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前国际资本流动的基本形势与特点

2003年全球外国直接投资流入量跌至5600亿美元,主要原因是流入发达国家的外国直接投资减少,2003年共为3670亿美元,比2003年下降了25％。在全球范围内,有111个国家的流入量增加,82个国家的流入量减少,其中流入美国的外国直接投资甚至下降了53％,跌至300亿美元,是12年来的最低水平。流人中欧和东欧的外国直接投资也比较疲软,由310亿美元减少到210亿美元。只有发展中国家一个群体呈现出上升态势,     

持续性储蓄率差异与中美间资本流动的调控

持续性储蓄率差异是指两国间的储蓄率水平在较长的时期内都保持较大的差额,其国内存在着方向不同的投资—储蓄缺口。与偶然性储蓄率差异的影响效果不同,持续性储蓄率差异并不仅仅会带来国内的资产泡沫,而且会在两国间形成规模巨大的资本流动。笔者通过对中美间资本流动状况的分析,研究持续性储蓄率差异对中美资本流动的影响效果与趋势,以此为基础,本文提出了中美间资本流动调控的整体思路与方案,为我国正确处理国际资本流动,建立国际资本风险调控的政策体系等决策提供参考。     

经济全球化对我国国际直接投资资本流动的影响

经济全球化是指跨国商品与服务交易及国际资本流动规模和形式的增加,以及技术的广泛迅速传播使世界各国经济的相互依赖性增强。     

国际资本流动趋势与中国资本循环结构分析

金融全球化是一个动态的发展过程,其程度随着跨国公司的对外资本扩张、机构投资者的投资规模扩大以及各金融主体之间依赖程度的提高而不断加深.在不同发展阶段的国家都不同程度地参与其中,分享金融全球化带来的利益,同时分担由此而产生的风险.文章在对金融全球化与国际资本流动的关系,趋势特征进行概述的基础上,分析了我国国际资本的循环结构并提出建议.     

我国国际资本自由流动对策分析

1994年初,中国实现了人民币经常项目有条件可兑换。中资企业持有效凭证,可直接到银行购汇对外支付贸易及贸易从属费用。从1996年12月1日起,中国正式接受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协定第八条款,对与经常性国际交易有关的对外支付和转移不再实行汇兑限制。同时,根据经济发展阶段和风险控制能力,中国循序渐进地推进人民币资本项目可兑换,对国际资本流动区别对待、分类管理。     

农户生计资本脆弱性分析

通过对农户生计资本脆弱性的界定,笔者构建了农户可持续生计资本衡量指标,并在5省10县(市)422户农户生计资本状况调查的基础上,利用因子分析,对农户生计资本的脆弱性作出评价.结果显示,农户生计资本的脆弱性不仅在空间格局上存在差异,且这种差异主要体现在金融资本和人力资本上;影响农户生计资本脆弱性的主要因素是农户家庭可用资金数量、劳动力的就业及教育和职业培训状况.据此,笔者从发展农村小额信贷、开展住房贷款,以及制定职业培训规划、以就业促进人力资本提升两个方面提出了规避农户生计资本脆弱性的建议.     

国际资本流动的效应分析

本文从国际资本流动的现状开始,阐述了现阶段国际资本流动的新特征,在此基础上介绍了有关国际资本流动的理论基础、国际资本流动对经济的影响以及国际资本流动目前存在的各种问题,最后,针对以上发现的种种问题从微观和宏观两个大的方面提出了相应的解决对策和建议,并对国际资本流动未来的发展做出了预测。     

中国资本流动风险预警研究

借鉴FR早期风险预警模型的研究方法,建立适用于预测我国资本流动脆弱性风险的预警系统。我国从未发生过货币危机,在风险预警模型建立时,只能使用我国资本流动脆弱性的变化作为被解释变量。通过计量分析发现:外汇储备/GDP、外汇储备/M2、GDP增长率与我国资本流动脆弱性变化相关性最强,应当作为我国当前预防资本流动脆弱性恶化的重点检测指标。     

国际资本流动对我国低碳经济发展影响的实证分析——基于主成分分析法

在构建低碳经济发展水平综合评价指标体系的基础上,运用主成分分析法研究了1985—2009年我国低碳经济发展水平的变化趋势,进一步对FDI、ODI与我国低碳经济发展水平的关系以及前两者对后者的作用途径进行了实证分析。研究结果显示:1985—2009年期间,我国低碳经济发展水平呈不断上升态势,FDI和ODI对我国低碳经济发展均有正面的促进作用,而促进作用的差异主要由作用途径不同导致。最后提出,应积极优化FDI的产业分布结构和来源结构,增加技术寻求型ODI所占比重。     

