全球数字治理:分歧、挑战及中国对策

数字化发展离不开数字治理,大国数字治理博弈是科技之争、规则之争,也是主导权之争.目前,全球尚未形成统一的国际规则和各国相互协调的数字治理体系,各国从维护自身利益出发,选择不同的数字治理模式,使得全球数字治理呈现碎片化、分裂化特点.各国数字治理的立场分歧主要体现在数据自由开放与保护、数字安全、价值理念、执法方式等方面.美欧各自主导了全球两大数字治理体系,并力图推动其成为全球范本,给我国数字治理带来了全新挑战.要明确我国数字治理的总体思路、发展方向与指导原则,大力提升国家数字治理能力水平,推动数字领域高水平开放,积极参与双/多边数字治理规则谈判与国际合作,形成适合我国当前发展并引领未来的数字治理体系与政策框架.     

G20国家数字经济发展水平测度及中国的提升策略

从数字经济基础设施、数字经济产业发展、数字经济创新环境、数字化应用四个维度构建数字经济发展水平指标体系，对2010—2020年G20国家的数字经济发展水平进行测度。研究发现：2010—2020年，G20国家数字经济水平不断提升，19个国家的数字经济发展水平大致可以分为三个等级，其中发达国家总体占优，发展中国家较为滞后；在具体维度上，G20国家在数字化应用上年均发展速度最快，整体水平差异较小；中、美两国分别在数字产业发展和数字创新环境方面有较大优势，欧洲发达国家则在数字基础设施建设上具有先发优势。中国在参与全球数字经济治理中应完善自身政策和制度，激励数字经济技术创新与应用，培育良好的制度环境，加强与G20国家数字经济发展合作，推动数字“一带一路”建设，提高中国参与全球数字经济治理的制度性话语权。     

元宇宙新生态：全球竞争、规则重构与大国博弈

进入数字时代,以元宇宙为代表的新型数字生态推动现实世界与虚拟世界日益融合,这不仅仅是技术层面的问题,更是事关国家发展大局。一方面,虚拟社会将推动个体突破民族国家的局限,形成一个形式上更为平等、开放、多元、紧密的全球社群,并在此基础上衍生出一种新的人类文明形态;另一方面,因其虚实结合的特点以及开放的价值共创系统,元宇宙将对既有的工业经济时代国家法治和社会共治模式带来冲击,加剧全球范围内生产关系重组与国家竞争。文章试图明晰元宇宙对全球竞争格局的影响,从国内治理与国际竞争的视角看待元宇宙的平衡与发展,并基于详细分析中国的元宇宙产业发展策略,对当下中国的元宇宙产业发展提出对策建议。     

拜登政府主导IPEF数字技术治理合作内容、挑战及应对研究北大核心

在拜登政府推出的“印太经济框架”（IPEF）中，数字技术治理是成员合作的重要领域之一。拜登政府基于IPEF推动数字技术治理合作具有遏制中国数字技术发展、抢占数字技术规则制定主导权、捍卫美国数字技术垄断地位等动因。预判拜登政府将主要采取“多轨并行”的灵活谈判模式及“多方联动”的数字技术治理合作策略，重点围绕技术权力捍卫型规则和技术监管合作型规则与IPEF核心成员开展数字技术治理合作，同时围绕技术鸿沟弥补型规则与IPEF中的东盟国家开展数字技术治理合作。对此，中国应充分加强与东盟等贸易伙伴在数字技术治理领域的合作，探索构建以中国数字技术为核心的区域合作网络和数字技术规则体系。     

新加坡数字经济竞争力与全球治理贡献北大核心

生产力和生产要素变革拉动了新制度需求。数字经济遵循“技术创新-国内协同-全球治理”的路径展开国际竞争。全球三大数字经济主体提出数字经济治理的“美式模板”“欧式模板”和“中式模板”，但却难以达成融合性合作方案。“小而精”的新加坡联合智利、新西兰发起的《数字经济伙伴关系协定》为数字经济治理提供了“第四路线”，有望打破全球数字经济治理的多极僵局。新加坡在数字经济监管领域全球竞争力排名第1，基础设施、技术架构和人才实力等数字经济竞争力指标也处于国际领先地位。     

