乡村旅游减贫成效评估体系及绿色减贫指数分析*——以重庆市武陵山片区为例

［目的］分析研究重庆市武陵山片区乡村旅游减贫成效的评估体系,为旅游业发展提供更为准确、可靠的决策信息,为地区减贫提供方法理论。［方法］文章基于云模型理论,综合考虑社会和经济因素等影响因素,构建4级9项指标的乡村旅游发展绩效评估体系。利用层次分析法确定指标权重,计算乡村旅游发展绩效评估的综合定度,来分析重庆市武陵山片区的绿色减贫指数。［结果］(1)黔江县旅游经济发展成效评价为“好”级别,且其绿色减贫排名为第一。(2)彭水县旅游经济发展成效评价为“差”级别,且其绿色减贫排名为总排名中的最后。［结论］(1)重庆市武陵山片区的乡村旅游发展在一定程度上促进了贫困地区减贫,但减贫整体水平有待进一步推进。(2)区域间发展不平衡导致各片区减贫水平存在差距,黔江县旅游经济发展成效评价为“好”级别,且其绿色减贫排名为第一,减贫效果最佳。(3)彭水县绿色减贫效果欠佳,因此需要加强各区域间的沟通协调,促进整体的推进。     

民族地区绿色减贫绩效研究*——以大小凉山彝区为例

[目的]基于四川省及各市州统计年鉴数据,对大小凉山彝区的绿色减贫绩效进行评估,以期为我国民族地区精准扶贫精准脱贫政策的制定和实施提供借鉴。[方法]文章通过对绿色减贫的双向作用机理进行分析,基于经合组织绿色增长测度指标体系和中国绿色减贫指数指标体系,确定绿色减贫绩效的4项指数18个指标,构建民族地区绿色减贫指标评价体系,对大小凉山彝区的绿色减贫绩效进行定量评价。4项主要指标包括绿色经济增长指数、环境保护与资源利用指数、社会发展指数和扶贫开发减贫指数。[结果]大小凉山彝区各县的绿色减贫指数均显著低于全省平均水平,其中,越西县和美姑县的绿色减贫指数最低,均小于0. 1;盐源县最高,两年均高于0. 35;该片区的环境保护与资源利用绩效高于全省平均水平;大小凉山彝区绿色减贫指数空间上差异明显,呈片区外围地区优于中部地区的特点;大凉山与小凉山绿色减贫绩效差距悬殊,小凉山彝区的绿色减贫绩效高于大凉山彝区。[结论]深度贫困地区要摆脱贫困陷阱,必须处理好绿色发展与脱贫攻坚之间的关系,大小凉山彝区应加快经济社会发展进程,加大脱贫攻坚投入,摆脱贫困陷阱;以大小凉山彝区为代表的我国深度贫困地区的绿色减贫水平提升潜力很大,绿色减贫是其提高脱贫质量实现稳定性脱贫的重要路径;绿色减贫能有助于精准脱贫攻坚战与污染防治攻坚战同步推进。     

云南乌蒙山片区农业产业化扶贫绩效探析

文章通过对云南省乌蒙山片区农业产业化扶贫的调查,认为云南省乌蒙山片区各县(市、区)依托区域农业资源的比较优势,初步形成了高原农业产业集群,农业经济效益迅速提高,农民收入迅速增加,贫困人口迅速减少、为实现乌蒙山片区农业经济的跨越式发展奠定了比较坚实的基础。但同时发现云南省乌蒙山片区在产业化扶贫进程中仍然存在农业生产总值比重高、农产品特色不鲜明、竞争力不强、农民的自我发展能力弱等问题。并针对问题提出进一步加大乌蒙山片区农业产业化扶贫力度、增强农民的自我发展能力、培育片区农产品品牌,全面提高农产品的市场竞争力,培育龙头企业,全面提高特色农业产业扶贫的绩效,确保2020年实现完全脱贫,形成具有片区特色的跨越式发展道路等举措,以期丰富和发展扶贫理论和区域经济发展理论。     

乌蒙山区少数民族村寨空间分布特征研究*——以威宁县彝族、回族村寨为例

[目的]通过对威宁县少数民族村寨空间分布特征进行定量分析,以期为其美丽乡村建设及可持续发展提供理论依据。[方法]以威宁自治县统计数据、野外调查数据为基础,基于Arc GIS10.2平台,对威宁县彝族村寨和回族村寨点在高程、坡度、坡向、地形起伏度4个地形因素上的分布进行空间分析,计算各个村寨点与水系和道路的距离;并基于Getis-ord General G函数对彝族村寨和回族村寨进行全局空间聚类分析。[结果]彝族村寨分布于1 727～2 634m高程、1.35～46.77°坡度、5～107m的地形起伏度范围内,南坡是最主要的分布坡向,彝族村寨与水系距离在11. 8～1 092. 6m之间;回族村寨分布于1 748～2 594m高程、0. 34～44. 49°坡度、2～191m的地形起伏度范围内,西坡是最主要的分布坡向,回族村寨与水系距离在26. 2～1 011. 2m之间。全局空间聚类分析结果表明:彝族村寨在与县道、国道、高速公路的距离上属于高值聚集;回族村寨则在高程、坡度、地形起伏度和与省道的距离上属于高值聚集。[结论]地形因素是影响民族村寨空间分布的重要原因,民族村寨总体表现出靠近水源分布和公路等级越高,交通可达性越低的分布特征。     

