浅议我国上市公司大股东占款问题

大股东占款是我国证券市场的独有现象.本文首先对大股东占款进行了理论界定,然后对其现状及特征进行描述,进一步分析其形成及屡禁不止的原因,在此基础上提出解决上市公司大股东占款问题的对策.     

山东上市公司内部资本市场对大股东占款影响的实证分析

山东上市公司内部资本市场对大股东占款影响的实证分析文章以2000～2004年在沪深A股市场发行上市的山东公司为研究样本，考察了上市公司内部资本市场形成的原因及特征，并对内部资本市场影响大股东占款的因素进行了实证分析。结果表明在公司治理机制不健全的情况下，内部资本市场功能发生异化，隶属于企业集团的公司更易发生占款；多元化经营有助于大股东侵占上市公司资金；大股东占款金额与关联企业数呈正相关关系．     

上市公司配股资金使用有效性分析

本文对我国上市公司配股资金的使用情况进行分析。研究发现，配股资金的闲置对上市公司的业绩没有产生明显的影响，配股资金闲置少的公司配股后的长期会计业绩要差于配股资金闲置多的公司，而配股资金闲置少的公司配股后的长期市场业绩好于配股资金闲置多的公司。配股资金被大股东占用对公司的长期会计业绩与市场业绩均带来负面的影响。大股东占款多的公司配股后的长期会计业绩与市场业绩均差于大股东占款少的公司。变更配股资金投资项目对公司的长期会计业绩与市场业绩有显著的负影响。配股资金投资项目变更公司配股后的长期会计业绩与市场业绩显著差于配股资金投资项目未变更公司。     

外汇占款对我国通货膨胀影响的实证分析

近几年来我国长期国际收支顺差导致外汇占款不断增加,本文通过实证分析外汇占款对我国通货膨胀的影响程度。基于VAR模型及格兰杰检验,选取2003年1月到2012年6月的月度相关经济数据分析外汇占款、货币供应量对通货膨胀的影响,发现外汇占款和货币供应量对通货膨胀具有一定的滞后性,但具有较显著影响,但二者均小于物价指数对通货膨胀的影响度,而且货币供应量要比外汇占款对通货膨胀的影响滞后大约一年。使用格兰杰检验验证外汇占款不是通货膨胀的直接原因,而是外汇占款增加引起货币供应量增加,而货币供应量增加引起了通货膨胀水平的提高。外汇占款与通货膨胀具有长期稳定的均衡关系。该结论对于通过管理外汇占款控制通货膨胀水平具有较重要的学术价值和现实意义。     

我国外汇占款对基础货币影响的实证分析

在我国现行的外汇体制下,外汇储备的快速增长导致外汇占款的不断增加,从而对基础货币产生了一定的影响,并致使中央银行货币政策的灵活性和独立性受到制约.运用协整理论对外汇占款与基础货币的关系进行实证分析表明:无论从长期还是短期来看,外汇占款对基础货币均具有明显的正向影响.     

我国上市公司国有法人股回购对股权分置改革的启示

股市全流通已经成为中国经济社会的重要问题,也是中国股市今后一段时间必须面对的一个重要课题。多年来,股市与宏观经济形势严重背离,其原因有很多,但本质上就在于股权分置这个不合理制度及其派生的一系列不合理机制所造成的制度危机。笔者通过对陆家嘴、云天化、冰箱压缩和申能股份的国有法人股回购案例较为深入的思考,细致分析了首家提出通过股改解决大股东占款问题的公司——郑州煤电的综合方案“股改 定向回购”,认为该方案可以较为科学合理地解决这一个重大的历史问题。     

大股东交易能够改善股票市场效率吗——基于股价信息含量的视角

全流通市场中解禁的大股东已经成为我国股票市场最重要、最活跃的参与主体,由于大股东特殊的地位和身份,其交易行为对股票市场效率的影响一直都备受争议。基于此,本文从特质信息提供者的角度对大股东交易在影响股价信息含量中所起的作用进行了理论分析和实证检验,实证结果表明大股东交易确实可以提高股价信息含量,而稳健性检验进一步证实了股价信息含量的改变是由于大股东交易所致而不是噪声所致。     