全球共治理论初探

在全球化时代,国际政治向全球政治转型,需要建构一种全球共治的新理论,这种理论的核心原则是全球所有角色的共治,即全球多边主义合作基础上的共同治理。它的基本变量是多边主义和以国家为重点的行为者的实践,以国家为中心已让位于以国家合作共治为重心,权威从国家独占到与社会共享。这种理论涵盖现实与趋势,具有综合与中庸的特征,是中国“和”文化的产物。     

拜登政府主导IPEF数字技术治理合作内容、挑战及应对研究

在拜登政府推出的“印太经济框架”（IPEF）中,数字技术治理是成员合作的重要领域之一。拜登政府基于IPEF推动数字技术治理合作具有遏制中国数字技术发展、抢占数字技术规则制定主导权、捍卫美国数字技术垄断地位等动因。预判拜登政府将主要采取“多轨并行”的灵活谈判模式及“多方联动”的数字技术治理合作策略,重点围绕技术权力捍卫型规则和技术监管合作型规则与IPEF核心成员开展数字技术治理合作,同时围绕技术鸿沟弥补型规则与IPEF中的东盟国家开展数字技术治理合作。对此,中国应充分加强与东盟等贸易伙伴在数字技术治理领域的合作,探索构建以中国数字技术为核心的区域合作网络和数字技术规则体系。     

提升中国数字贸易治理国际话语权方略

数字贸易治理国际话语权之争日益成为大国战略博弈的新焦点。我国面临数字开放意识形态安全风险增大、数字经济核心制造和关键技术支撑作用较弱等困难与挑战。提升我国话语权的总体思路,可提出基于安全的数字贸易大开放理念,以提高数字贸易综合实力和数字贸易国际影响力为支柱,建立法律、机制和要素三个保障,着眼于重点领域、重点平台、重点国家、重点议题,在理念、产业、市场、技术、规则五个方面实现国内国外相融合。实施促进数字服务贸易发展、提升国内数字监管水平、融入全球数字贸易治理网络、鼓励中国数字企业出海发展等主要对策。     

构建全球数字治理新秩序的现实困境及中国方案

随着数字经济贸易的繁荣与数字全球化的发展,全球数字风险也急剧增加。由于各国数字治理模式差异显著,难以有效化解全球数字风险,因而构建全球数字治理新秩序成为各国的迫切需要。当前,全球数字治理面临着多边机制失灵与规则供给不足的治理赤字、南北国家数字鸿沟扩大的治理失衡、数字霸权与数字保护主义抬头的治理乏力三重困境。为应对全球数字治理困境,中国需从顶层设计、规范再造、基础建设与理念更新等方面着手,为构建全球数字治理新秩序提供中国方案。     

发展阶段、技术民族主义与全球化格局调整——兼论大国政治驱动的新区域主义

在全球化深度发展与融合过程中,国家对外经济关系经历了从贸易竞争、产业竞争到技术竞争的演化。从发展阶段、技术民族主义和大国关系的角度分析世界政治经济关系,能为当前全球化发展格局的调整提供新的解释视角。国家所处的发展阶段是决定其对外经济政策的重要因素,伴随发展阶段差异的逐渐消弭,国家间经济关系将经历从依附、合作到竞争的转型。考虑到大国经济体量、经济制度等因素,处于相近发展阶段的大国之间会表现出更为显著的技术竞争关系。当前,大国力量格局分化使得国家间竞争关系显性化,技术竞争是国家间竞争的高级形态,大国期望通过核心技术领域的垄断维系其产业竞争优势。而技术竞争力的实现需要依托稳定的市场空间,技术民族主义和市场保护主义因此形成一组相互强化的孪生机制。美国等西方国家积极推动以技术安全为导向、极具意识形态色彩的泛区域化合作机制,构成新区域主义的主要表现形态,并将对既有全球化格局产生深远影响。     

