冷战国际史与国际关系理论的链接——构建中国国际关系研究体系的路径探索

冷战国际史的研究应该与现代国际关系理论的探索相链接。作者认为,冷战国际关系的“经历”不仅应该成为检测国际关系理论假设的一个时空“实验室”,而且也应该成为当代与未来国际关系理论研究新议题的设定以及现存国际关系理论假设与模式检验的参照体系。自冷战以来,主要大国不断解密和公布的档案文献为国际关系理论研究提供了一个难以替代的“数据库”。如果中国“新生代”的国际关系理论学者能够对西方国际关系理论进行深刻与精确的诠释并进行延伸研究,同时尝试采用“理论指导”与“历史实证”相结合的方法,这样必将为形成中国国际关系研究与理论体系做出贡献。     

人民、国家与恐惧:布赞及其对国际关系理论的贡献

作者集中探讨了巴瑞·布赞关于国际关系理论的第一部重要著作———《人民、国家与恐惧》,这是布赞国际关系理论方面的核心著作。布赞运用层次分析和领域分析的方法,提出了“地区复合安全”的概念。除了安全研究外,该书还勾勒出了布赞的整体研究的框架———地区复合安全理论、世界历史中的国际体系理论以及对英国学派的研究。作者认为,布赞在概念和方法论上采取的多元主义指明了国际关系领域发展的方向,为国际关系理论的发展做出了贡献。     

开放式的自主发展:对英国国际关系理论的一项观察——思考中国国际关系理论的方向

英国国际关系理论具有不同于美国国际关系理论的许多特点。国际关系理论的英国特性也许就是开放式的自主发展 ,充当国际关系知识的一间“世界工厂”。所谓开放 ,在其主要意义上是指 ,在与美国一起分享共性的“盎格鲁———美利坚知识传统”的同时 ,英国又把自己定位为欧洲国际关系理论共同体的重要组成部分。所谓自主发展 ,是指英国国际关系理论在上百年的发展中并不依附于作为一门“美国社会科学的国际关系理论”。国际社会学与国际政治经济学一直是英国国际关系理论的两个“名牌” ,在世界上独树一帜。许多英国学者更倾向于国际关系 (国际政治经济学 )批评理论。多元主义与学术民主色彩明显。不要求学者服从于某种整齐划一的占主导地位的“科学”理论 ,比美国同行更有可能、更有资格回应全球化提出的各种挑战与问题     

世界主义与国际关系理论范式的转移

国际关系理论的发展主要是围绕着范式转移展开的，在其理论早期，国家主义范式居于主导地位，但是随着全球化的发展，世界主义在国际关系理论中得到了复兴，从而对传统的国家主义范式理论构成了冲击。这种冲击促使一些国际关系理论家适时调整研究思路，从而使以世界主义范式为导向的全球化理论和全球治理理论在国际关系理论中确立了一席之地。但是，世界主义范式又受到传统国家范式理论的批评，其本身还存在一定的不足。     

欧洲大陆学派的国际关系理论

由于学科特点使然 ,国际关系理论长期以来有意无意地被视为一门“美国的社会科学” ,而作为近代国际关系理论发源地的欧洲则往往成了“被遗忘的角落”。然而事实上 ,欧洲大陆学派的国际关系理论有自己的理论传统和发展轨迹 ,其文化背景、主流理论、研究方法以及学科的成长都与美国的国际关系理论不尽相同 ,尤其是它从社会学角度对国际关系的研究 ,为“9·11”事件后的国际关系理论带来了新的研究方向和范式。而欧洲大陆国际关系理论教学与研究的缺陷以及语言方面的障碍 ,则要求我们付出更多的努力和耐心去关注这一学派的发展     

