正式和非正式环境规制碳减排效应的时空异质性与协同性——对2007—2017年新疆14个地州市的实证分析

环境规制是为保护和改善环境而对经济主体的污染物排放行为进行约束,其中正式环境规制体现了政府保护环境的主动性,非正式环境规制则反映了居民保护环境的自觉性。正式和非正式环境规制具有目标一致性,但规制主体和规制手段不同,因而其污染物减排效应既具有协同性,也具有异质性;同时,由于经济发展阶段、地区产业结构、居民收入水平等规制环境的不同以及规制实施时间的不同,正式和非正式环境规制的污染物减排效应表现出显著的时空异质性。采用2007—2017年新疆14个地州市相关数据的分析表明：从整体上看,正式环境规制具有显著的碳减排效应,非正式环境规制虽然对碳排放强度的影响不显著,但可以强化正式环境规制的碳减排效应;从时间异质性来看,正式环境规制的碳减排效应及其与非正式环境规制的协同效应在2012—2017年强于2007—2011年;从空间异质性来看,正式环境规制在北疆地区具有显著的碳减排效应,而在南疆地区对碳排放强度的影响不显著。进一步的分析发现：在新疆地区,随着经济发展水平的提高,正式和非正式环境规制均从与碳排放强度正相关转变为负相关,且正式环境规制的这种转变先于非正式环境规制。总体来看,在碳减排过程中,正式环境规制的作用强于非正式环境规制并先于非正式环境规制发生作用,在污染物排放较多的地区环境规制的碳减排效应更强。因此,一方面,政府要进一步提高保护环境的主动性,增强正式环境规制的针对性和有效性,后发地区还应提高对转入产业的环境规制强度;另一方面,要不断提高居民收入和素质,促进社会组织发展,增强居民保护环境的自觉性,以有效发挥非正式环境规制的碳减排效应及其与正式环境规制的协同效应。     

双重环境规制约束下技术创新对工业绿色增长的影响

检验环境规制约束下技术创新对工业绿色增长的影响并确定最优规制水平,对于环境规制的制定和工业绿色发展具有重要意义。文章选取2008—2017年中国省际工业面板数据对环境规制约束条件下技术创新对工业绿色增长的影响进行研究。文章首先基于系统GMM模型分析正式和非正式环境规制通过引导技术创新促进工业绿色增长的影响机制;其次构建面板门槛模型,分析在环境规制强度变化的情况下技术创新对工业绿色增长的影响,并确定最优规制区间;最后对实证部分进行稳健性检验。研究结果显示:1）正式环境规制既可以直接促进工业绿色增长,也可以通过技术创新来间接影响工业绿色增长。基于正式环境规制约束,技术创新对绿色增长的影响存在双重门槛,在中等强度正式环境规制区间内,技术创新的促进作用最明显。2）非正式环境规制对工业绿色增长的直接促进作用不明显,但可以通过影响技术创新来促进工业绿色增长。基于非正式环境规制约束,技术创新对工业绿色增长的影响存在单一门槛,只有在较高水平非正式环境规制强度区间内,技术创新才能发挥显著的积极作用。3）从地区看,中国位于最优规制区间的省份很少。     

数字化水平、政府环境规制对环境治理绩效的影响研究——基于我国省级面板数据的实证分析

环境治理离不开政府、企业及公民的共同参与,而在数字技术不断发展的今天,各行业都在探索数字化转型之路,数字化发展势头迅猛,可能会对环境治理领域产生影响。以我国省级面板数据为研究对象,采用计量经济方法对数字化水平与环境治理绩效之间的关系进行实证分析。实证结果表明,数字化水平对环境治理绩效有显著正向作用,其中政府出台环保政策能够提升环境规制力度,数字化水平能够通过政府环境规制对环境治理绩效产生作用,即政府环境规制在两者之间发挥中介效应。建议政府重视数字化基础设施建设,构建数字化科学决策机制,拓宽数字化信息收集渠道,以此提升数字技术在环境治理领域的应用深度,坚持政府环境规制与非正式环境规制并重,以生态环境质量提升推动高质量发展。     

