控股股东股权质押与企业创新投入

企业的创新行为是企业未来能够持续发展的重要保障,但由于创新行为自身的不确定性、长期性等特点导致企业会面临较大的融资约束问题,这严重抑制了企业的创新投入。相比于其他的融资方式,更为方便、简洁的股权质押融资逐渐成为控股股东用来缓解资金短缺问题的一种手段。虽然控股股东股权质押属于股东个人的行为,但是由于股权质押本身并不存在控制权转移的特点,故而从控股股东的角度研究其行为对企业创新的影响也就显得很有必要。     

控股股东股权质押降低信息披露质量吗？

2014 年股权质押迎来爆发式增长,虽缓解了股东融资约束,却也增强了股东市值管理的动机。那么,市值管理是否会加大控股股东信息选择性披露行为,降低信息披露质量？本文基于2008-2015 年深交所上市公司的数据资料,研究了控股股东股权质押对企业信息披露质量的影响。研究发现,控股股东股权质押加剧了信息不对称程度,具体表现为控股股东股权质押增强了公司信息选择性披露动机,降低了信息披露质量。进一步研究表明,相比于国有企业,非国有企业控股股东存在股权质押时,其信息披露管理的机会主义更明显,信息披露质量更差;同时,良好的投资者法律保护环境能够有效抑制控股股东信息选择性披露动机,提高信息披露质量。这些结论在经过DID 方法和PSM 方法测试后依然稳健。     

市值管理还是价值判断？——股权质押情境下上市公司股份回购动机研究

股权质押的控股股东可能利用股份回购所传递的积极信号提振股价,以降低控制权转移风险。运用2011—2019年沪深A股上市公司的数据,本文实证考察了控股股东股权质押与上市公司股份回购之间的关系,并运用2015年的万科股权争夺事件和2018年《公司法》股份回购条款的修订这两个外生冲击构建准自然实验进一步识别了二者之间的因果关系,发现控股股东股权质押与上市公司股份回购之间为显著的正相关关系,股权质押的控股股东将上市公司股份回购作为市值管理、控制权保护的策略性手段。异质性分析表明,当控制权转移风险更大时,控股股东股权质押与股份回购之间的正相关关系更为显著,并且质押风险越大,上市公司的股份回购行为越具市值管理的特征。经济后果分析表明,由于动机变异,股份回购之后上市公司的长期绩效表现和股票市场表现不会明显好转,并且股权质押下的股份回购公告的正面市场反应更弱。     

“神雾系”控股股东股权质押：“支持”亦或“掏空”？

民营企业集团控股股东股权质押到底是“支持”还是“掏空”，选取“神雾系”作为案例研究对象，分析了“神雾系”控股股东股权质押的资金流向和经济后果，并进一步讨论了股权质押“支持”和“掏空”上市公司的条件及路径。研究发现：“神雾系”质押资金一方面用于缓解融资困境、垫付重大合同预付款、维持基本运营的需要，支持了企业发展；另一方面用于关联交易进行利益输送、违规担保，引发财务造假、债务违约、业绩对赌失败等后果，最终股价下跌、被迫退市。可见，民营企业集团股权质押行为会同时表现出“支持”和“掏空”两种动机，在企业积极创新、专注主业、行业发展前景良好的情况下会利用质押资金“支持”企业发展；在产权结构不明晰、筹资渠道单一、治理结构不稳定、质押状态的交易笔数异常、行业发展受限的情况下会“掏空”上市公司，损害中小股东利益。     

控股股东股权质押会降低高管超额在职消费水平吗?——基于中国上市公司的实证分析

现有关于控股股东股权质押的文献大多聚焦于股权质押后控股股东为规避控制权转移而对公司施加的直接影响,忽略了高管这一公司治理体系中的重要角色。实际上,股权质押后控股股东更可能通过加强对高管的监督进而降低控制权转移风险。基于此,文章从高管超额在职消费的视角,探究控股股东股权质押对高管行为的影响,并区分不同产权性质、不同公司内部控制质量以及股权质押类型进一步研究了不同情境下控股股东股权质押对高管超额在职消费水平的影响差异。研究发现:控股股东股权质押后会加强对高管的监督,降低了高管超额在职消费水平;进一步研究表明控股股东股权质押对高管超额在职消费水平的降低作用主要出现在非国有企业样本、公司内部控制质量较好的样本以及场内标准化质押的样本中。本文的研究对现有股权质押经济后果相关文献形成了有益补充。     

