贸易自由化对行业内工资不平等的影响——来自中国制造业的证据

本文使用1998—2007年的中国制造业企业数据检验了贸易自由化对71个制造业的行业内工资不平等的影响。实证分析得到的基本结论是产成品进口关税和有效保护率的下降显著地降低了行业内工资不平等程度。另外,外资开放度的提高对收入分配均衡有着不利影响,而出口导向程度的增强和民营企业的发展有着积极的收入分配效应。采用不同的工资不平等度量指标并不会对基本结论产生影响。贸易自由化的作用机制在于其提高了企业生存门槛,降低了行业内生产率差异,进而反映为行业内工资差距的减小。本文的研究发现表明贸易自由化对我国解决收入分配不平等问题具有重要意义。     

不平等是否弱化了企业家精神——来自转型期中国的经验证据

创新型经济的本质要求在于有效激发全体社会成员的企业家精神。降低不平等程度及其对企业家精神的负面影响,对于转向创新驱动的增长方式,进而实现更"充分"和更"平衡"发展具有重要意义。本文构建了一个基于内生经济增长的动态模型,从企业家精神(创新供给)的角度出发,刻画了不平等影响企业家创新的机理,并利用中国综合社会调查数据及相关省际面板数据检验了不平等对企业家精神的影响。本文发现:(1)机会不平等显著降低了企业家精神,努力不平等对企业家精神有积极影响,收入不平等与企业家精神呈现倒U型关系;(2)社会保障水平提高能部分抵消机会不平等带来的不利影响,激发企业家精神,人力资本投资成本的下降能部分抵消机会不平等对人力资本积累的负向作用,提高人力资本水平;(3)机会不平等仍然是制约人力资本积累的重要因素,而努力不平等尚未起到促进人力资本积累的作用。本文具有深刻的政策含义:实现创新驱动发展的一个重要前提条件是要降低社会成员的机会不平等同时增加努力不平等,保持适当的社会保障水平、降低人力资本投资成本,从而有效激发全体社会成员的企业家精神,催生经济增长新动能。     

中国性别工资不平等的国外研究综述

通过回顾改革开放后性别工资不平等的研究文献,发现由于人力资本的回报特征,市场化使得性别工资差别加大,而且城市性别工资差别要比农村性别工资差别小,由性别工资歧视引起的工资不平等也小于工资差异,市场竞争力度的加大并没有减小性别工资不平等。目前,现有的文献只是对少数地区、少数人的性别工资不平等进行了研究,迫切需要大范围的实证研究以探寻经济改革对性别工资不平等的影响。     

自由贸易协定与中国出口产品质量——以中国制造业出口产品为例

本文利用中国出口到自由贸易协定成员的HS4位编码产品数据,考察了自由贸易协定对中国制造业出口产品质量的影响,研究结果显示:自由贸易协定对中国出口产品质量具有显著的提升作用,本文选取合适的工具变量克服自由贸易协定的内生性之后,这一结果依然成立;从进口国看,自由贸易协定对出口到中低收入国家和亚洲国家的产品质量具有较大的正面影响;从不同产品类型看,自由贸易协定对产品质量的影响因产品技术类型、出口竞争力和距离世界前沿质量差距的不同而具有差异性;自由贸易协定具有显著的滞后效应;此外,中介效应模型检验结果表明,市场竞争是自由贸易协定影响中国出口产品质量的一个重要渠道。     

进口中间品与出口产品质量升级:来自微观企业的证据

中国处于质量升级的关键阶段,由于进口中间品能实现技术溢出、优化资源配置,因而可能会提升出口产品质量。为此本文基于2000-2006年中国工业企业和海关进出口贸易匹配数据进行研究,结果表明:进口中间品能显著提升中国企业出口产品质量,剔除加工贸易后结果更加显著,然而进口中间品使用强度对产品质量提升呈递减趋势;运用PSM逐年匹配解决内生性问题后采用DID和FE也得到一致结果,进一步发现高技术产品提升出口产品质量也较高,而受技术垄断影响来自高收入国家、高技术国家的中间品对产品质量的提升作用有限;从动态角度看,进口持续期与出口产品质量呈U型关系,短暂进口在质量提升上并不明显,适时进入以及持续进口能显著提升产品质量。     

金融科技与出口产品质量——来自中国上市公司的经验证据

文章将金融科技与企业出口产品质量纳入统一分析框架,并采用2011～2016年中国上市公司与海关贸易合并数据进行实证检验。研究发现,金融科技促进了中国企业出口产品质量的提升,在经过一系列检验后结论依然成立。利用中介效应模型进行机制检验表明,缓解融资约束和优化信息匹配是金融科技提升企业出口产品质量的两个可能渠道。异质性分析显示,金融科技对一般贸易企业、民营企业、中等规模企业出口产品,以及出口企业旧产品和核心产品的质量提升作用尤为明显。对企业内部影响的研究表明,金融科技有利于降低企业内产品质量分散度,从而改善了资源配置效率。文章结论对于积极发挥金融服务实体经济的作用、加速推进中国对外贸易高质量发展具有重要启示意义。     