环境规制强度、产业结构升级与生态环境优化的互动机制分析

实现产业结构升级与生态环境优化二者间的良性互动，对促进中国经济由高速增长阶段向高质量发展阶段转化至关重要。基于我国30个省份2003-2016年环境规制、产业结构与生态环境的面板数据，应用三阶段最小二乘法，实证检验环境规制强度、产业结构升级与生态环境优化三者之间的互动机制。研究发现：在全国层面，产业结构升级在促进生态环境优化的同时，弱化了环境规制强度；环境规制具有"倒逼"机制，在促进我国产业结构升级的同时，也能促进生态环境优化；分区域看，产业结构升级均有利于区域生态环境优化，但受资源禀赋等异质性因素的影响，环境规制强度、产业结构升级与生态环境优化之间的互动机制存在差异。发挥环境规制的功能性作用，落实创新驱动发展战略，推动区域协调发展，是实现产业结构升级与生态环境优化的可行性路径。     

正式与非正式环境规制对经济高质量发展的空间效应研究

统筹生态环境保护与经济高质量发展,除了依靠政府强制性管制等正式环境规制手段外,还需要借助非正式环境规制手段进行补充。从正式与非正式环境规制手段入手,分析其对地区经济高质量发展的影响。首先,基于新发展理念的五大维度,构建经济高质量发展评价指标体系,利用熵值法赋权,对2010—2020年我国各省份的经济高质量发展水平进行综合评价,并考察其空间相关性;然后,采用空间杜宾模型,就正式与非正式环境规制对地区经济高质量发展的影响及空间溢出效应进行量化分析。研究发现：考察期内,我国东部地区的经济高质量发展水平远高于西部地区,地区间两极分化严重;经济高质量发展水平具有较强的空间自相关性;正式与非正式环境规制均对本地区的经济高质量发展水平有显著正向影响,且非正式环境规制的影响程度更大,但两者对邻近地区都没有显著溢出效应。对此,各地政府应重视正式与非正式环境规制的作用,促使两类环境规制相互补充。     

环境规制约束能倒逼我国产业技术创新吗——基于Lagrange函数模型的分析与讨论

环境规制的内驱机制是产业技术创新能力的提升，其能否促成环境规制倒逼产业技术创新?于此命题，将产业技术创新分解为治污技术创新与生产技术创新，建构环境规制与产业技术创新的传导机制模型，并做出经验验证。研究表明：环境规制强度与生产技术创新呈类库兹涅茨曲线关系，与治污技术创新呈正向关系；环境规制增强提升企业治污技术创新的同时，也强化了对生产技术创新的投入挤占，使得当环境规制达到中等强度后，生产技术创新呈现出不确定的特点。为此，应实施差异化的环境规制政策，强化对规制政策实施的追踪问效；完善治污激励补贴机制，强化政府对危废处理行业的扶持力与监管力，丰富环境规制配比政策设计；强化命令控制型与公众参与型环境规制工具的有机组合，健全环境信息反馈系统，倒逼企业治污技术的强化与创新。     

环境规制工具、政府支持对绿色技术创新的影响研究

政府通常会搭配使用规制政策与支持政策以激励绿色技术创新,而合理选择政策工具是确保政策搭配有效的关键.选取命令型、费用型、投资型三类环境规制工具与研发补助、低碳补贴两种政府支持行为,以2008-2018年中国工业省级面板数据为样本,实证研究了不同环境规制工具、政府支持行为对绿色技术创新的直接影响与耦合影响.实证结果显示:在当前政策强度下,命令型规制、投资型规制、研发补助促进绿色技术创新,低碳补贴抑制绿色技术创新,费用型规制对绿色技术创新的影响效果不显著;研发补助和低碳补贴分别正向和负向调节费用型规制和投资型规制的绿色创新激励效果.对样本内生分组后,拓展分析结果显示:由于绿色创新水平的地区差异,上述政策工具的效果呈现出明显的地区异质性特征;东部沿海与长江中下游地区应当充分利用"研发补助—市场型规制"间的正向耦合效应推动绿色技术创新,而中西部非长江中下游地区应当构建以"研发补助+命令型规制"为主体的创新激励政策体系.最后,结合对地方政府政策工具选择过程中存在问题的讨论,为不同政策主体提供了相应的对策建议.     

