融压制体制以及银行信贷"所有制歧视"可能极大地阻碍了民营企业国际化进程;第三,在不同对外投资类型中,生产型、研发型和资源型对外投资所产生的外部融资依赖度较高,融资约束对其ODI二元边际均呈现一定的抑制效应,尤其对于生产绿地型投资的约束效应最强。因此,对于建设更高水平开放型经济新体制,消除银行贷款活动的"所有制"歧视,积极拓宽多元化融资渠道,加快中国本土企业"走出去"的步伐具有积极意义。     

东道国金融发展对中国企业对外直接投资的影响:二元边际与生产率门槛

文章基于中国上市企业2008-2015年对外直接投资数据，分析东道国金融发展在扩展边际和集约边际上对企业对外直接投资决策以及投资所需生产率水平的影响。研究发现，在不同生产率的企业中东道国金融发展的影响是异质性的。较高的金融发展水平会系统性地降低投资所需的生产率水平，进而促进中国企业对外直接投资的概率、次数和规模。进一步的研究还发现，在经济发展水平比中国高的东道国金融发展的生产率效应更显著，投资所需生产率下降得更多。尽管如此，高经济发展水平东道国的最低生产率门槛仍然高于低经济发展水平的东道国。控制了金融发展指标和企业全要素生产率的内生性后，结果依然稳健。     

制度环境与中国对外直接投资——基于扩展边际的分析视角

文章基于中国的实际情况提出对外直接投资二元边际概念,并对ALP(2015)二元边际分解模型进行改进,据此测算中国各省域对外直接投资的扩展边际。在此基础上,运用空间杜宾面板模型从扩展边际的角度实证检验母国制度环境对中国OFDI的影响,同时基于资本的跨区、跨国流动替代性机制分析东部、中部和西部三大区域制度效应的差异性。研究发现:第一,中国省域对外直接投资的扩展边际存在显著的空间自相关性。第二,政府的财政扶持和金融支持能促进中国OFDI的扩展边际,而母国知识产权保护制度不健全、法制建设不完善均会导致资本的外逃。中国对外投资的扩展边际同时存在"制度激励"和"制度逃逸"现象。第三,东部、中部和西部制度质量初始禀赋的不同使得部分地区资本的跨区流动对跨国流动形成完全或部分替代,三大区域OFDI的扩展边际因而呈现差异化的制度效应。东部具有更强的制度逃逸特征,中部的制度激励特征则更为明显,但西部这两种特征均未出现。     

制度环境与中国对外直接投资——基于扩展边际的分析视角北大核心CSSCISSCI

文章基于中国的实际情况提出对外直接投资二元边际概念,并对ALP(2015)二元边际分解模型进行改进,据此测算中国各省域对外直接投资的扩展边际。在此基础上,运用空间杜宾面板模型从扩展边际的角度实证检验母国制度环境对中国OFDI的影响,同时基于资本的跨区、跨国流动替代性机制分析东部、中部和西部三大区域制度效应的差异性。研究发现:第一,中国省域对外直接投资的扩展边际存在显著的空间自相关性。第二,政府的财政扶持和金融支持能促进中国OFDI的扩展边际,而母国知识产权保护制度不健全、法制建设不完善均会导致资本的外逃。中国对外投资的扩展边际同时存在"制度激励"和"制度逃逸"现象。第三,东部、中部和西部制度质量初始禀赋的不同使得部分地区资本的跨区流动对跨国流动形成完全或部分替代,三大区域OFDI的扩展边际因而呈现差异化的制度效应。东部具有更强的制度逃逸特征,中部的制度激励特征则更为明显,但西部这两种特征均未出现。     

文化距离、海外华人网络与中国企业对外直接投资区位选择

本文利用企业层面对外直接投资项目面板数据,采用负二项回归模型实证考察了文化距离与东道国华人网络对中国企业对外直接区位选择的影响。实证研究发现,东道国与中国文化距离的增加对中国企业对外直接投资有显著的抑制作用,但东道国华人网络对中国企业对外直接投资有显著的促进作用。文章最后对研究的理论价值和实践意义进行了讨论。     

东道国资本管制与中国对外直接投资:来自上市企业跨国并购的微观证据

文章使用中国2008~2015年上市企业匹配的微观数据,研究了全球金融危机后东道国资本管制对中国企业OFDI二元边际的影响及影响机制。研究发现,东道国资本管制放松可以显著地促进中国企业对外直接投资,主要原因是资本管制放松会降低资本使用成本,方便企业在当地融资,而且这种正向效应主要发生在对外直接投资的扩展边际上。另外,在拥有较高法治和金融发展水平,特别是政府治理水平的东道国,资本管制放松对中国企业的吸引力更大。文章的研究为中国企业"走出去"的区位选择提供了经验证据,融资约束紧的企业更适合选择到资本管制较轻的国家或地区投资。     