贫困地区精准扶贫与农村社区协同发展的思考

以贫困地区精准扶贫为研究对象,通过对云南省乌蒙山片区精准扶贫工作的实际调研,从精准扶贫和农村社区发展的关系入手,分析探讨二者协调发展的必要性,精准扶贫对农村社区发展的新挑战,在此基础上提出创新农村社区扶贫开发新理念、构建促进型农村社区组织、农村社区在精准扶贫和社区发展工作中全面贯彻五大发展理念的协同发展对策,能丰富和发展精准扶贫理论和社区发展理论,更好地指导贫困地区精准扶贫的推进和农村社区的建设,促进贫困地区经济的发展。能更好地促进精准扶贫与农村社区的协同发展,促进农村贫困地区到2020年全面脱贫,全面建成小康社会。     

武陵山集中连片特困区旅游扶贫效应评价

[目的]贫困问题制约我国社会经济的发展与进步,旅游扶贫可以带来精神和物质双重作用,探讨旅游扶贫的效应对于推动发展中国家经济、社会发展具有重要意义。[方法]文章通过查阅大量文献,利用统计分析法对相关年鉴和国民统计公报公布的数据进行整理和分析,进而采用层次分析—模糊综合评价方法构建武陵山集中连片特困区利用扶贫效应评价指标和指数模型,对其扶贫效应进行评价。[结果]武陵山集中连片特困区旅游扶贫的经济、环境、社会文化效应以及总体的扶贫效应的隶属度值分别为0.290、0.506、0.254和0.331,分别对应一般、很强、较强和很强,整体上说明旅游扶贫在武陵山集中连片特困区的效应很明显。同时根据最终评分可以看出武陵山集中连片特困区旅游扶贫效应处于中等偏上水平。[结论]以继续推进武陵山集中连片特困区脱贫为目标,加强该片区内经济效应的建设,完善交通体系建设,促进旅游发展进而加快脱贫步伐。     

基于多层次模型的甘肃秦巴山区农户生计多样化研究

[目的]针对生计多样化成为农村地区消除贫困的重要选择,对甘肃秦巴山区农户生计多样化及其影响因素进行研究,以期为提高农户生计的多样化水平的政策制定提供参考。[方法]文章通过运用参与式农村评价法对甘肃秦巴山区的385个村庄的1 200个农户进行实地调查的基础上,运用多层次模型,实证分析影响农户生计多样化的因素。[结果](1)甘肃秦巴山区农户生计多样化指数越高,农户的平均收入就越高;样本中有9. 25%农户只有一种收入来源,且近1/2农户的生计多样化指数在0. 1~0. 5,总体上生计多样化水平较低。(2)生计多样化指数的12. 35%变异是由农户居住村庄的外部环境导致的。在不引入村庄层面的变量时,发现外出务工情况、家庭收入情况、家庭对教育的重视情况、耕地状况、园地状况、固定资产状况、退耕还林(草)对生计多样化有显著影响。(3)引入村庄层面的变量后,发现村庄的高程对外出务工情况,耕地状况影响显著,村庄的收入状况对教育的重视状况的正影响显著,村庄距最近乡镇的距离对教育的重视状况、家庭收入状况的反作用影响显著。[结论]需要进一步加强对农村劳动力种植养殖技能的培训;加大对农业生产、农产品加工的资金与税收、金融政策等支持;继续实施退耕还林(草)工程,加快生态移民进程等促进生计多样化水平提高的政策建议。     

生态清洁型小流域农业依存状况分析研究*——以南水北调中线河南水源区贾营小流域为例

[目的]探究生态清洁型小流域内农民对农业依赖程度,直观反映农业在农村经济发展中的地位,从而可通过区域产业结构调整等手段,加快促进乡村振兴。[方法]以南水北调中线水源区贾营生态清洁型小流域为研究对象,运用基于熵权法的农业依存度模型,从农户微观视角计算了2014年、2017年小流域各区域农业依存度,对小流域内农业依存度差异性及其指标变化进行了分析。[结果](1)贾营生态清洁型小流域农业依存度近年来呈现缓慢下降趋势,小流域农业依存度由2014年的29.33%下降至2017年的28.79%;(2)小流域上、下游农业依存度区位差异明显,越靠近下游交通便利、生产生活条件优越的村庄,其农业依存度越大。[结论]鼓励引导农村劳动力产业转移,通过近自然生态工法结合坡面整治措施进行坡耕地治理,加快农村土地流转,推进土地集约化、规模化经营,提高农村土地使用权流转效能,对于缓解农村人地矛盾,解决当前农村土地利用不充分并促进农民增收影响深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