不同环境规制工具影响污染产业投资的区域差异研究——基于省级工业面板数据对我国四大区域的实证分析

我国四大区域不同的发展阶段决定了其经济发展和环境保护的差异化诉求,选择恰当的环境规制工具可以有效实现淘汰落后产能和激发技术创新。采用2004—2014年省级工业面板数据,运用空间自相关模型从成本效应、创新效应和集聚效应三方面对比分析东部、中部、西部和东北地区不同环境规制工具对污染产业投资的影响,结果表明：不同环境规制工具在四个地区的影响效果呈现显著差异;费用型规制、投资型规制和公众参与型规制在东部地区具有显著创新效应;费用型规制和城镇环境基础设施建设投资对中部地区污染企业形成较大的成本压力;建设项目“三同时”投资和公众参与型规制在西部产业集聚地区能够有效抑制污染产业的流入;费用型规制、工业污染源治理和建设项目“三同时”投资能够有效抑制污染产业流入东北地区。因此,应因地制宜地选择恰当的环境规制工具组合以实现区域经济的绿色发展。     

波特假说的滞后性和最优环境规制强度分析——基于系统GMM及门槛效果的检验

"波特假说"认为合理设置的环境规制政策在长期能够刺激企业进行技术创新,产生创新补偿效应,从而弥补因规制增加的成本,因此发挥规制的创新效应是实现经济发展与环境保护双赢的关键。文章运用2000～2010年中国29个地区的面板数据,通过系统GMM和门槛回归方法,在低碳视角下检验"波特假说"是否存在及存在的条件并确定最优规制水平。结果表明环境规制对创新的激励作用具有一定的滞后性,在当期阻碍技术创新,在滞后期促进创新且在滞后二期促进作用最明显;环境规制强度与技术创新之间存在三重门槛效应,规制强度较低时规制对创新的影响表现为一种潜动力,不足以引发创新活动的开展,在最优规制水平显著促进创新,强度过高时促进作用减弱。     

高管海外背景与企业绿色技术创新

企业绿色技术创新是在微观企业层面迈向绿色发展的必由之路，如何促进企业绿色技术创新成为值得研究的重大现实课题。本文以2010—2020年中国A股上市公司为研究样本，实证分析了高管海外背景对企业绿色技术创新的影响及其内在影响机制。研究结果表明：高管海外背景对企业绿色技术创新产生显著的驱动作用，在考虑可能存在的内生性问题后研究结果依然稳健；高管海外背景主要通过增加企业研发投入、提高企业社会责任表现和增强企业风险承担能力三条路径提高企业绿色技术创新绩效；约束型环境规制与激励型环境规制均在企业高管海外背景与企业绿色技术创新之间发挥正向调节作用。异质性分析结果表明，高管海外背景对企业绿色技术创新驱动效应在国有企业、重污染行业和市场化程度低的企业中更为明显。本文为如何促进企业转向以绿色可持续发展为导向的创新驱动发展战略提供新的研究视角，为制定合理的企业高管聘任决策，实现企业高质量发展具有重要的实践意义。     