与贸易有关的投资措施的经济分析与中国的对策

我国即将加入WTO,这意味着中国必须遵守《与贸易有关投资措施的协议》的规定,但对于投资措施的经济效应,虽然有些学者进行了一定的研究,但还存在着模糊不清的认识。本文利用了一个简单的模型对‘与贸易有关的投资措施’的经济效应进行了分析,本文认为：如果投资东道国存在资本市场扭曲效应,在发展中国家由于经济是“分割的”,投资活动必然是受到人为扭曲的;而且随着发展中国家的资本深化和劳动力素质的提高,经济主体对资本的支配能力和利用能力将得到相应的提高,即投资工道国资本的边际生产力相对投资国是上升的,而不是静止的;另外投资东道国与投资国的地位是不平等的,因此资本流动对两者的利益是不等的,它解释了发达国家的投资自由化程度比较高的现象。最后,本文指出我国在目前阶段对外资的限制措施应该是针对不同的行业采用不同限制程度的政策,并且其限制程度是动态的过程,以保证我国国民福利的最大化。     

新国际资本流动趋势下中国利用外资再分析

随着经济全球化、金融国际化和经济金融化的加速发展,国际资本流动在规模、速度和形式三个维度上都在不断的变化。国际资本流动的长足进展为中国的经济发展创造更为优越的外部引资条件的同时,也给中国的金融稳定、长期的经济发展和未来的利用外资策略带来的严峻的挑战。     

中国对亚洲地区OFDI的动因——基于投资流向的对比分析

利用2003—2012年中国在亚洲地区的OFDI的面板数据,按投资流向分析中国在该地区OFDI的主要动因及其他因素的影响。研究发现:中国对亚洲地区发展中国家的顺向OFDI具有显著的市场寻求、自然资源寻求和效率寻求的动因,而创造性资产寻求的动因不显著;中国对亚洲地区发达国家的逆向OFDI具有显著的市场寻求和创造性资产寻求的动因,不具有显著的效率寻求和自然资源寻求的动因。     

外资流入对外贸影响的实证分析

蒙代尔认为,如果满足要素价格均等化的条件,贸易与投资具有完全替代作用,而后来的一些学者则认为资本要素的国际流动或者直接投资与商品贸易之间不仅存在替代性,而且在一定条件下存在互补关系。应该说这两种关系在不同发展阶段、不同国家、不同的条件下是表现不一的。本文主要通过近10年来我国外商投资与对外贸易的实证教据分析,侧重说明外商直接投资与对外贸易的互补关系,分析FDI流入对我国贸易的带动作用。     

外商直接投资对中国国际收支双顺差影响的分析

20世纪90年代以来,中国的国际收支呈现出经常项目和资本与金融项目顺差并存的“双顺差”特点。造成双顺差的原因有很多,其中外商直接投资（FDI）是一个重要的影响因素。运用理论和实证的分析结果表明,外商直接投资与“双顺差”之间存在着显著的因果关系,且两者之间存在着长期稳定的均衡关系。积极合理的利用外商直接投资,不仅有利于化解中国宏观经济的外部失衡,也有利于带动中国经济的协调发展。     

对我国外资依赖度的探析

从国内生产总值对FDI依存度、FDI资本形成依存度、外贸依存度、科技依存度、税收依存度等五个方面分析了我国经济增长对外商直接投资的依赖程度,得出了我国经济增长对外商直接投资的依赖度较高,为使我国经济健康发展必须调整相关的引进外资政策、产业政策.     

对外直接投资与国内产业空心化

本文针对一些西方学者关于美国、日本对外直接投资导致国内产业“空心化”的观点,提出了不同的见解。首先, 第一、第二产业比重下降, 第三产业比重上升是一国产业结构演进的一般规律, 与对外直接投资无关; 其次, 一国的对外直接投资规模巨大与贸易逆差并无直接联系; 第三, 对外直接投资增强了投资者的国际竞争力; 第四, 对外直接投资对一国的就业机会影响甚微。总之, 对外直接投资为投资国和对外直接投资者带来巨大利益, 而不会导致国内产业“空心化     

进口贸易、人力资本与中国技术创新:基于面板数据的一个经验分析

运用面板数据和DOLS方法,对中国1990～2006年间进口贸易数据和专利数据等进行计量检验,分析发现:进口贸易确实能促进中国的技术创新.但有一个前提:人力资本门槛,即中国的人力资本积累要达到一定的水平,也就是说人力资本在进口贸易促进中国技术创新中起着关键的作用.     

Proof of global stability,transitional dynamics,and international capital flows in a two-country model of innovation and growth

Global stability properties of dynamic two-country models can be easily studied in the case of perfect international capital flows. With internationally constant relative productivities, balanced-growth path values for factor prices will hold on any path leading to the balanced-growth path unless one country experiences a period of no innovation. Innovation rates converge in the case of perfect international knowledge spillovers but long-run consumption levels and trade patterns are path-dependent. GDP per capita is predicted to converge slowly despite the presence of perfect international capital markets and no explicit inclusion of adjustment costs. The trade balance of the rich country is initially positive but after some time turns into a deficit.