基于平面交叉口的隐性拥堵成本分析

在拥堵的产生机理及外部性的回顾的基础上,对15个交叉口拥堵进行测算,得到其中最为拥堵的交叉口.基于机动车怠速的特性分析交叉口的拥堵成本,定性定量的将拥堵成本划分为时间成本、燃油成本和尾气成本三部分,并给出具体的计算方法.从而客观的为决策机构制定相关政策提供一定的数据支持.     

大城市功能外迁中双向通勤现象探析

大城市空间扩展造成了通勤距离、通勤时耗的不断增加.近年来,由于行政中心、高等院校等纷纷外迁和城郊大型住宅区的开发建设,形成了很多规模较大、配套不完善的单一功能用地或功能区.居住与就业功能的双重空间失配和出行时间、方式具有规律性的通勤交通,不仅导致高昂的通勤成本,还表现出明显的双向流动特征.以济南为例,通过对典型功能区居民通勤的抽样调查,分析了出行者属性和通勤特征以及双向通勤现象对交通成本、道路负荷和城市运行效率等方面的影响.在此基础上,从城市规划、城市管理和交通规划等角度,提出了保障功能布局与交通互适、居住和就业平衡的建议.     

通勤事故工伤认定规定的法律适用问题

本文认为,通勤事故工伤认定规定的相关法定条件的法律解释是法律适用的前提。从保障工伤事故受害者的利益出发,上下班途中应界定为职工在合理的上下班时间内经过合理路线;通勤事故范围应限于车辆、城市轨道、客运轮渡、火车等四类交通事故;非本人主要责任应以公安等交通管理部门或者司法部门出具的事故责任定性的法律文书为判断依据。     

排污权交易对绿色技术创新的作用机理

绿色技术创新的外部性导致了绿色技术创新的动力不足,需要政府,社会和企业提供激励措施。排污权交易制度是解决外部性问题的较好方式,能够实现全社会污染治理成本最低,给企业绿色技术创新带来了有效的激励文章基于此背景,分析了排污权交易对于绿色技术创新的作用机理。     

住房成本、通勤成本及群体需求异质性研究——以天津市为例

在制度转型和城市空间扩张背景下,研究城市居民住房成本与通勤成本空间互动关系及群体需求差异,能够为城市住房政策和交通规划管理提供决策依据。基于《2016年天津市交通与住房调查问卷》数据,构建住房需求函数,探讨不同类型城市居民住房成本与通勤成本在城市空间结构中的互动关系。结果显示:住房成本与通勤成本显著负相关,但不同类型城市居民对二者之间的替代关系存在较大差异,其中住房补贴、通勤方式及职业类型等属性对居民住房成本与通勤成本之间替代关系具有较大影响。因此,从引导住房消费合理分层、优化公共交通体系功能层次及布局、推进城市副中心建设等方面提出政策建议,促进城市居民职住平衡。     

北京外溢人口通勤特征

进入21世纪以来,大量北京人口外溢到周边河北地区生活居住,其通勤现象已经成为全社会普遍关注的热点问题。调查结果显示:三河、固安、涿州、香河等地是北京外溢人口的主要聚集地,其主要来自北京东南一带的东城、西城、朝阳、丰台、通州五大城区,并具有明显的空间集聚特征;北京外溢人口职住分离现象严重,平均单程通勤时间达到100.19min;从区域空间分布特征上来看,通勤人口出发地与目的地之间存在明显的相关性,通勤流在空间上主要呈现东南高、西北低的分布特点,通勤时间在空间上主要呈现东南低、西北高的特点,与通勤流成反比;总体而言,通勤距离越短,通勤人口比例规模越大,职住分离程度也相对越轻。     

大事件视角下城市更新的社会绩效评价——基于重庆主城更新后原住民的实证调查

2008年以来,受到全球经济危机的影响冲击,各地政府开始了大规模城市更新计划,它本身反映了作为大事件背景下应对全球经济变化的应急反应。就大事件的视角,研究更多强调其在城市物质环境改善、竞争力提升等方面的正面效果,往往忽视了城市更新带来的负面社会绩效。以重庆主城为案例,对全球经济危机下的大规模更新所带来的社会影响进行了实证,对更新后原住民日常生活、就业和通勤情况进行了问卷调查和访谈,以验证大事件导向下城市更新负面效应的假设。研究表明,原住民的生活、就业及通勤均受到了显著的负面影响,具体表现为生活成本上升、就业机会减少以及通勤成本增加等。最后,对大事件导向的更新方式进行了思考,认为其作为一种城市营销活动符合地方企业化特征,但其短期经济回报和长期社会绩效损害,要求其更加关注社会利益,强调内生性、多重目标的解决方案。     