环境规制、绿色技术创新与经济高质量发展

以“波特作用”模型为起点,理论分析环境规制、绿色技术创新与经济高质量发展之间的作用机理,并利用2004—2017年省级面板数据进行实证检验。研究发现：补偿型“波特作用”表现出明显的滞后性,在全域和东部地区存在倒“U”型变化趋势,在中西部地区则表现为倒“N”型的非线性变化,均呈现边际递减的趋势;激励型“波特作用”在全国和分域均表现为“N”型非线性变化趋势,且在西部地区更为显著,整体呈现边际递增的趋势。在当前绿色技术创新进入自我革新的探索性阶段,补偿型环境规制在推动经济高质量发展过程中表现为一种短期效应,缺乏持续性,亦存在“搭便车”现象,且无法与绿色技术创新形成协同效应;激励型环境规制在前期能够与绿色技术创新形成良好的协同互动效应,共同推动经济高质量发展,而当绿色技术创新发展进入成熟期时能够替代环境规制成为推动经济高质量发展的关键驱动力。     

数字经济实现了绿色创新“增量提质”吗——基于异质环境关注视角

基于2011—2020年中国城市和微观企业数据，在重构数字经济指标体系及识别绿色创新水平的基础上，多维度检验了数字经济发展对绿色创新质和量的影响及其内在机制。研究发现：数字经济显著促进了绿色创新“增量提质”，激发政府和公众环境关注是其重要作用机制，且政府和公众环境关注是实现数字经济赋能绿色创新的必要条件；数字经济发展对周围城市的绿色创新具有一定的空间溢出效应；数字经济对绿色创新的“增量提质”效应在非资源型城市、知识产权保护力度强的城市、高碳排放城市、国有企业、规模较大的企业更加明显。     

环境规制是否会影响企业国际竞争力？——关于波特假说的新思考

传统观点认为环境规制会增加企业成本,降低其国际竞争力。波特则认为,恰当设计的环境规制能够激发企业创新,并通过创新补偿和先动优势提高企业的竞争力。虽然波特的逻辑推理存在某些缺陷,但他的主要结论是正确的。严厉的环境规制有利于促进本国环保产业的发展,并让污染企业走上更具效率的技术发展道路,这些因素会提高企业的绿色竞争力。由于“绿色消费”是未来世界市场发展的大趋势,因此具有绿色竞争力的企业也会具有更高的国际竞争力。     

金融发展对环境规制提升工业绿色全要素生产率的创新补偿效应

以金融发展为切入点,探讨环境规制对工业绿色全要素生产率的影响。研究结果显示,不同融资模式的金融发展对环境规制提升工业绿色全要素生产率均存在创新补偿效应,且股票市场的创新补偿效应最大,银行部门次之,民间金融最小。分区域的估计结果显示,东部地区银行部门不存在创新补偿效应,其余地区的估计结果与整体一致。进一步的门槛检验结果显示,银行部门和民间金融均存在单一门槛,且呈现正向边际效率递增的非线性规律。     

财政分权、环境规制与淮河生态经济带绿色全要素生产率

基于2008—2018年淮河生态经济带25个地级市面板数据,采用SBM-ML模型对淮河生态经济带绿色全要素生产率进行测度,并实证分析财政分权和环境规制对绿色全要素生产率的作用。结果表明：淮河生态经济带绿色全要素生产率呈增长状态,并且东部海江河湖联动区增速最高;财政分权对绿色全要素生产率和绿色技术进步具有负向作用,环境规制能够显著促进绿色全要素生产率、绿色技术效率和绿色技术进步增长;财政分权对绿色全要素生产率和绿色技术进步存在门槛效应,当采取过高环境规制强度,财政分权通过降低经济增长水平,进一步加深对绿色全要素生产率的负向作用。     

环境规制工具的空间异质效应研究———基于政府职能转变视角的空间计量分析简

本文研究政府职能转变视角下环境规制工具的空间异质效应,通过构建理论模型阐述了环境规制工具差异所引致的环境技术创新及污染排放异质效应,并使用1999～2010年的省域面板数据从形式、强度及空间三个维度对环境规制工具的异质效应进行了空间计量分析。研究结果表明:基于市场的激励型环境规制工具比命令—控制式环境规制工具更能促进环境技术进步,激励型环境规制的加强有利于环境技术创新,即"波特假说"在一定程度上成立;基于市场的激励型环境规制工具通过直接效应及技术创新间接效应,能够实现比命令—控制式环境规制更低水平的污染排放;不同的环境规制工具对环境技术创新及最终污染排放具有空间异质效应。因此,实现经济发展方式转变及"十二五"规划节能减排、环境保护目标,关键在于实现政府职能转变及政府管理创新,更为重要的是实现环境规制创新。     