大股东机会主义与定向增发折价——兼析制度变迁的影响

我国上市公司定向增发时发行价格相对于市场价格普遍存在较高的折扣率,大股东机会主义是造成定向增发高折扣率的重要原因。文章通过对上市公司定向增发定价过程的分解,以定向增发基准日前20个交易日股价累积超额收益率和发行价与基准价之比直接度量大股东的机会主义行为,并检验其对增发折扣率的影响。本文的研究发现:上市公司存在向大股东进行低价增发的事实,在基准价格确定以后,大股东可以通过调整发行价与基准价之比来实施其机会主义行为,从而达到攫取上市公司和其他股东利益的目的。而在询价机制引入后,大股东的机会主义行为得到了有效遏制。     

大股东控制、产权安排与公司盈余质量——来自中国证券市场的经验证据

利用2001~2004年的上市公司数据,采用修正的Dechow和Dichev(2002)模型对大股东控制与盈余质量的关系进行了实证检验。研究发现,大股东持股比例与盈余质量呈倒U型关系,即大股东持股分散和集中都会降低公司的盈余质量。此外,在大股东兼任董事会成员的比例较高、大股东兼任上市公司董事长或总经理以及大股东股权为非国有的公司,盈余质量较低。在此基础上,进一步按股权性质进行分类回归分析,结果表明,对于大股东为国有股的公司而言,研究结论依然稳健。     

外汇占款与我国银行体系流动性过剩分析

外汇占款是造成流动性过剩的重要原因之一.文章从银行体系资产负债表和新古典经济学的货币数量论等理论层面入手,并结合中国的实际对外汇占款与流动性过剩的关系进行了深入剖析.最后,基于对当前央行所经常采取的一系列对冲政策评析的基础上,提出了治理流动性过剩的针对性措施.     

上市公司大股东的非理性行为剖析

随着所有权从分散走向集中,大股东的治理活动已经越来越活跃,股东与董事会信任托管关系下所引发出来的大股东侵占小股东利益问题已经成为当前公司治理问题中的突出问题。在公司治理结构中操纵公司、掌握着公司控制权的大股东都普遍存在着侵占小股东利益的非理性行为,对大股东这种非理性行为进行研究对于提高公司治理绩效来说具有很重要的现实意义。本文主要从影响大股东非理性行为程度的内外两个关键因素:法律环境因素和股权结构因素入手,对大股东的非理性行为进行了剖析。     

第一大股东持股与高层管理人员变更：区间效应的实证研究

本文以2006年上海证券交易所808家上市公司为样本,实证考察第一大股东持股对高管变更的影响.实证结果表明,公司绩效较好的情况下,第一大股东持股比例与公司高层管理人员变更之间存在显著的U型相关关系,在第一大股东持股较分散的区间,第一大股东持股对更换高管人员具有消极作用,在第一大股东持股集中的区间,第一大股东持股则具有积极的监督约束管理者功能;在不同的第一大股东持股区间,均不能验证第一大股东持股对经营不善公司管理层更换的积极作用.研究结果同时验证了股权制衡的监督制衡作用,其他大股东的持股与更换管理层呈现显著的正相关关系,而股权的国有性质与高管变更未呈现显著的相关关系.实证结果还表明,董事长和总经理两职兼任与高管变更负相关,独立董事制度对高管变更的影响不能发挥其正面监督作用.     

大、小股东和监管部门在上市公司治理中的动态博弈分析

近年来,大股东侵权的事件屡见报端。为了维护证券市场的健康发展,保护中小投资者的利益,监管部门不断加强其监管力度,不少违规的大股东受到监管部门的查处。应用完全信息动态博弈模型对大股东、小股东和监管部门在上市公司治理中的行为进行分析,得出大股东侵占概率与处罚力度成反比、与监管成本成正比,监管部门查出的概率与处罚系数成反比,小股东上诉的概率与假定无关的结论。     

