全球发展倡议与新型全球经济治理

全球发展倡议为新型全球经济治理提供了中国方案。全球发展倡议之于全球经济治理,蕴含着深刻的历史逻辑、理论逻辑与现实逻辑。从历史逻辑看,二战之后全球经济治理正反两方面的实践表明,全球发展倡议能真正引领国际社会共同发展;从理论逻辑看,公共品的“搭便车”行为导致“集体行动困境”,全球发展倡议可以有效避免“集体困境”;从现实逻辑看,数字化、区域化、碎片化、近岸化和本土化等全球生产网络的重构,全球发展倡议是全球经济治理的现实需要。全球发展倡议的普惠平衡弥合全球发展赤字,协调包容打造新型全球发展伙伴关系,合作共赢凝聚国际发展合力,共同繁荣构建人类发展命运共同体。落实全球发展倡议促进新型全球经济治理的实践路径包括共建全球发展共同体,完善全球发展倡议下与现有全球、区域、次区域、国别层面发展战略对接,推进“一带一路”倡议高质量发展等。     

国家有限权力与全球有效治理北大核心CSSCISSCI

随着全球化的深化和全球问题的日益凸显,越来越多的国家和非国家行为体积极参与全球治理,但是全球有效治理并未自动生成,更非当今世界现实。在全球治理中,国家的角色是矛盾的,它既是最核心的治理主体,也被视为充满问题的治理对象。全球治理有赖于国家为其提供合法性与执行力,然而权力的局限又迫使国家寻求更有效的方式维护自身利益。国家与治理之间相互需求的不对称,导致国家对治理的多变态度,并阻碍全球有效治理的实现。因此,迫切需要探寻规范国家权力运行的治理路径,通过重构国家利益中的自我与他者、构建新型多边合作机制、合理界定国家在多元治理中的地位、维护既有国际规制并推动其改革等,在弥补国家权力缺失与供给不足的进程中增加国家对全球治理的需求,引导国家主导的全球治理逐步走出低效均衡的困境。     

基层党组织引领社区协商治理的价值、困境与对策研究

社区治理是基层治理的薄弱环节,基层党组织引领社区协商治理是新形势下化解基层矛盾、夯实执政根基、实现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总目标的有效途径和重要突破口。但在实践过程中,还存在党组织功能发挥不够充分、治理方式有待转变、社会力量参与不足、体制机制有待完善等困境。优化基层党组织引领社区协商治理路径,要转变政府职能理念,推进服务型政党建设;强化党建引领,发挥基层党组织战斗堡垒作用;坚持多元主体参与,形成社区协商治理合力;完善体制机制建设,提升社区协商治理效能。     

全球援助治理改革与共同体构建

进入21世纪以来，全球援助治理正在发生深刻变革。新兴市场国家倡导的新兴援助模式对以经济合作与发展组织发展援助委员会为代表的北南传统援助模式形成冲击，引发了全球援助治理是否需要改革之问。作者以世界体系相关理论为分析框架，从价值、制度和工具三个维度论证全球援助治理改革的必要性，以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为旨归提出一个包容性的全球援助治理框架。具体而言，当前的全球援助治理在价值之维体现为传统援助国与受援国之间内化的不平等性，以自由主义和普遍主义对东西方关系和南北关系的影响为表征；在制度之维呈现出援助国和受援国之间的不平衡性，即传统援助国相对于受援国在国际发展援助体系中的制度性领导和相对于其他援助国在全球援助治理中的制度性话语权；在工具之维表现为受援国对传统援助国的依附性，即传统援助国对发展援助知识的垄断性和内在矛盾性。三者共同作用影响了治理结果的有效性。因此，全球援助治理改革应以价值之维的人类命运共同体、制度之维的全球发展伙伴关系和工具之维的发展理性，实现治理结果的有效性，促进受援国实现“发达的发展”。     