国际关系理论“中国式探索”的几个基本问题

国际关系理论的“中国式探索”当以学习和借鉴为基础 ,以创新为目的 ,以实践为思想源泉和检验标准。需要注意的是 :1.理论有不同的内涵和类型 :科学哲学所定义的理论 ;阐释性理论 ;本质上属于思想“主张”的“理论”。对后两类必须注意分辨 ,有选择地借鉴。 2 .理论的不同类型与方法有关 ,而方法的选择与研究的层次与论题的性质有关 ,没有普遍适用的方法 ,只有对研究目的与研究对象而言更有针对性、相对更有效的方法 ,故而方法之价值不在于新旧 ,行为主义与传统主义各有长短 ,互为补充。 3.理论创新离不开方法论的自觉、自己的问题与价值以及必要的话语载体与言说方式 ,但必须顺应世界潮流 ,兼顾人类共同的问题与价值。理论探索的理想境界是科学精神、本土关怀与世界眼光的结合     

科学方法论在国际关系研究中的局限性及其背后的意识形态

国际关系研究中的科学方法论借助的是现代经济学方法论 ,而这种方法论来源于自然科学研究范式 ,但是自然科学的研究范式在国际关系中的应用也存在着像萨缪尔森指出的其在经济学应用时存在的问题 :“其他条件相同”、“后此谬误”、“整体与部分合成谬误”、主观性、无法应对不确定性和可信性假说。建立在这种科学方法论基础上的理论不是“价值中立”的 ,它具有维护现存世界秩序 ,服务于既得利益的意识形态倾向。     

国际关系理论创新的心理文化学路径——评《心理文化学:许烺光学说的研究与应用》

在中国国际关系理论创新的诸多路径之中,《心理文化学》一书持一种文化差异论的理论创新逻辑。基于中西不同的基本人际状态和心理文化结构,《心理文化学》认为中国国际关系理论具有不同于西方的理论体系,诸如伦人对外关系模式、"服国"的国家政治形式以及包括"亲人文化"、"熟人文化"和"生人文化"的天下体制世界秩序观。心理文化学的理论创新路径基于文化本质差异论的前提,由此所产生的关于理论创新来源的文化本体问题值得进一步深入讨论,亦即探讨理论生产与知识来源的文化假定,包括文化差异是本质差异还是程度差异、文化之争还是制度之争以及文化还是利益影响等问题。《心理文化学》为中国国际关系理论创新提供了一种微观文化学的路径,同时也引发了关于理论创新的文化差异前提的讨论。     

国际关系理论创新的心理文化学路径——评《心理文化学:许烺光学说的研究与应用》北大核心CSSCISSCI

在中国国际关系理论创新的诸多路径之中,《心理文化学》一书持一种文化差异论的理论创新逻辑。基于中西不同的基本人际状态和心理文化结构,《心理文化学》认为中国国际关系理论具有不同于西方的理论体系,诸如伦人对外关系模式、"服国"的国家政治形式以及包括"亲人文化"、"熟人文化"和"生人文化"的天下体制世界秩序观。心理文化学的理论创新路径基于文化本质差异论的前提,由此所产生的关于理论创新来源的文化本体问题值得进一步深入讨论,亦即探讨理论生产与知识来源的文化假定,包括文化差异是本质差异还是程度差异、文化之争还是制度之争以及文化还是利益影响等问题。《心理文化学》为中国国际关系理论创新提供了一种微观文化学的路径,同时也引发了关于理论创新的文化差异前提的讨论。     

对国际理论的民族化——英国学派与中国特色国际关系理论的浮现

对作为“一门美国社会科学”的国际关系理论中的“知识”与“权力”二者的联系进行解构的工作已经做了很多。英国学派和“中国特色国际关系理论”也参与到了“民族化”国际理论的行列之中。本文采用一种谱系学的方法来描述在中国民族主义兴起的背景下 ,2 0世纪 90年代中国学派的浮现及其逻辑 ,并且分析该理论对古代“大同”伦理观念的诉求。这种理论建构将与英国学派有关“国际社会”讨论的浮现及其逻辑联系起来。“国际社会”和“大同”都使用“文明标准”作为区分国际关系主体与客体的界限。文章结论认为 ,这两种国际关系理论取得一致的诸多方法之一 ,即是用文明和帝国的相同逻辑来排斥美国国际关系理论 :为了重申中国和英国理论上的“我族 (self)”而建构一个美国理论上的“他族 (other)”。因此这些理论并非其倡导者所认为的那么彻底 ,它们将理论探讨局限于三个民族国家而成为世界政治中其他“国家中心主义”方法的保守联盟者。     

