东道国风险、境外经贸合作区与我国企业对外直接投资进入速度——度量与跨国面板数据实证研究

为推动"一带一路"倡议,我国企业对外直接投资既要维持快速增长又要保障利益安全,这需要在理论上探明东道国风险和投资速度之间的关系。为规避风险,对于风险较大的东道国,我国企业倾向于以集群方式进行对外直接投资,这在宏观上体现为我国对该国具有较快的企业对外直接投资进入速度。基于此,本文在宏观上度量了我国对各东道国的企业对外直接投资进入速度,并通过实证研究发现,出于集群规避风险的目的,我国企业对外直接投资在总体上倾向于以更快的速度进入经济风险和政治风险较高的东道国;而在建有我国境外经贸合作区的东道国,风险则不影响企业对外直接投资的进入速度,间接反映出境外经贸合作区的风险规避功能。进一步地,本文利用倾向得分匹配估计方法发现境外经贸合作区建设本身也能提升企业对外直接投资进入速度,直接反映出境外经贸合作区在"一带一路"建设中的重要性。     

我国直接对外投资和出口贸易的关系实证分析

对外直接投资和出口贸易之间的关系一直是各国关注的焦点,本文选取了我国1982年到2011年对外直接投资和出口贸易的数据为样本,通过对这两种数据的协整分析,得出我国对外直接投资和出口贸易之间存在长期的均衡关系,提出建立规范的宏观管理体系、完善我国对外投资结构、鼓励跨国公司的发展、提升企业的国际竞争力等建议以促进我国对外直接投资和出口贸易的协调发展。     

北京对外直接投资与国际贸易关系的实证分析

对外直接投资与国际贸易之间的关系一直是相关理论和实证研究的主题。总体来看,对外直接投资存在对国际贸易的替代效应和创造效应。贸易替代效应是指贸易障碍会导致资本的流动,而资本流动障碍会产生贸易。贸易创造效应是指对外直接投资可以在母国和东道国之间创造新的贸易机会,使贸易在更大规模上进行。对外直接投资的贸易替代效应与创造效应是同时存在的,其总效应取决于这两种效应的力量对比。     

产品创新如何影响我国企业对外直接投资速度？——基于微观层面数据的实证检验

在国际投资理论中,传统观点认为具有产品创新的优势企业有更大的动机进行对外直接投资,而近年来发展中国家的实践则表明劣势企业出于获取创新资源的目的也有较大的动机进行对外直接投资,文章从产品创新和企业对外直接投资速度视角对此进行检验。文章匹配《中国工业企业数据库》和《境外投资企业（机构）名录》构建微观实证研究数据库,并对企业对外直接投资速度和产品创新进行度量。在此基础上,文章的实证研究发现,一方面在产品创新倾向维度,无产品创新的企业比有产品创新企业有更快的对外直接投资速度;另一方面,在有产品创新企业内部,创新程度的提升则能加快企业对外直接投资速度。进一步地,文章利用倾向得分匹配对产品创新倾向如何影响企业对外直接投资速度进行反事实估计,验证了实证研究结果的稳健性。     

替代出口还是促进出口——我国对外直接投资对出口的影响研究

自2002年以来,我国对外直接投资发展迅猛,迅速增长的对外直接投资会促进我国对东道国的出口还是会用海外生产来替代我国对该国的出口呢?本文结合我国对外直接投资与出口贸易的现实情况,通过构建一个影响出口的引力模型,并利用我国2004-2010年35个国家的面板数据进行了混合回归模型分析。研究结果表明,我国对外直接投资对出口贸易存在明显的促进作用,且无论是发达国家还是发展中国家,这种促进效应都存在。因此,对于我国目前而言,无论是对发达国家的逆向上行投资,还是对发展中国家的顺向下行投资,都是具有贸易创造效应的海外投资。     

我国对外直接投资逆向技术溢出效应分析

对外直接投资逆向技术溢出效应是指国际直接投资进入东道国以后不仅没有技术溢出,相反的却从当地企业吸取先进技术,此时技术流动方向为从东道国企业流向投资国企业.技术逆向溢出现象多存在于发展中国家对发达国家的投资中,其通过技术获取型国际直接投资获得东道国技术逆向溢出效应带来的技术水平的提升.我国企业必须充分认识这个变化趋势,通过不断地学习与创新,塑造企业的核心竞争力,参与全球竞争.     