蚍蜉撼树抑或聚沙成塔——国际非政府组织参与传统安全治理的路径差异

冷战结束后，国际非政府组织虽然广泛参与了全球传统安全治理进程并发挥了不同作用，但国际非政府组织在传统安全领域的治理路径存在显著的差异。相关研究主要从组织绩效、治理方式与议题属性三方面对全球传统安全治理进行了分析。基于组织能力和治理空间两个变量，作者对国际非政府组织参与传统安全治理的路径差异进行了案例对比与分析。组织能力主要受组织资源与组织分歧度的影响，而治理空间主要由议题的紧迫度与主导国的意愿所决定。受组织能力和治理空间的影响，协同型治理、说服型治理、竞争型治理和依附型治理成为国际非政府组织在参与传统安全治理时选择的四种不同路径。冷战后国际非政府组织在国际冲突中参与治理的权益保护、常规军控、和平建设与核军控四个案例可以检验文章提出的理论假设。随着全球安全议题的不断增加，全球安全治理也亟须改革和进一步完善。中国在推动全球安全倡议落实时，既要与其他国家携手合作，又应关注和重视国际非政府组织的多重作用，推动全球安全治理的多元发展。     

构建全球数字治理新秩序的现实困境及中国方案

随着数字经济贸易的繁荣与数字全球化的发展,全球数字风险也急剧增加。由于各国数字治理模式差异显著,难以有效化解全球数字风险,因而构建全球数字治理新秩序成为各国的迫切需要。当前,全球数字治理面临着多边机制失灵与规则供给不足的治理赤字、南北国家数字鸿沟扩大的治理失衡、数字霸权与数字保护主义抬头的治理乏力三重困境。为应对全球数字治理困境,中国需从顶层设计、规范再造、基础建设与理念更新等方面着手,为构建全球数字治理新秩序提供中国方案。     

特大型城市党建引领基层治理效能问题探颐

本文分析了特大型城市党建引领提升治理效能的新形势,梳理了党建引领基层治理在效能提升上所面临的难点与痛点,然后提出了提升特大型城市党建引领基层治理效能的一系列对策和建议,为特大型城市把党的组织优势充分转化为基层治理效能、提升基层治理的效能和水平、实现党建与治理的有机融合提供了有益思考。     

全球安全治理与中国的选择北大核心CSSCISSCI

作者阐述了自己对现有全球安全治理概念、框架及特征的认识与理解,提出了中国扩大参与全球安全治理的必要性与可能性选择。与结盟、联盟等其他多边安全合作方式相比,"全球安全治理"提供了一种更包容、更灵活的多边安全合作框架,有助于全球和地区安全问题的解决,也有助于缓和大国间存在的安全困境。作者分析了中国与全球安全治理的利益相关性和责任相关性,并探讨了在全球安全治理框架下中国与其他国家和国际组织开展多种形式安全合作的可能性思路,包括通过"联合国+G20"、"联合国+上海合作组织+印度、日本"等多边框架,就维持和平行动、打击跨国犯罪行动、人道主义救援行动等全球安全治理议题开展多边合作及演练的可能性。作者也阐述了对中国在全球安全治理中地位和作用的看法,认为尽管中国与其他国家或国际组织之间难免存在利益和价值上的分歧,但安全治理以共同提高、合作共赢为特征,不以相互削弱为目的。因此,不同行为体可以发挥各自的作用,中国可以在全球安全治理中发挥更大的建设性作用。     

全球公域:从“部分”治理到“全球”治理

全球公域包括海洋公域、空气空间公域、太空及网络空间,是指没有或因其本性不能处于主权管辖之下的区域或资源。随着全球化进程的推进,全球公域的重要性和脆弱性与日俱增。全球公域治理不仅涉及资源管理、环境与生态保护、安全治理等多重议程,而且涉及技术、经济、军事、外交与规范等多个层面,如何对全球公域进行有效治理成为全球治理的政策前沿。全球公域名义上是全人类共同的区域,但由于知识与合法性"双赤字"的存在,全球公域治理的全球性是不完全的:既没能实现治理的全覆盖,也没有实现治理的全球参与。从政治属性上看,目前的全球公域治理具有明显的霸权治理特性,现存治理体制也主要是由霸权国牵头并建立的霸权体制。要真正实现全球公域治理从部分到全球的过渡,在增长知识的同时必须扩大治理的代表性,让尽可能多的国家参与到全球公域治理进程中来。     