国际关系理论学框架初构

本文试图将国际关系理论研究本身作为研究对象 ,探讨构建国际关系理论学的框架结构。文章认为这一框架包括 4个方面 :国际关系理论史、国际关系理论的哲学思想、方法论、国际关系理论研究的问题领域。这 4个方面统一于一个中心 :国际关系理论研究的整体性的一般规律 ,因此 ,国际关系理论学对国际关系理论的研究和创新具有理论指导意义。     

从国际关系期刊看中国国际关系理论研究——基于近年来《世界经济与政治》杂志的分析

本文基于对近年来《世界经济与政治》杂志的统计分析 ,考察了近年来中国国际关系理论研究中的多元发展趋势。在对此趋势进行分析的基础上 ,本文又考察了中国国际关系学术共同体的形成以及中国国际关系研究特别是理论研究中的“范式变迁”问题。从这些考察及其在这种发展、变迁过程中可以看出国际关系期刊从中起了较大的作用 ,因而进一步思考国际关系期刊在中国国际关系研究、特别是理论研究中的作用是极为必要的。     

中国国际关系理论研究的进步与问题

作者提出一个以理论研究发展阶段为时间基轴,以理论流派、研究类型和格义取向为内涵指标的分析框架,讨论了过去30年里中国国际关系理论研究取得的重大进步。研究表明,中国国际关系理论研究已经从前理论阶段进入了理论学习阶段的深化期,但还没有进入理论创新期;理论流派多元竞争的局面初步形成;研究类型更多地向着以理论突破为目标的经验型研究发展;格义取向也出现了正向格义、反向格义和交互格义并存且交互格义日趋增多的格局。没有出现原创型理论是最大的问题。主要表现在突破性理论和中国范式缺失两大方面,其根本原因还是国际关系学界主体意识的缺失。根据对30年理论研究的统计分析,作者认为中国的历史、文化、语言和现实经验是可以导致原创型理论的生成和发展的。     

中国国际关系理论研究的进步与问题北大核心CSSCISSCI

作者提出一个以理论研究发展阶段为时间基轴,以理论流派、研究类型和格义取向为内涵指标的分析框架,讨论了过去30年里中国国际关系理论研究取得的重大进步。研究表明,中国国际关系理论研究已经从前理论阶段进入了理论学习阶段的深化期,但还没有进入理论创新期;理论流派多元竞争的局面初步形成;研究类型更多地向着以理论突破为目标的经验型研究发展;格义取向也出现了正向格义、反向格义和交互格义并存且交互格义日趋增多的格局。没有出现原创型理论是最大的问题。主要表现在突破性理论和中国范式缺失两大方面,其根本原因还是国际关系学界主体意识的缺失。根据对30年理论研究的统计分析,作者认为中国的历史、文化、语言和现实经验是可以导致原创型理论的生成和发展的。     

国际关系的理论性

国际关系理论无论是在西方还是在中国,均出现理论终结与庸俗化的倾向。作者认为,国际关系理论作为一门学科已经到了追本溯源、反思其主体性的时候了。从回答“国有际吗”、“国际有关系吗”、“国际关系有理论吗”这三个基本问题入手,文章反思了国际关系理论的自身维度问题(即国际关系的理论性),探讨了国际关系理论的先天不足与终极趋向。国际关系是人的关系与社会关系在国际层面的呈现,国际关系理论和其他社会科学理论一样,终究是人的学问,对国家的抽象不应以丧失人的主体性为代价。当西方神话被中印共同崛起为代表的亚洲崛起打破时,这将还原国际关系理论的历史文化内涵。     