对外直接投资会提高企业出口产品质量吗——基于倾向得分匹配的变权估计

本文利用2001-2006年中国海关数据库、对外直接投资企业数据库以及工业企业数据库的匹配数据,结合倾向得分匹配变权估计方法系统考察了对外直接投资(OFDI)对中国企业出口产品质量的影响。研究结果表明,OFDI与企业出口产品质量之间存在正向因果关系,即企业进行对外直接投资会带来出口产品的升级。此外,本文依据OFDI的东道国与投资动机进行分类,发现不同类型OFDI对于企业出口产品质量的影响存在显著差异。本研究为客观评估OFDI的"产品升级效应"提供了微观层面的经验证据,同时也为出口转型背景下企业如何利用OFDI实施"走出去"战略提供了有益的启示。     

我国对外直接投资与对外贸易间的动态关系:基于VAR模型的实证分析

本文根据我国1983-2007年的宏观经济数据,通过建立VAR模型实证分析了我国对外直接投资与对外贸易间的动态关系.研究发现,我国对外直接投资与进出口贸易之间存在着长期均衡关系,出口贸易与对外直接投资流量、存量具有单向的因果关系,进口贸易与对外直接投资流量不存在因果关系,我国出口贸易对FDI有长期显著的拉动作用,而FDI对进出口贸易的影响十分微弱.     

对外直接投资如何影响出口——基于制造业企业的匹配倍差检验

本文通过整合"中国工业企业数据库"和"境外投资企业(机构)名录",运用倾向得分匹配和倍差法考察中国制造业企业对外直接投资的出口效应。实证结果表明,商贸服务型对外直接投资的出口促进效应显著,当地生产销售型对外直接投资可能带动资本品等的出口;总体看,2005-2009年期间中国对外直接投资正向影响出口贸易的发展,在改变样本匹配方法和模型设置以及控制加工贸易等情形下,这一结论是稳健的。本文的研究为协调对外贸易和对外投资等宏观决策提供了微观层面的经验证据。     

对外直接投资能缓解企业融资约束吗——基于中国工业企业的经验证据

本文基于2002-2008年中国工业企业数据库及商务部境外投资企业(机构)名录匹配的微观数据集,采用PSM-DID方法,在控制内生性和自选择问题后,重点考察企业对外直接投资对融资约束是否具有缓解作用。研究结果表明:融资约束抑制了中国工业企业对外直接投资,企业融资能力越强,越倾向于开展对外直接投资;企业对外直接投资能够通过直接效应缓解融资约束,同时也能通过"生产率效应"和"出口效应"等间接效应缓解融资约束,但缓解作用存在时滞效应;对外直接投资缓解融资约束的作用受投资东道国特征的影响,投资于OECD国家和非避税地的企业,融资约束的缓解作用更为明显。     

东道国风险、自然资源与国有企业对外直接投资

本文利用2005—2015年"中国全球投资追踪"数据库与万德金融数据库的匹配数据,研究东道国风险水平、东道国自然资源水平及二者交互项如何影响中国国有企业的对外直接投资行为。结果表明:国有企业的对外直接投资额与东道国的风险水平呈正相关,即国有企业的对外直接投资具有"风险偏好"特征;国有企业的对外直接投资额与东道国的自然资源呈正相关,即国有企业的对外直接投资具有"自然资源偏好"特征;东道国的风险水平与自然资源禀赋虚拟变量的交互项系数为负,说明风险和自然资源之间存在替代效应;当国有企业同时面对这两个因素时,为了对外直接投资的成功,国有企业在自然资源与风险之间进行了权衡取舍。     

双向直接投资内外联动对企业创新的影响研究

本文重点考察了双向直接投资内外联动对内资企业创新的影响。本文利用1998—2013年中国工业企业层面数据和专利数据库进行实证分析，结果表明，引进外资与对外直接投资的内外联动有利于内资企业创新水平的提高；机制作用分析显示，对外直接投资通过吸收能力效应以及人力资本效应正向调节着引进外资对内资企业创新的影响，引进外资通过人力资本效应和行业竞争效应正向调节着对外直接投资对内资企业创新的影响，在国际直接投资影响企业创新时溢出效应与逆向溢出效应互为前提；异质性分析结果表明，对外直接投资的类型与动机影响着双向直接投资的内外联动作用，仅在同一东道国市场和仅在不同东道国市场经营的内资企业、以市场开拓为海外投资动机的内资企业从双向直接投资内外联动中获利。     

东道国金融发展和我国企业对外直接投资——基于动机异质性视角的实证研究

国内金融发展落后导致的资金供给不足是我国企业对外直接投资在快速发展中遇到的制约因素之一,在这种情况下东道国金融发展将构成有效的补充,本文基于此研究东道国金融发展对我国不同动机企业对外直接投资的影响。本文的理论和实证研究发现总体上东道国规模层面金融发展能有效促进我国企业对外直接投资,而结构层面金融发展并未产生直接影响;更为深入地,东道国规模层面金融发展对于吸引我国横向动机企业对外直接投资有明显的正向影响,而结构层面只有金融发展程度较高时才能促进我国纵向动机企业对外直接投资,较低的结构层面金融发展会阻碍我国企业对东道国的纵向动机对外直接投资。进一步地,本文使用企业对外直接投资新设项目数进行研究,发现总体上东道国规模和结构层面金融发展均有助于新项目的设立;但在动机角度,仅有结构层面金融发展促进我国在东道国纵向动机对外直接投资项目的设立,而规模层面金融发展对我国横向动机对外直接投资项目则不产生影响。     