产品质量与中国出口企业加成率——来自中国制造业企业的证据

本文基于2000-2006年中国工业企业数据库和中国海关数据库的匹配数据,实证检验了产品质量对出口企业加成率的影响效应。研究结果表明:现阶段提高企业产品质量对我国出口企业加成率的提升具有重要影响;提升出口产品质量的重点在于沿海地区的非国有企业,尤其是非垄断行业内的大量私营企业;在位企业产品质量的提高显著提升企业加成率,而新进企业和高出口倾向企业产品质量的提高则显著降低了企业加成率;产品质量通过产品价格和边际成本影响出口企业加成率。本文的结论对于理解在我国供给侧结构性改革背景下如何有效提升企业产品质量找到另一条识别路径——通过提高出口企业加成率惠及一个国家。     

信息化建设能否助力企业出口产品质量升级——来自中国制造业企业的经验证据

在新一代信息技术浪潮下,信息化建设能否助力培育出口竞争新优势,是关乎贸易高质量发展的关键问题。本文基于2002—2014年中国制造业企业的出口数据,借助“两化融合试验区”的准自然实验,利用双重差分法评估了信息化建设对企业出口产品质量的影响。研究发现,信息化建设能显著促进企业出口产品质量的提升,且对不同类型企业存在异质性影响;机制分析发现,信息化建设对企业出口产品质量的促进作用主要通过提高企业生产效率与创新效率,以及降低中间品进口价格与出口信息成本来实现;拓展性分析发现,信息化建设还会促进企业出口规模增加与出口市场拓展;进一步研究发现,信息化建设存在明显的后发优势,后批“两化融合试验区”建设带来的出口产品质量提升效应较前批更强。本文的研究为“信息化”与“走出去”两大发展战略能否实现良性互动提供了新的理论支撑与经验证据。     

中国出口产品的质量阶梯及其影响因素

本文基于Khandelwal(2010)提出的嵌套Logit模型,采用1995-2012年中国与154个国家和地区的双边贸易数据,测算了中国27个制造业行业的出口产品质量指数及其质量阶梯。结果显示,一方面,中国制造业出口产品的质量指数总体相对较低,技术密集型行业的出口产品质量指数略高于资本密集型行业和劳动密集型行业。另一方面,中国制造业出口产品质量阶梯整体平均较长,其中技术密集型行业最长,资本密集型行业和劳动密集型行业略短。进一步研究发现,人力资本和对外开放度均负面影响于出口产品的质量阶梯,进而有利于出口产品质量的提升。而资本密度与出口产品质量阶梯之间存在着显著的正向关系。此外,研发密度与出口产品质量阶梯之间的关系不明显,这可能与中国特有的研发体制有关。上述因素对中国出口产品质量阶梯的影响在不同的行业之间存在着一定的差异。     

制造业智能化与企业出口产品质量：来自中国的微观证据

随着第四次工业革命的到来,工业机器人的使用成为制造业智能化的重要表征,并对出口贸易产生了愈发深远的影响。研究使用中国2000—2014年行业层面的机器人应用数据、企业层面的机器人进口数据以及中国企业和产品层面的两类微观数据,检验工业机器人对出口产品质量的影响。企业和产品层面的实证结果均表明,工业机器人的使用能够显著促进中国出口产品质量升级。且在考虑工具变量的因果识别、样本选择偏误及多重稳健性检验后依然成立。基于进口工业机器人的准自然实验同样稳健,且促进效应随引进时间递增。机制分析表明,工业机器人主要通过全要素生产率提振、企业创新能力增强和劳动要素升级三个渠道提高企业出口产品质量。     

外资并购的工资效应——来自中国制造业微观层面的证据

本文利用我国制造业企业数据检验了外资并购的工资效应。本文采用匹配的研究方法,发现外资并购的工资效应显著为正;对不同要素密集度、不同并购资本来源地、不同区域的子样本回归,结果均高度稳健;我们还发现外资并购更利于资本密集型及中西部企业的工资提升,工业化国家的并购资本有更大的工资效应。     

产能过剩对出口产品质量的影响——来自微观企业数据的证据

本文采用高度细化的出口贸易数据和工业企业数据,考察了产能过剩对出口产品质量的影响。研究发现,产品的同质化水平越高,则产能过剩对出口产品质量的负面影响越大。进一步分析,企业生产率越低,产能过剩对出口产品质量的负面效应越大;产能过剩对本土企业和低端产品的质量抑制效应要显著高于外资企业和高端产品。因此,应对不同性质的产品和企业应采取差异化的去产能政策。     

中间品贸易自由化与工资不平等——基于中国制造业的实证分析

随着近年来中国经济高速增长,对收入分配问题的探讨逐渐成为社会的焦点.本文首先对相关文献进行回顾,而后计算得出中间品关税水平,以此度量贸易自由化.接下来,本文借鉴Freestra和Hanson的外包模型来构建计量实证模型,检验中间品贸易自由化与我国27个制造业细分行业内工资差距之间的关系.结果表明,贸易自由化对工资差距具...     