俄罗斯国际关系学:现状与前景

苏联解体后,俄罗斯国际关系学走过了一段不平凡的道路。知识的多元化极大地拓宽了研究视野并使俄罗斯国际关系学界各种流派异彩纷呈。但在纷繁复杂的理论流派背后,缺乏稳定的主流趋势,西化、孤立主义和多元化成为当代俄罗斯国际关系学的主要特征。俄罗斯国际关系学必须在以开放的态度与东西方同行扩大交流的同时,保持自己的特色与文化价值,传承和发扬“白银时代”发展起来的古典政治经济分析传统、俄罗斯地缘政治思想、文化历史类型理论以及宗教哲学思想,同时克服经验主义研究不足、缺乏中层理论、缺乏宏理论的高度抽象等问题。     

国际关系研究范式融合论析北大核心CSSCISSCI

范式一经产生就因其解释上的自闭性和不可通约而陷入范式研究的困境,并被各种批判所笼罩。在范式思维影响下的国际关系理论也始终处于范式争论不休的状态之中而难以自拔,范式融合方法就是在批判和争论中逐渐成长起来的。范式融合方法主要包括两种理论范式结合的"两角解释模型"和三种理论范式结合的"三角解释模型"以及分别与两种"解释模型"相适应的多种解释方法。范式融合方法有其解释上的优势,也有其分析上的不足。范式融合方法和范式方法可以分别得出"范式融合解"与"范式解",从而构成一个"复合解",彼此相互补充。它们既可以作为学术研究的参考,也可以为国家决策者提供互补的处方。由于还只是刚刚起步,范式融合方法并没有被学界充分运用,其运用情况还需要得到学术实践的进一步检验。     

试论美国国际关系理论研究的进展——基于《国际组织》与《国际研究季刊》(1997～2006年)的文本考察

以《国际组织》与《国际研究季刊》两家代表性学刊在1997～2006年期间刊发的论文为考察文本,作者将这些文本纳入现实主义、自由主义、建构主义三个理论范式之中,以其为线索剖析了美国国际关系理论研究的进展,分别表现为:现实主义国际关系理论出现了改进并得到了一定发展,自由主义国际关系理论的研究领域和议题得到了进一步的深化和拓展,建构主义国际关系理论也得到了丰富和延展。作者通过分析认为,美国国际关系理论研究进展的特点表现为:不同知识传统出现彼此深化与融合、国际关系分析层次重新回落、理性选择方法仍然居于主导地位。     

知识涵化与社会知识再生产——以中国国际关系理论发展路径为例

知识涵化是一种社会知识再生产理论，是指不同文化之间的开放性接触形成知识的相互影响并导向知识再生产。知识涵化是一个过程，包含单向涵化、双向涵化和交互涵化等相互关联的阶段。单向涵化是指一种文化中的知识影响另一种文化中的知识再生产，特征是知识的学习借鉴；双向涵化是指两种文化中的知识以自身显著性并通过交流辩论产生相互影响，特征是知识创新；交互涵化则是不同文化中的知识在相互影响的条件下产生新的共同知识，特征是知识汇融。知识涵化是一个开放性过程，以知识的多样性消解学术话语霸权，形成基于多元基础的共同知识。中国国际关系理论40多年的发展过程更多地体现为一个知识涵化的过程，以开放性涵化起步，当前正处于双向涵化阶段，表现出比较明显的“中华性”。但发展中国国际关系理论的目的不是以“中华中心主义”取代西方中心主义，也不是以自文化产生的国际关系理论取代他文化理论，而是推动国际关系理论的全球化，向着建构人类共同知识的终极目标迈进。     

利用转折概率分析质量效益

利用边际贡献对企业效益作决策分析是一种常用的数学方法,它之所以与管理决策相关存在于这样两种段设前提下,第一假定是每单位销售收入是固定的;第二假定是每单位之变动成本是固定的。其中并没有严格考虑到产品的质量是影响企业经济效益的一个因素,也就是说没有考虑到产品的合格品率必然对“单位产品变动成本”产生影响。事实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