对外直接投资与贸易的关系:互补或替代

本文运用2000-2004年我国进出口贸易和对外直接投资的数据资料,使用引力模型分析了我国对外直接投资和对外贸易之间的关系。结果表明:在我国,对外直接投资与出口贸易之间存在显著的互补性,即对外直接投资与出口相互促进。本文的研究结论对我国实施"走出去"战略具有重要的政策含义。     

东道国城镇化与中国对外直接投资

本文运用中国对158个国家(地区)2003-2013年对外直接投资的面板数据实证研究东道国城镇化对中国对外直接投资的影响,研究结果表明:东道国城镇化水平与中国对外直接投资呈反向变动的关系,而东道国城镇化速度则与中国对外直接投资呈同向变动关系。进一步检验东道国城镇化水平对中国对外直接投资的门槛效应,发现东道国城镇化发展对中国对外直接投资的影响具有诺瑟姆三阶段的典型特征。据此,本文建议中国应针对东道国城镇化发展状况开展对外直接投资。     

东道国营商环境与中国对外直接投资:来自“一带一路”沿线国家的经验证据

基于“一带一路”沿线40个国家2008—2019年数据,利用修正后的投资引力模型考察东道国营商环境与中国对外直接投资之间的关系。研究表明：总体上,东道国营商环境的提高能够促进中国的对外直接投资。进一步研究表明：中国对“一带一路”沿线国家的对外直接投资存在地理区位异质性、发展程度异质性和营商环境子指标异质性;文化距离在东道国营商环境对中国对外直接投资的影响中存在负向调节效应。本文的研究为“一带一路”沿线国家优化营商环境,促进贸易投资提供了新的证据,并从政府与企业双重维度提出相应的政策建议。     

我国直接对外投资和出口贸易的关系实证分析

对外直接投资和出口贸易之间的关系一直是各国关注的焦点,本文选取了我国1982年到2011年对外直接投资和出口贸易的数据为样本,通过对这两种数据的协整分析,得出我国对外直接投资和出口贸易之间存在长期的均衡关系,提出适当引导企业对外投资行为,完善我国对外投资结构,加强政府的宏观指导和扶持作用等建议以促进我国对外直接投资和出口贸易的协调发展。     

中国“天生对外直接投资”企业的特征与影响因素——基于微观层面数据的实证研究

"天生对外直接投资"企业指的是成立短期内进行对外直接投资的企业,这类企业与其他对外直接投资企业相比具有较大的差别,本文以成立3年为标准对其进行界定并展开实证研究。在匹配《境外投资企业(机构)名录》和《中国工业企业数据库》构建微观数据库的基础上,本文使用二值选择模型进行回归,结果表明:在内部因素中,就业和资产规模较小、管理效率更高的企业有更大的倾向成为"天生对外直接投资"企业;在区位因素中,对劳动成本较低及风险较低东道国进行投资的企业有更大的倾向成为"天生对外直接投资"企业。此外,按外部条件和内部条件差异性进行的分组回归也表明"天生对外直接投资"企业具有类似的影响因素,验证了本文回归结果的稳健性。     

产业政策与对外直接投资——来自中国上市公司的证据

产业政策的扶持是企业对外直接投资竞争优势的重要来源.本文使用2006-2017年中国上市公司数据,从微观层面研究了产业政策对企业对外直接投资决策的影响及其作用机制.实证结果表明:鼓励性产业政策显著促进了企业对外直接投资;市场竞争环境、外部金融依赖度以及企业生命周期阶段均会影响产业政策的实施效果;鼓励性产业政策主要通过缓解企业面临的融资约束、增加企业研发投入促进企业进行对外直接投资;融资约束的缓解会促进企业选择跨国并购,而研发投入的增加则促进企业选择绿地投资;此外,产业政策对企业投资模式的影响还受到东道国国际投资保护程度的显著影响.     

企业数字化转型、知识产权保护与对外直接投资——来自中国服务业上市公司的经验证据

本文基于信息不对称视角阐述了企业数字化转型影响对外直接投资的作用机理，以及知识产权保护在两者间的调节效应，并以2011—2021年沪深服务业A股上市公司为样本，采用面板门槛回归模型进行实证检验。研究发现，中国服务业企业数字化转型存在显著的对外直接投资促进效应；同时，知识产权保护能显著调节这种呈“U”型非线性特征的促进效应。进一步分析发现，在知识产权保护的调节下，企业数字化转型的对外直接投资促进效应存在空间异质性。本文为我国在服务贸易高质量发展背景下建设时空分异的知识产权保护体系，科学提升服务业企业数字化转型的对外直接投资促进效应，提供了理论依据与经验证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