基于平面交叉口的隐性拥堵成本分析

在拥堵的产生机理及外部性的回顾的基础上，对15个交叉口拥堵进行测算，得到其中最为拥堵的交叉口。基于机动车怠速的特性分析交叉口的拥堵成本，定性定量的将拥堵成本划分为时间成本、燃油成本和尾气成本三部分，并给出具体的计算方法。从而客观的为决策机构制定相关政策提供一定的数据支持。     

人力资本的外部性与城际收入差距——基于中国35个大中城市面板数据的分析

人力资本外部性分为技术外部性、金融外部性和非市场外部性,人力资本集聚所产生的这些外部性会最终影响到区域工资水平。采用中国35个大中城市的面板数据,以及高等学校在校学生数和教师数两个代理变量对人力资本外部性进行实证分析,研究表明,每1%的工资差距中,有0.2%-0.3%可以归因为人力资本的外部性;第三产业的发展、FDI的增加均有助于工资水平的提高;住房成本与工资水平有显著的正向关系,但工资增长速度远远低于房价增速;人力资本单纯回报较低。     

简析我国城市垃圾处理的产业发展

垃圾处理是城市环境治理的重要内容,垃圾处理产业中的邻避现象是垃圾的广泛产生和集中处理之间、垃圾处理的外部性在不同层次之间、垃圾处理的收益和成本之间的矛盾和剧烈冲突,而破解邻避现象的基本思路是消除处理地居民和全社会在边际收益、边际成本上的差异。为推进和加快垃圾处理产业化进程做一些理论上的有益探索。     

我国城市居民住房与交通综合负担群体异质性研究——基于天津市的微观调查数据

随着城镇化的深入推进,部分大城市出现的房价高企、交通拥堵等问题加重了居民住房与交通综合负担,造成一定程度的社会福利损失。利用《2017年天津市居民住房与交通状况调查问卷》数据,对比分析不同群体住房与交通综合负担差异,识别影响综合负担变化的关键因素。结果显示:(1)中低收入群体综合负担均不同程度地超过可支付标准;(2)不同住房与通勤决策群体,其住房成本对交通成本的边际替代率存在差异,中心城区私家车通勤群体为减少通勤成本愿意支付更高的住房成本;(3)近郊区私家车通勤群体的户籍类型与其综合负担相关性较强;中心城区非私家车通勤群体,私家车拥有量与其综合负担变化显著正相关。基于此,从统筹住房与交通规划、破除户籍制度性障碍以及合理配置城市交通资源等方面提出降低居民综合负担的对策建议。     

关于公租房社区的居住与就业空间匹配问题——以重庆市为例

随着公租房建设的大规模开展,公租房社区的居住与就业匹配问题日益引起社会关注。基于对重庆市的3个公租房小区的实地调研,在考察各个社区居民结构、居住成本、通勤方式与成本、家庭收入等情况后,利用住房与交通综合可支付性指数,结合通勤时间与通勤距离,分析了公租房小区居住与就业空间的匹配状况,并在公租房建设选址、城市轨道交通规划等方面提出了建议。     

政府环境保护手段的比较分析与相机选择

一、府干预的基础:环境问题的市场失灵 1、部性与环境资源供求失衡 资源环境问题的外部性引起的市场失灵是政府干预的基础.传统经济假设经济主体是相互独立的,而实际上,经济活动的相互影响广泛存在.外部性即是指不同的经济活动未能在市场交易中反映出来的相互影响.外部性影响的直接经济后果就是经济活动的私人收益与社会收益、私人成本与社会成本不相一致.由于市场经济主体根据私人利益最大化原则进行决策,外部收益和外部成本被排除在市场供求价格机制之外,从而不能达到帕累托最优的供求均衡.     

居住与就业空间关系的决定机理和影响因素——对北京市通勤时间和通勤流量的实证研究

在中国城市增长和空间重构的过程中,"居住-就业"空间关系逐渐由"职住合一"向"职住分离"演变.基于城市空间结构及区住选择的经典理论和最近的理论创新,结合中国城市的制度环境特点,建立了对通勤时间影响因素进行分析的理论框架,并利用北京市的两套就业者微观样本实证研究了各种制度因素和市场因素(分为就业机会、公共服务设施和住房机会三大类)对通勤时间和通勤流量的影响机理.研究发现:相关理论能够较好地解释北京市的"居住-就业"空间关系.工作机会、住房机会和城市公共服务设施的空间布局是影响"居住-就业"空间关系和通勤时间的三个重要因素.同时中国城市中特有的历史路径依赖性和制度转型特点.增加了"居住一就业"空闻关系的复杂性.论文认为,应致力于减少对劳动力自由选址的制度性约束,在促进产业用地充分集聚的同时,调整公共服务设施的空间布局,改变其过度集中于城市中心的现状,同时在交通便捷的区位提供符合当地劳动力住房需求的住房供给.     