数字经济促进共同富裕：理论机理与策略选择

发展数字经济与促进共同富裕具有高度一致性。数字经济可从价值创造和价值分配两方面促进共同富裕。从价值创造来看,数字经济具有渗透性、赋能性、替代性、创新性、双高性的特点,可通过数字产业化、产业数字化、数据价值化、数字化治理等路径加速价值创造,具有速度经济、精准经济、网络经济、预期经济、尾部经济、全时经济、空间经济、零工经济、共享经济、生态经济等若干效应;从价值分配来看,数字经济具有平等性、普惠性、免费性、共生性、透明性的特点,可通过在线教育、在线医疗、在线金融、在线文化、在线政务等路径优化价值分配,具有促进公共服务供给、促进乡村富裕、促进精神富裕等特殊作用。数字经济促进共同富裕存在数据垄断、算法操纵、就业替代、数字鸿沟等问题。为此,要在充分认识各类问题的基础上,制定数字经济促进共同富裕的相关策略：一是加速数字经济价值创造,包括统筹数字基础设施建设、突破关键核心技术瓶颈、构建数据授权运营体系、拓展数据应用场景领域、规范数字平台企业发展、打造数字经济生态体系;二是优化数字经济价值分配,包括运用共有共建共享共治理论指导、完善数字经济三次分配制度体系、构建数字时代政府市场全新规则、健全合规可信安全...     

新加坡数字经济竞争力与全球治理贡献

生产力和生产要素变革拉动了新制度需求。数字经济遵循“技术创新-国内协同-全球治理”的路径展开国际竞争。全球三大数字经济主体提出数字经济治理的“美式模板”“欧式模板”和“中式模板”,但却难以达成融合性合作方案。“小而精”的新加坡联合智利、新西兰发起的《数字经济伙伴关系协定》为数字经济治理提供了“第四路线”,有望打破全球数字经济治理的多极僵局。新加坡在数字经济监管领域全球竞争力排名第1,基础设施、技术架构和人才实力等数字经济竞争力指标也处于国际领先地位。     

中国数字经济“外循环”战略定位与路径选择

从开展跨境数字贸易、本土数字平台企业海外扩张、与高标准数字贸易规则相对接、参与构建全球数据治理体系四个方面，厘清了数字经济“外循环”的内涵与外延。针对当前中国数字经济“外循环”的发展潜力与面临的困境，明晰中国数字经济“外循环”的战略定位，从加快数字贸易布局与建设、加快数字技术创新合作、加快推进制度型开放三个方面提出推进中国数字经济外循环的路径，从而在全球数字经济博弈中赢得战略主动。     

全球安全治理与中国的选择北大核心CSSCISSCI

作者阐述了自己对现有全球安全治理概念、框架及特征的认识与理解,提出了中国扩大参与全球安全治理的必要性与可能性选择。与结盟、联盟等其他多边安全合作方式相比,"全球安全治理"提供了一种更包容、更灵活的多边安全合作框架,有助于全球和地区安全问题的解决,也有助于缓和大国间存在的安全困境。作者分析了中国与全球安全治理的利益相关性和责任相关性,并探讨了在全球安全治理框架下中国与其他国家和国际组织开展多种形式安全合作的可能性思路,包括通过"联合国+G20"、"联合国+上海合作组织+印度、日本"等多边框架,就维持和平行动、打击跨国犯罪行动、人道主义救援行动等全球安全治理议题开展多边合作及演练的可能性。作者也阐述了对中国在全球安全治理中地位和作用的看法,认为尽管中国与其他国家或国际组织之间难免存在利益和价值上的分歧,但安全治理以共同提高、合作共赢为特征,不以相互削弱为目的。因此,不同行为体可以发挥各自的作用,中国可以在全球安全治理中发挥更大的建设性作用。     

构建数字平台“走出去”的安全保障体系

随着国际地缘政治冲突、中美博弈加剧以及全球数字竞争日趋白热化,数字平台作为数字技术和数字规则治理的重要交集,成为大国博弈的新焦点。在我国数字平台企业规模迅速崛起并不断壮大之际,美西方及其部分新兴经济体以“泛国家安全”为旗号,对数字平台采取“强监管”的施策方针,制造壁垒以限制我数字企业国际化发展,遏制围堵打压全面升级,使我数字平台企业“走出去”成本大幅抬升,面临越来越大的阻力,与此同时,我国数字平台企业发展存在“大而不强”、国际化程度严重滞后、业务本地化能力及合规体系建设不足等瓶颈。要以加快推动数字制度型开放与数字营商环境改革、深度参与数字领域国际规则制定与规则融合对接、探索构建中国数字领域的“长臂管辖”制度与司法体系、积极构建支持国际海外服务体系、鼓励数字平台构建海外合规体系等为着力点,做好战略应对,保障我国数字平台企业安全“走出去”及高质量发展。     