全球气候变化治理制度变迁的逻辑：路径、动力和效能

全球气候变化治理以《联合国气候变化框架公约》及该框架下的《京都议定书》和《巴黎协定》等为核心制度安排，协调和规范国际社会的政策和行动。从《联合国气候变化框架公约》《京都议定书》到《巴黎协定》，全球气候变化治理发生了从中心化治理到去中心化治理的重要变迁。结合新制度经济学和历史制度主义相关理论，构建路径、动力和效能三维分析框架，论证全球气候变化治理制度变迁的逻辑。具体而言，全球气候变化治理制度变迁路径是制度复制和制度替代的混合体，这一变迁受到国际能源革命及全球经济危机外部冲击和公约缔约方能动性的共同作用，并将推进全球碳中和进程，引发国际投资贸易流向改变和气候变化治理制度性领导权及规则制定权博弈。中国作为新兴经济体，以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为指导，在推动全球气候变化治理制度变迁中起到建设性作用。     

发挥国企“链长”作用 推进产业链治理现代化改革

<正>要将打造地方国企的“链长”新角色作为产业链治理现代化改革的着力点和重要抓手，进一步探索产业链治理现代化改革的突破方向产业链治理现代化改革是在以传统的链内企业单边治理主体、链外政府单边主体和链内链外参与者联合治理主体三者的实践基础上，尝试走出“市场失灵”和“政府失灵”困境的创新治理模式，将打造地方国企的“链长”新角色作为产业链治理现代化改革的着力点和重要抓手，进一步探索产业链治理现代化改革的突破方向。     

二十国集团峰会框架下的全球绿色治理

G20峰会作为全球治理的主要平台之一，不仅正在引领全球绿色治理进程，而且呈现出以绿色治理引领全球发展与治理的新趋势和新变局。通过分析2008—2021年G20峰会框架下全球绿色治理议题及其领导人宣言，探析G20峰会在应对全球绿色治理问题、推动绿色发展进程和统筹推进气候、环境、能源治理等方面的角色与作用，G20峰会通过战略性参与、制度化影响和实践性改造等深刻塑造全球绿色治理进程，在大国战略竞合、百年大变局等新形势下，中国需要深化G20峰会框架下全球绿色治理进程的大国作用，为共建人与自然生命共同体、人类命运共同体作出新的更大的贡献。     

跨领域规则互动与全球治理有效性

跨领域规则互动是全球治理体系的重要特征，全球治理不同领域的核心国际规则之间密切关联，在特定议题上存在互动，对全球治理的有效性产生了重要影响。根据不同领域规则对同一议题的目标一致性和内容一致性程度，跨领域规则互动可分为协同型、协商型、竞争型和冲突型四类。在测量全球治理的有效性即输出、行为和结果方面，不同类型的跨领域规则互动对特定问题的全球治理有效性产生了不同影响，由此形成一个跨领域规则互动影响全球治理有效性的分析框架。根据该框架对生物多样性保护、药品可及性、气候友好技术转让和转基因产品贸易四个典型案例进行经验分析，可以得出如下一般性结论：协同型互动是构建全球治理有机体系、提升全球治理有效性的最佳规则互动方式，协商型、竞争型和冲突型互动对全球治理有效性的正面作用总体上依次减弱；协同型跨领域规则互动在全球治理体系中并不多见，竞争型和冲突型互动较为普遍。这就指明了全球治理体系变革和全球治理有效性提升的一条重要路径，即构建跨领域协同互动的全球治理规则体系。然而，跨领域规则互动对全球治理有效性的影响并非线性和因果性的，作者尝试对复杂的经验现实进行系统梳理，剖析规则互动影响治理有效性的复杂机制，期冀...     

国内政治文化与中等强国的全球治理——基于加拿大的考察

中等强国是全球治理体系的重要组成部分,它们的全球治理理念在拥有诸多共性的同时,也因国情和传统不同而各具个性。从较长历史时段看,政治文化对一个国家的全球治理观的影响更为基础和深远。作者以加拿大为例,分析了这一典型中等强国的国内政治文化是如何影响它与国际组织的互动、它对待非政府行为体的态度以及主权观和人权观等三个全球治理观察指标,探索了加拿大追求妥协的渐进式政治发展历程、多元主义文化和对美国复杂矛盾的心理这三者构成的独特的政治文化与其全球治理理念和政策之间的逻辑关系。最后通过比较,归纳出加拿大全球治理的三个特征,即"依附型多边主义"、宽容尊重非政府行为体平等参与全球治理权利以及平衡运用主权和人权观念,为中等强国的全球治理观分析提供了一个个案。     