家电连锁陡起“模式之争”

最近,中国家电连锁陡起模式之争。苏宁把自己定性为内生性增长模式,把国美定性为外延式增长模式。国美立即反击,称苏宁为内生性增长模式不假,但是国美是两种模式结合,既有外延扩张,更有内生性增长,属于两条腿走路。不仅模式相争,两家甚至算出各自单店盈利、每平方米盈利一争高下。在观察者看来,这种纷争并无多大实质意义。决定一个家电连锁企业核心竞争力的要素,根本不是单店盈利能力,也不是每平方盈利能力,是什么?是企     

通勤时空弹性对居民通勤出发时间决策的影响——以北京上地-清河地区为例

城市居民交通出行的出发时间决策是城市交通出行行为研究的核心内容之一.尽管已有研究揭示,活动安排的制约性(或弹性)可能影响居民通勤出发时间(特别是“错峰出行”)的决策,但多数研究仅考虑工作时间的制约(或弹性),较少从整个通勤链出发分析通勤前后、通勤过程中各项活动的弹性对居民通勤出发时间以及“错峰出行”决策的影响.在已有研究基础上,立足于中国现实背景,基于2012年在北京市郊区实施的调查数据,尝试揭示通勤前后、通勤过程中各项活动的时空弹性对居民通勤出发时间决策的影响,以证实弹性的活动安排是否有利于居民“错峰”出行.研究结论主要有:(1)居民的通勤出发时刻集中在高峰时段;(2)个人社会经济属性、城市空间形态、通勤的时空特征等因素对居民早、晚通勤的出发时间决策产生了影响;(3)弹性的活动安排对早通勤出发时间决策产生了显著影响,对晚通勤出发时间决策的影响不显著.研究结论将为我国背景的城市时间规划提供实证案例的支撑.     

计量模型中的加总偏误与内生性：一种数值模拟方法

理论文献已经证明了细分数据模型的内生性和加总过程产生的内生性是加总偏误的根本原因。但是由于内生性涉及误差项与回归量之间的相关性问题,试图通过实证方法审视这两类内生性对加总偏误的影响变得比较困难,而数值模拟却是一个较为理想的方法。在数值模拟中,我们通过控制随机变量的分布形式以及随机变量之间的相关程度,进而对两类内生性因素产生的加总偏误进行全面细致的考察。本文的研究将为加总偏误的内生性解释提供有力证据。     

基于金融外部性视角下银行风险与存款保险制度研究

外部性是经济生活中普遍存在的现象,而金融领域的负外部性会导致银行机构的成本外溢、风险蔓延等严重的经济和社会问题。在尚未真正走出此次世界性金融危机影响之时,本文从外部性视角探讨了金融负外部性的解决方案之一——存款保险制度。该制度在有效地保护存款人利益、防范银行危机、降低金融稳定成本等的同时,也面临道德风险、逆向选择及委托代理问题,故此需要科学合理地设计存款保险制度及其运行机制。     

基于“地铁+物业”商业模式的政府补助会计研究

正地铁运营服务是一项准公益性的公共服务,具有公共品的特征,其车票价格由政府统一定价,票价制定主要基于公益性要求,未覆盖地铁运营的全成本,也未考虑企业应有的合理投资回报。而地铁建设和运营带来了沿线土地和物业的巨大增值,它至少有以下四大类直接产出:地铁设施、附属资源、沿线未出让土地(包括地铁上盖)的增值、沿线已出让土地和物业的增值。在实施"地铁+物业"商业模式之前,地铁企业仅仅获得前两类直接产出,后两类增值效益(即正外部性)未能由地铁企业获得。笔者认为,解决城市轨道交通企业运营亏损的根本途径是通过适当的政策安排,实现正外部性的部分内部化。从整个宏观经济角度看,政府是正外部性的最终受益者,     

公共品视角的创客空间分类管理研究

依据产品的非盈利性和开放性的二元属性,可以将创客空间进行分类细化研究,公共品供给越多,正外部性就越大类型的创客空间,应获得越多的公共经济资源补贴。本文首先在分析创客空间运营模式基础上,依据非盈利性和开放性二元指标把其分为九类,并根据正外部性大小分为三组;举例说明前述九类创客空间,并以其中五类创客空间为例,说明相应公共政策支持;最后,小结公共品视角的创客空间分类及管理,提出向各类创客空间配置公共经济资源的建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