蚍蜉撼树抑或聚沙成塔——国际非政府组织参与传统安全治理的路径差异

冷战结束后，国际非政府组织虽然广泛参与了全球传统安全治理进程并发挥了不同作用，但国际非政府组织在传统安全领域的治理路径存在显著的差异。相关研究主要从组织绩效、治理方式与议题属性三方面对全球传统安全治理进行了分析。基于组织能力和治理空间两个变量，作者对国际非政府组织参与传统安全治理的路径差异进行了案例对比与分析。组织能力主要受组织资源与组织分歧度的影响，而治理空间主要由议题的紧迫度与主导国的意愿所决定。受组织能力和治理空间的影响，协同型治理、说服型治理、竞争型治理和依附型治理成为国际非政府组织在参与传统安全治理时选择的四种不同路径。冷战后国际非政府组织在国际冲突中参与治理的权益保护、常规军控、和平建设与核军控四个案例可以检验文章提出的理论假设。随着全球安全议题的不断增加，全球安全治理也亟须改革和进一步完善。中国在推动全球安全倡议落实时，既要与其他国家携手合作，又应关注和重视国际非政府组织的多重作用，推动全球安全治理的多元发展。     

国家数字经济创新发展试验区建设展望

人类社会正迈入数字时代,数字产业化和产业数字化加快推进,数字转型重塑经济社会组织体系.为探索数字经济创新发展和数字社会创新治理的新模式、新路径,国家数字经济创新发展试验区应运而生.经过一年左右时间的建设,我国首批6个国家数字经济创新发展试验区都已经制定相应的建设工作方案,体制机制日益完善,数字经济综合竞争力走在全国前列.今后,国家数字经济创新发展试验区应在数字经济创新发展模式、具有国际影响力数字产业集群建设模式、中心城市带动区域数字经济均衡发展数字经济监测和监管等领域率先探索,进而形成可复制、推广的经验.     

国际政治经济学视域下“全球南方”的时代内涵

从南方国家到“全球南方”概念的历史演变，既体现了全球化条件下南方国家的发展问题被置于全球视角下，也反映出南方国家的内涵从以经济内涵为主转变为经济内涵和政治内涵并重的新格局。经济内涵主要表现在发展合作上，包括发展援助、发展议程和发展筹资三个方面。而政治内涵突出表现为发展中国家在大国竞争中的战略自主，既包括短期内不盲目跟随西方国家，也包括长期内提高发展中国家在全球治理体系中的影响力和话语权。在应对全球南方崛起的过程中，中国需要坚持自身发展中国家定位，淡化“全球南方”的领导权之争，夯实中国与全球南方国家的共同利益与价值基础。     

中国与“一带一路”沿线国家数字经济合作研究

在“一带一路”建设的过程中,中国发挥着独特的优势和重要的作用,遵循“共商、共建、共享”原则,“一带一路”沿线国家努力实现政策沟通、设施联通、贸易畅通、资金融通以及民心相通。从“一带一路”倡议出发,阐述中国与“一带一路”沿线国家数字经济的发展现状及合作现状,分析了中国与“一带一路”沿线国家的数字经济合作的模式和重要领域,为推动中国与“一带一路”沿线国家数字经济共同发展赋能。     

共同缔造：社会安全治理共同体的建构路径

社会安全是国家安全的重要内容，推动社会安全治理现代化是实现总体国家安全的必然要求。共同缔造作为促进基层治理体制机制现代化的地方实践，是实现社会安全治理、凝聚共同力量开展治理，进而建构治理共同体的有效方式。从共同体的形成过程看，共同缔造通过共同利益奠基共同体的心理基础、以“五共”参与机制塑造整体性协作框架、以嵌套原生社会联系赋能制度机制、以愿景激励促推持久性共同行动。由此形成了以“上下联动”的治理体系为支撑、以群众自我参与为基础、以共同安全价值为导向的社会安全治理共同体。从治理效能看，共同缔造以体制机制创新为导向，在完善纵向到底的国家安全治理体制的同时，建构了社会安全自我治理的制度机制，形成了国家与社会合作共治的安全治理格局。以共同缔造建构社会安全治理共同体的基层实践，为以共建共治共享方式夯实总体国家安全的基层基础提供了理论支撑与方法指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