东道国特征与中国对外直接投资逆向技术溢出——基于跨国面板数据的经验研究

本文基于跨国面板数据,研究了东道国因素对中国对外直接投资逆向技术溢出的影响。研究结果表明,以R&D经费投入和居民专利申请数量表征的东道国创新水平和以人均国内生产总值表征的东道国经济发展水平都对中国对外直接投资逆向技术溢出具有显著的正面影响。同时,东道国知识产权保护制度越健全,越有利于中国企业通过对外直接投资获取逆向技术溢出;而东道国与中国之间的文化差异则在一定程度上阻碍了对外直接投资的逆向技术溢出。     

国际质量标准认证与企业出口行为——来自中国企业层面的经验分析北大核心CSSCISSCI

基于世界银行2012年营商环境与企业绩效调查的相关数据,文章使用回归方法和PSM方法分析了国际质量标准认证对中国企业出口行为的影响。研究表明:国际质量标准认证对企业出口的扩展边际具有显著影响,拥有国际质量标准认证将增加企业出口的概率;国际质量标准认证对企业出口的集约边际也具有显著影响,通过国际质量标准认证将扩大出口企业的销售规模。进一步用PSM方法对上述问题进行分析后得到的结果依然是稳健的。     

国际质量标准认证与企业出口行为——来自中国企业层面的经验分析

基于世界银行2012年营商环境与企业绩效调查的相关数据,文章使用回归方法和PSM方法分析了国际质量标准认证对中国企业出口行为的影响。研究表明:国际质量标准认证对企业出口的扩展边际具有显著影响,拥有国际质量标准认证将增加企业出口的概率;国际质量标准认证对企业出口的集约边际也具有显著影响,通过国际质量标准认证将扩大出口企业的销售规模。进一步用PSM方法对上述问题进行分析后得到的结果依然是稳健的。     

中国企业对外直接投资的区位选择——基于企业异质性理论的实证研究

本文以企业异质性理论为研究框架,利用2003-2007年中国企业层面数据,探讨了中国企业对外直接投资(OFDI)的扩展边际,并对企业OFDI区位选择进行了实证检验。研究表明,中国企业OFDI行为中存在自我选择效应,企业生产率的提高能够促进企业的对外直接投资,同时,企业生产率越高,其所投资的东道国个数越多;一国市场规模越大、生产成本越低或者贸易成本越高,其生产率阈值越低,能够吸引更多中国企业对其进行对外直接投资。     

产品内分工下制造业服务化与出口二元边际——基于系统GMM的经验研究

采用两步系统GMM估计法,在产品内分工视角下实证考察制造业服务化对出口二元边际的影响,研究发现：（1）服务化对出口市场扩展边际、产品种类扩展边际、价格边际有倒U型作用,对数量边际有抑制作用。（2）服务化对扩展边际、价格边际的倒U型作用和对数量边际的抑制作用在OECD与非OECD国家同时存在。（3）按技术复杂度划分服务部门后发现,低端服务化和高端服务化对扩展边际的影响较为一致,但低端服务化对价格边际的影响不显著,且对数量边际的抑制作用大于高端服务化。（4）产品内分工加强了服务化对价格边际的积极影响,弱化了服务化对数量边际的不利作用,但对服务化与扩展边际关系的影响不显著。深入产品内分工体系,循序渐进推动制造业服务化发展有助于提升高端出口能力,对优化出口结构有重要意义。     

母国税收政策不确定性与企业对外直接投资

文章以2004～2014年中国A股上市企业为样本,研究母国税收政策不确定性对企业对外直接投资的影响。研究结果表明,当母国税收政策不确定性上升时,企业对外直接投资的可能性会下降。进一步研究发现:银企关联和政府补贴可以缓解母国税收政策不确定性对企业对外直接投资的抑制作用;企业规模越小、成立时间越短、债务水平和税负水平越高,企业对外直接投资受母国税收政策不确定性的抑制作用越大;对外直接投资企业的总部所在省份GDP较高时,其对外直接投资受母国税收政策不确定性的影响较大。文章拓展了税收政策不确定性和企业对外直接投资领域的相关研究,为更有效地发挥母国税收政策对企业"走出去"的促进作用以及增强企业在"走出去"过程中应对外部风险的能力提供了有价值的政策启示。     