环境规制约束能倒逼我国产业技术创新吗——基于Lagrange函数模型的分析与讨论

环境规制的内驱机制是产业技术创新能力的提升,其能否促成环境规制倒逼产业技术创新?于此命题,将产业技术创新分解为治污技术创新与生产技术创新,建构环境规制与产业技术创新的传导机制模型,并做出经验验证。研究表明：环境规制强度与生产技术创新呈类库兹涅茨曲线关系,与治污技术创新呈正向关系;环境规制增强提升企业治污技术创新的同时,也强化了对生产技术创新的投入挤占,使得当环境规制达到中等强度后,生产技术创新呈现出不确定的特点。为此,应实施差异化的环境规制政策,强化对规制政策实施的追踪问效;完善治污激励补贴机制,强化政府对危废处理行业的扶持力与监管力,丰富环境规制配比政策设计;强化命令控制型与公众参与型环境规制工具的有机组合,健全环境信息反馈系统,倒逼企业治污技术的强化与创新。     

环境规制对技术创新影响的理论分析

环境保护和技术创新是当前学界和政府关注的热点问题。目前,关于两者之间关系的理论阐述仍显不足。从技术创新的形成机制为切入点,从技术拉动、市场推动和政策驱动三个角度分析技术创新的内在机制;从正面效应和负面效应两个角度阐述了环境规制这一政策措施对技术创新的影响。研究表明:环境规制从生产、消费和政策刺激效应多方面对企业的技术创新产生激励作用;但也会挤占企业的创新资金、增加企业的创新风险和转换成本。同时,技术创新需要从源头发明抓起,这需要政府给予更多的资金方面的政策扶持。     

异质性环境规制、技术创新与中国工业绿色化

基于中介效应模型和2007~2016年中国省际面板数据，构建异质性环境规制、技术创新与工业绿色化的作用机理理论分析框架，并通过构建异质性环境规制指标体系和工业绿色化指标体系将异质性环境规制与技术创新驱动工业绿色化的作用机理进行实证检验。研究发现：行政型环境规制对工业绿色化起抑制作用，不存在技术创新中介效应；市场型环境规制对工业绿色化的影响存在部分中介效应，可通过技术创新"挤出效应"抑制工业绿色化；公众型环境规制与工业绿色化关系只有中介效应，且公众型环境规制通过技术创新"激励效应"促进工业绿色化；异质性环境规制驱动工业绿色化的技术创新中介效应的研究结论经稳健性检验依然不变。研究认为：在推进异质性环境规制驱动工业绿色化过程中，应充分利用公众型环境规制驱动技术创新"激励效应"，同时应有效规避市场型环境规制驱动技术创新"挤出效应"。     

环境信息公开、绿色金融与城市绿色创新

基于2015—2021年城市面板数据，实证检验环境信息公开对城市绿色创新的影响。基准回归结果表明，环境信息公开能够显著提高城市的绿色创新水平。中介效应检验结果显示，环境信息公开可以通过推动绿色金融发展促进城市绿色创新，绿色金融亦能够通过提高环境信息公开水平促进城市绿色创新，即环境信息公开与绿色金融在提升城市绿色创新水平方面能够产生协同作用。门槛效应检验结果显示，随着绿色金融的发展与创新水平的提高，环境信息公开对城市绿色创新的促进作用具有边际递增的非线性特征。异质性分析结果表明，环境信息公开的绿色创新效应在东部城市、非省会城市、资源型城市以及二氧化硫污染控制区城市更为显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