政府补贴、融资结构与企业创新投入研究——来自中国战略性新兴产业的经验证据

党的十九届五中全会提出要大力发展战略性新兴产业,加大对科技的创新投入实现技术突破。而资金支持对于战略性新兴产业的创新投入显得非常重要,既要推进社会资本投资,也要政府做好政策与资金的引导工作。基于以上背景,本文选取中国战略性新兴产业上市企业2015—2019年的数据来分析政府补贴、融资结构与企业创新投入之间的关系。研究发现:当前中国战略性新兴产业,股权融资和债权融资对企业创新投入都具有抑制作用,并且债权融资的抑制程度强于股权融资;民营企业股权融资对创新投入具有抑制作用,而国有企业股权融资对创新投入并不会产生影响;政府补贴对民营企业创新投入的正向促进作用强于国有企业;政府补贴只会显著增强民营企业股权融资和债权融资对创新投入的抑制作用,而对国有企业不会产生调节作用。因此提出,政府在继续加强对战略性新兴产业补贴力度的同时,要建立客观高效的补贴对象筛选标准,极力避免筛选过程中的"产权歧视"问题;我国应当继续完善股权融资制度,强调长期价值投资理念,营造有利于战略性新兴产业企业创新的环境;银行应提供可灵活调整信贷周期的金融产品,并改进抵押贷款模式,降低对战略性新兴企业的贷款门槛;债券市场应多发行战略...     

创新投入、股权集中度与企业成长性——基于沪深A股制造业上市公司的实证研究

成长性是衡量企业未来发展趋势以及发展潜力的重要指标，而且制造业上市公司创新投入与企业成长性之间的关系始终是学术界关注的焦点问题。文章基于我国制造业沪深A股上市公司2017年至2021年间的数据，对创新投入与企业成长性之间的关系和以股权集中度对二者的调节效应进行了检验。研究发现，制造业上市公司创新投入与企业成长性间呈现显著的正相关关系，即创新投入越多的企业，其成长能力越好；股权集中度与企业成长性呈现显著正相关关系；股权集中度在创新投入与企业成长性之间能够起到正向的调节作用。研究结论进一步丰富了企业成长性的理论研究，可以为政府与企业制订促进企业高质量发展的政策提供一定借鉴和参考。     

上市公司股权结构及全流通对公司价值影响的实证分析

经关联关系修正后的国内上市公司实际控股权及其全流通对公司价值影响的实证研究结果表明，控股股东的控股权比例与托宾Q代表的公司价值构成开口向下的“倒U型”关系，即首先是正相关的积极效应，然后是负相关的消极效应。而第二到第五大股东对公司价值产生显著影响，但这种影响是非常微弱的负面影响，表明他们对控股股东只存在很微弱的制约关系，大股东对中小股东的代理问题没有得到有效缓解。上市公司股份实现全流通对公司价值有非常显著的影响，表明股权分置改革完成后公司价值相比未实现全流通前已经并将继续得到提升。     

控制权影响下的关联购销与上市公司价值——对限售股形成、禁售、解禁的三阶段分析

关联购销常被看作控股股东追求控制权收益的重要方式。控股股东追求的控制权收益不同,对关联购销的处理措施也必然呈现差异化,从而对公司业绩产生不同影响。论文以沪市2003—2011年制造业上市公司为样本,在股权分置改革以及限售股不断解禁的大背景下,研究不同控制权收益驱动的异常关联购销与企业价值的关系。论文研究发现,股权分置改革前,控股股东倾向于追求控制权私利,异常关联购销与企业价值显著负相关：股权分置改革后限售股解禁前,两者虽然仍为负相关关系但已不显著：限售股解禁后控股股东更倾向于提升企业价值获得共享收益,异常关联购销与企业价值呈现正相关倾向,但统计上不显著。     

金融支持对甘肃省战略性新兴产业发展的影响

依据文献分析和实证研究,建立面板数据模型并采用甘肃省战略性新兴产业上市公司的财报数据,实证分析了金融支持对甘肃省战略性新兴产业发展的影响。研究发现,以银行信贷为主导的间接金融体系对甘肃省战略性新兴产业产生负向作用,而债券融资作为直接金融支持的一种对甘肃省战略性新兴产业的发展起正向的支持作用,但股权融资作为主导的直接金融支持方式却起负向作用。基于实证结果提出了加大商业银行的信贷支持力度、合理利用股权资本、鼓励战略性新兴企业发行债券、加大政府投入等政策建议。     

Ownership concentration and financial policy of China's listed firms

This study examines the role of ownership concentration, measured by the top-five shareholders' equity ownership, in shaping corporate finance policies in China. Among privately-owned enterprises (POEs), ownership concentration has negative and positive effects on their debt and cash reserves, respectively, consistent with controlling shareholders' incentives to stave off business failures and ride out adverse future circumstances. These effects are more pronounced if POEs have high market-to-book, suggesting that growth opportunities heighten their controlling shareholders' desire to avoid debt and hoard cash. Although ownership concentration has similar effects on debt and cash in state-owned enterprises (SOEs), these effects in SOEs appear to reflect management discretion or conservatism. Our evidence suggests that ownership concentration is a key driver of corporate finance in an emerging market, but private and state ownership concentrations have seemingly similar but qualitatively different consequences.     