中国城镇地区消费不平等演变趋势——新视角与新证据

本文利用不同收入群体消费支出结构差异,基于中国城镇住户调查丰富详尽的消费支出数据,同时修正了不同收入群体的报告误差和不同消费品支出的测量误差,重新测度了1993-2010年中国城镇地区消费不平等程度及其演变趋势.误差调整后的实证分析结果表明,部分文献中“消费不存在瞒报”的假设存在较大问题,以修正后的中国城镇地区高、低收入群体平均消费总支出之比核算的消费不平等在18年间上升了67％,远大于直接使用原始消费总支出数据所得的36％.具体而言:时间趋势层面,消费不平等在1993-2007年经历了快速上升,2008年后有所缓解;群体分布层面,高收入群体与社会其他群体间的差异是消费不平等上升的重要推动力量;群体瞒报层面,2002年以来,相对于低收入群体,高收入群体存在严重的消费支出低报问题且低报程度保持稳定,而中等收入群体则存在轻微高报问题.本文为重新认识中国城镇地区消费不平等的演变趋势奠定了基础,有助于准确把握消费不平等程度,有的放矢地推行再分配政策.     

中国当前不平等问题研究进展

在中国进入新时代的背景下,不平等问题备受关注。研究表明中国当前收入不平等水平较高,并呈现出明显的结构性特征。虽然收入不平等已趋于下降,然而财富不平等问题严峻。而中国这种不平等的形成较其他国家有一些共性的原因,同时也存在其自身特有的原因。最后为应对这种不平等,当前提出包容性增长的理念,倡导一种机会公平的增长。     

农村劳动力迁移与中国工资收入不平等的地区差异:来自2005年全国人口抽样调查的证据

利用2005年全国1%人口抽样调查数据研究中国各地区农村劳动力流动和地区(县/区)内部工资性收入不平等的关系.中国地区间的差异是个人工资收入不平等最突出的决定因素,而地区内不平等程度也存在着很大的差别.农村劳动力人口的迁入有助于降低区内的收入不平等,而迁出则起相反的作用,而且这两种作用在县、县级市和市辖区间存在着显著差别.在研究中国劳动力流动与地区内和地区间的不平等关系时,应该从迁入、迁出两个角度分析其影响,并将城乡分割的二元劳动力市场状况考虑进来.     

贸易数字化、柔性生产力与出口产品质量——来自中国微观企业的经验证据

文章基于异质性企业的产品质量升级模型,将数字化转型决策引入其中,研究企业的贸易数字化转型对出口产品质量的影响。理论研究发现,贸易数字化通过增强企业的柔性生产力提高质量改进的固定成本效率,从而促进出口产品质量提升。借助大数据爬虫技术,识别企业自建主页以及使用国内电商平台或跨境电商平台的具体情况,据此构建测度企业贸易数字化水平的指标。实证研究发现,企业提高贸易数字化水平能显著提升出口产品质量,在一系列稳健性检验和内生性问题讨论后,该结论依旧稳健可信。进一步机制检验发现,柔性生产力是贸易数字化提升出口产品质量的重要渠道,且考虑不同样本期和替换新指标后该机制依旧稳健,特别是小微型、劳动密集型、初创型或一般贸易企业进行贸易数字化转型,更能通过该机制提升出口产品质量。数字技术的异质性分析发现,采用跨境电商平台对企业出口产品质量的提升效应最大。     

农村劳动力迁移与中国工资收入不平等的地区差异:来自2005年全国人口抽样调查的证据

利用2005年全国1%人口抽样调查数据研究中国各地区农村劳动力流动和地区(县/区)内部工资性收入不平等的关系。中国地区间的差异是个人工资收入不平等最突出的决定因素,而地区内不平等程度也存在着很大的差别。农村劳动力人口的迁入有助于降低区内的收入不平等,而迁出则起相反的作用,而且这两种作用在县、县级市和市辖区间存在着显著差别。在研究中国劳动力流动与地区内和地区间的不平等关系时,应该从迁入、迁出两个角度分析其影响,并将城乡分割的二元劳动力市场状况考虑进来。     

集群商业信用与出口产品质量——来自中国企业层面的证据

提升出口产品质量是建设贸易强国的重要方面。本文基于中国工业企业数据库和海关数据库2000—2009年的合并数据,研究了城市集群商业信用对我国出口产品质量的影响。研究发现,集群商业信用对出口产品质量具有显著的正向影响,集中体现在促进私营企业和外资企业以及东部地区企业出口产品质量的提升上。具体机制是集群商业信用通过缓解企业融资约束促进了企业出口产品质量的提高。在控制集群企业数目和集聚程度后,结论保持稳健。一系列稳健性检验以及依据企业是否更换经营地点构造拟自然实验检验都证实了本文的基本结论。本文的研究结论是应重视集群商业信用等非正规融资在促进企业出口产品质量提升方面的关键作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