企业异质性与对外直接投资区位选择——基于广东省企业层面数据的考察

运用企业异质性模型框架,对企业对外直接投资(OFDI)区位选择进行理论分析,并通过广东省企业层面数据的实证考察,进而探索中国企业生产率异质带来的OFDI区位选择差异。结果表明,进行OFDI的企业具有更高的生产率,并且企业生产率在不同区位所表现出的作用大小不同,其中在亚洲地区效应最为显著;在OFDI扩展边际上,企业生产率越高,其进行OFDI的东道国数量越多;具有更低生产率阈值的东道国,其所吸收的中国OFDI越多。本文也印证了OFDI的跨越贸易壁垒行为,即东道国实施的关税对中国企业OFDI区位选择具有显著的正效应。     

产品内分工视角下环境规制对出口二元边际的影响——基于两步系统GMM动态估计方法的研究北大核心CSSCISSCI

基于两步系统动态GMM估计方法,文章在产品内分工视角下实证研究了环境规制对行业出口二元边际的影响。研究发现:首先,环境规制对扩展边际形成了U型的作用效应,对集约边际存在促进作用;其次,产品内分工地位的提高会促进扩展边际的增长,对集约边际则形成抑制作用;最后,环境规制和分工地位的交互作用对于扩展边际有显著的积极效应,对于集约边际的作用不明显。新时期"外向型"发展战略有其合理性,前提是不断提高行业分工地位,而非继续依靠环境禀赋优势。     

产品内分工视角下环境规制对出口二元边际的影响——基于两步系统GMM动态估计方法的研究

基于两步系统动态GMM估计方法,文章在产品内分工视角下实证研究了环境规制对行业出口二元边际的影响。研究发现:首先,环境规制对扩展边际形成了U型的作用效应,对集约边际存在促进作用;其次,产品内分工地位的提高会促进扩展边际的增长,对集约边际则形成抑制作用;最后,环境规制和分工地位的交互作用对于扩展边际有显著的积极效应,对于集约边际的作用不明显。新时期"外向型"发展战略有其合理性,前提是不断提高行业分工地位,而非继续依靠环境禀赋优势。     

中国本土企业研发对企业出口行为的影响:“集约边际”抑或“扩展边际”

中国本土企业研发活动能否推动企业出口?企业研发活动对出口的影响主要体现在"集约边际"还是"扩展边际"?本文运用中国工业部门2001²007年的企业数据,采用Heckman两阶段选择模型考察了中国本土企业研发对出口行为的影响。研究结果表明,中国本土企业研发对出口的扩展边际和集约边际均具有显著的促进作用,通过标准化系数可知,企业研发对扩展边际的影响更为显著。这说明中国本土企业研发对出口贸易增长的影响更多体现在扩展边际上。本文在进一步分视角研究中发现,针对不同的样本企业研发的促进作用存在明显差异。采用工具变量控制内生性以后,以上结论依然成立。     

贸易成本如何影响中国出口增长的二元边际——多产品企业视角的实证分析

本文运用中国海关数据,从多产品企业的微观视角分解了中国出口增长的二元边际,发现融入产品维度和市场维度后,随时间动态变化的扩展边际对出口增长的贡献略高于集约边际,而随截面静态变化的集约边际在中国出口增长中发挥主要作用。运用扩展的引力模型分析二元边际的影响因素发现,贸易成本主要通过扩展边际影响中国的出口增长,其中对中国出口企业数量的影响尤为显著。为此,中国应进一步降低多产品企业的出口成本,以扩展边际的增长提高中国出口企业数量并实现出口的多元化增长。     

东道国区位优势与中国对外直接投资的相关性研究——基于动态面板数据广义矩估计分析

本文使用2003～2007年中国与74个东道国的数据,采用GMM方法进行动态面板数据分析,考察了对东道国区位优势与中国对外直接投资之间的相关性。经验研究发现:东道国市场规模和资源禀赋是决定现阶段中国对外直接投资的重要因素,密切的贸易联系也会显著地促进中国的投资,然而东道国良好的制度建设却会产生抑制作用,此外东道国完善的基础设施和较高的技术水平也不会显著地引起中国对外直接投资的变化。     

中国对外直接投资区位分析:政治因素重要吗?

为了考察政治因素对中国对外直接投资(ODI)区位的重要影响,本文从政治信仰、政治摩擦、国际地位、政治关系定位等四个方面度量政治因素,选取中国对外直接投资的51个东道国、4年204个观测数据进行面板数据分析.计量结果发现国家间政治因素对中国对外直接投资区位有显著的影响,中国对外直接投资偏好与中国有相同政治信仰、政治摩擦较少、国际地位相似、政治关系定位较高的东道国.四个政治因素变量在不同计量方法(PCSE和GLS)下都保持高度显著性和稳健性,说明中国对外直接投资具有鲜明的中国特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