定向增发缘何演变成大股东获取控制权收益的工具?——基于驰宏锌锗案例的研究

以驰宏锌锗面向大股东定向增发为案例,对大股东控制下的上市公司将股改与定向增发捆绑于一起的真正原因进行剖析,结果显示:大股东通过将股改和定向增发捆绑于一起来操纵定向增发发行价格和利用低质资产认购股份,巩固了其在上市公司的控制权地位,获取了控制权收益,从而使得中小股东的利益受损。另外,作为市场运行机制规则制定者的政府所设计的非公开发行制度存在的缺陷致使大股东利用对上市公司的控制权,方便地通过定向增发这一关联交易"谋求"到了自身利益的最大化,侵害了小股东的利益,加剧了大股东和小股东之间的代理冲突。     

家族企业中股权制衡与企业绩效的关系

以2004—2015年中国家族企业为研究样本,可以从代理理论和现代管家理论两个视角对家族企业中其他大股东的制衡作用进行分析,并且对其他大股东的身份对企业绩效的影响进行分析。研究发现,中国家族企业中其他大股东的股权制衡能够提升企业绩效;当境外股东作为其他大股东时,他们可能会与家族股东竞争并且提供有价值的建议,进而提升企业绩效。     

可转债发行与大股东利益保护——基于国美电器股份有限公司案例分析

当大股东的持股比例达不到控股地位时,可转债的发行将会使得大股东的持股比例出现下降,进而损害到大股东的利益。文章利用可转债发行中的后门权益融资理论对国美电器所发行可转债的行为进行分析,结果发现国美可转债的发行除了使得财务状况发生恶化外,还使得大股东的持股比例发生了稀释,由此损害了大股东的利益。     

异质性企业、大股东风格差异与控制权的双面治理效应——基于制度与企业特征调节的上市公司非平衡面板数据的新证据

不同控制权配置风格的大股东,在治理效应上表现出双面性：一些大股东会获取控制权私有收益,损害公司价值而表现出掏空效应;而另一些大股东会给企业注入资源促进企业价值增长,而表现为支持效应。而且双面效应随着大股东配置特征改变而发生转化。本文有别于前人研究,选取中国资本市场制度环境稳定时期2007—2011年的9019个样本数据,设计有效变量控制企业异质性特征影响,从大股东控制权配置视角研究其对公司价值的支持与掏空效应。研究发现国家大股东有明显掏空公司特性;法人大股东随着控制程度的变化,从支持机制向掏空机制转化,对企业价值影响呈现出倒U型特征。     

定向增长缘何演变成大股东获取控制权收益的工具？——基于驰宏锌锗案例的研究

以驰宏锌锗面向大股东定向增发为案例，对大股东控制下的上市公司将股改与定向增发捆绑于一起的真正原因进行剖析，结果显示：大股东通过将股改和定向增发捆绑于一起来操纵定向增发发行价格和利用低质资产认购股份，巩固了其在上市公司的控制权地位，获取了控制权收益，从而使得中小股东的利益受损。另外，作为市场运行机制规则制定者的政府所设计的非公开发行制度存在的缺陷致使大股东利用对上市公司的控制权，方便地通过定向增发这一关联交易“谋求”到了自身利益的最大化，侵害了小股东的利益，加剧了大股东和小股东之间的代理冲突。     

大股东控制对资产替代及资本结构的影响

在债权人的法律保护以及自我保护都比较弱的情况下,大股东会选择很高的负债比率进行资产替代,从而侵害债权人的利益。大股东的持股比例、公司类别以及债务期限结构都会对大股东选择很高的负债比率进行资产替代的行为产生影响。     

大股东制衡、投资者关系管理与盈余管理

以2005年深圳上市公司为研究样本,通过实证检验发现,集中持股、具有信息绝对优势的大股东有动机实施盈余管理,而其他股东(第二至第五大股东)或者由于权力有限,或者由于不热衷,导致其对大股东的制衡作用有限,对盈余管理的影响不明显。为此,上市公司可能会采取其他降低信息不对称的机制(投资者关系管理),来提高大股东盈余操纵被发现的概率。上市公司投资者关系管理水平越高,盈余管理程度就越低。投资者关系管理能够有效地制约大股东的盈余操纵行为,并对其他大股东的制衡作用产生替代效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