医药企业参与精准扶贫对企业绩效的影响

以2016—2019年中国沪深两市医药制造业上市公司为样本，运用多元线性回归模型分析其参与精准扶贫对企业绩效的影响。研究发现：医药企业精准扶贫投入水平越高，对企业绩效的提升越显著；政府补贴在精准扶贫投入水平与企业绩效间起负向调节作用；相较于非国有医药企业，国有医药企业提高精准扶贫投入对企业绩效的提升效果更好。研究结论丰富了精准扶贫领域的研究成果，可为后精准扶贫时代医药企业继续进行扶贫成果巩固工作提供借鉴。     

雪中送炭还是过犹不及：政府补贴对企业研发的影响

基于2013—2018年沪深A股制造业民营企业上市公司的数据，实证探讨了政府补贴与企业研发的关系。研究发现政府补贴与研发强度之间并不是简单的线性关系，而是呈显著的倒U型关系。这意味着，适当的政府补贴能够激励企业进行研发投入，但过高的政府补贴反而对企业研发投入产生了挤出效应，是无效率的政府干预行为。研究结论有助于政府重新考虑对制造业民营企业的研发补贴支持力度，以期更有效地激发企业的创新积极性，加快建设创新型国家的步伐。     

政府补贴、研发投入与全要素生产率

政府补贴有助于企业实现特定的经济目标,对企业研发投入和全要素生产率具有重要影响。选取 2013-2020 年中国496 家制造业上市企业数据,探究政府补贴、研发投入和全要素生产率三者之间的作用机制。运用 ACF 法测算全要素生产率,重点分析融资约束的双重门槛作用以及股权集中度的调节作用。结论表明：以融资约束为门限变量,政府补贴对研发投入的影响效应在不同门限区间中呈现显著变化;企业研发投入对全要素生产率起到正向促进作用,股权集中度在研发投入与全要素生产率之间具有显著正向调节作用。实证分析不仅对政府补贴、研发投入和全要素生产率的深入研究具有重要理论价值,同时对政府运用财政补贴政策具有启示作用。     

科技创新驱动制造业转型升级的机制探究——以东莞市为例

在分析东莞战略形势和比较优势的基础上，提出科技创新驱动东莞制造业转型升级的关键机制：构建知识创新长效机制；完善技术创新机制；建立孵化高科技企业的长效机制；建立和完善政府资金引导的新兴战略性产业投融资机制；建立产业财税诱导机制。     

董事长-总经理异质性对企业碳信息披露水平的影响

碳减排工作已成为世界重点关注的环境问题，而企业作为碳减排的重要主体，碳减排及相关信息披露也就成为各界关注重点。以中国生态文明背景下发布社会责任报告的沪深A股上市公司2014—2018年的数据研究高管地缘关系对于碳信息披露工作的影响。研究发现：高管有相近地缘关系，会显著负向影响企业碳信息披露水平；与非高碳行业相比，高碳行业中高管地缘关系对于碳信息披露水平的影响会受到抑制；在外部制度环境较差、无政府环保补助的企业中，高管地缘关系对于碳信息披露水平的影响依旧存在。同时进一步补充了企业碳信息披露和社会责任文献，并为信息需求者了解和认识碳信息披露现状以及规律提供经验证据，便于其作出投融资和风险管理等决策。     

Corporate innovation in China and its implications

China's current economic transition policies focus on shifting from export‐driven manufacturing towards high‐end, high‐tech research and development (R&D), and domestic consumption. Since the early 2000s the government has issued a series of policies and guidelines to encourage innovation. Both in‐house R&D investment and the number of patent grants/applications have seen considerable growth in recent years. More specifically, industry‐funded R&D was responsible for more than three quarters of total in‐house R&D investment. Despite the rapid growth in R&D expenditure and the number of patents, China's corporate innovation still faces many obstacles and challenges. To further stimulate corporate innovation, the government may need to create an environment of fair competition for domestic enterprises, encourage the growth of institutional investors and their active participation in corporate governance, and improve the efficiency of financial systems. The experience of China in promoting innovation provides policy approaches and implications from which other emerging economies can learn.     

多个大股东对企业环保投资的影响

企业作为环境治理的责任主体,其环保投资水平直接影响国家的可持续发展。而在企业的环保投资决策中,公司的治理结构发挥了关键作用。作为一种特殊的股权结构,多个大股东可能会影响企业环保投资。以2009—2020年中国A股上市公司为样本,对多个大股东股权结构与企业环保投资的关系进行检验。研究表明,多个大股东的股权结构会抑制企业环保投资规模,同时多个大股东越多、持股比例之和越高,越不利于企业进行环保投资。最后进行稳健性检验,结论仍然成立。对二者关系的分析可为多个大股东的股权结构与企业环保投资进一步的研究提供相关启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