“渐变”与“调适”——浙北地方治理创新模式梳理

从公共管理视角重点梳理浙北地方治理的四大创新之作，即新农村建设创新之“湖州‘市校合作共建’模式”、公共安全创新之“获港‘双六’机制”、组织机制创新之“嘉兴‘农合联”’、土地制度创新之“平湖‘两分两换’模式”，这些创新成果和模式反映出中国一直致力于“渐变调适”改革之特征，即在宏观政治经济体制层面基本定局的前提下寻求中观和微观制度机制层面的变革。而这种“渐变调适”改革的基本动力之一来自于地方所面临的困境以及地方治理的不断创新。     

新时代民族地区加强和创新基层社会治理的若干思考

加强和创新基层社会治理是国家治理现代化的战略要求。民族地区的地缘特殊性和民族多样性决定了基层治理的复杂性,其治理成效不仅事关民族地区经济社会健康发展,更关系到国家长治久安和社会大局稳定。在现代化背景下,新时代民族地区基层社会治理面临治理主体协同联动性不强、治理模式转型滞后、治理资源相对短缺、治理技术供给不足等困境,影响和制约了民族地区现代化建设步伐。实践证明,加强和创新民族地区基层社会治理,要以“基层党建”引领治理方向、以“放管结合”凝聚治理合力、以“重心下移”推动治理革新、以“技术赋能”提高治理效能。     

全球发展治理与中国全球发展治理话语权提升北大核心

发展对人类进步至关重要,是人类一直追求的目标。人们对发展的认识经历了从单纯强调经济增长到以人为本的全面发展和可持续发展的演进。发展是解决一切问题的总钥匙。近年来,全球发展问题日益突出,发展中国家陷入发展困境,发达国家同样面临贫富分化、社会分裂和政治极化等问题。当前百年变局与世纪疫情叠加,全球发展治理面临空前挑战,大国博弈等地缘因素加剧发展治理的多边合作困境,一些发展治理机制失灵,各国合作意愿减弱,发展治理手段单一,治理缺乏整体性和可持续性,全球发展治理不充分不平衡问题更加凸显。作为发展中大国,中国高度重视发展问题,中国共产党把发展视为执政兴国的第一要务,成功推进和拓展了中国式现代化,取得了举世瞩目的发展成就。在国际层面,中国不断以自身的新发展为世界提供新机遇,在理念和制度方面积极创新,在行动方面积极努力,深度参与全球发展治理体系改革与建设,初步建立了发展领域的国际话语权。未来,中国需要在全球发展治理方面继续夯实实践话语权、理念话语权、制度话语权和理论话语权,提升国际影响力和感召力,与各国携手构建全球发展命运共同体。     

政府治理体系建设中提升智库效能对策探讨

党的十九届四中全会提出完善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的重大战略部署,本文通过当前中国特色新型智库建设现状的实践探索和理论研究,在制度和政策范围之内,明确智库在治理体系中的角色担当,从而找到智库在治理结构中的功能定位,进而对智库效能提升和外部参与方式进行了探讨,最终达到发现公共治理盲点、破解公共治理难点、补齐制度短板,激发社会市场动力、降低制度执行成本,从而为实现治理现代化提供有效的思路建议。     

逆全球化下国际金融治理的困境与应对策略

中美之间的经贸摩擦及“美国优先”的宣扬,意在打击新兴经济体尤其中国经济及其产业发展,巩固以美国为核心的国际金融治理秩序,是“逆全球化”的新表现。“逆全球化”下国际金融治理困境的出现,主要是由于当前国际金融治理理念、治理规则、治理主体以及治理领域存在一定的阙如,应从树立“互利共赢”的全球金融治理理念、推进全球金融治理架构改革、完善全球金融治理中的软法供给等多方面着力,以改变当下全球金融治理的不利局面。     

党建引领基层治理面临的困境及优化路径

党的十九大提出,要把基层党组织建设成为领导基层治理的坚强战斗堡垒。基层党建是确保党的路线方针政策和决策部署贯彻落实的基础,与基层治理有效性紧密相关。随着社会深刻转型和城市化进程加快推进,需要构筑基层党建工作的新平台。目前,党建引领基层治理发挥在干群关系和服务群众、工作机制、组织关系、社区治理方面面临着困境。优化党建引领基层治理有效性的路径以社会资本为视域,从符号建构、空间覆盖、强化服务、政治引领入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