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兴经济体数字服务贸易壁垒分析

数字经济飞速发展的时代下,数字服务贸易呈高速发展的态势。受市场准入差异、监管差异与利益诉求差异的影响,各经济体通过跨境数据流动限制、数字服务企业的市场准入限制及数字服务税的征收管理等措施设置数字服务贸易壁垒,“美式模板”“欧式模板”“亚太模板”与“DEPA协定”四种力量共存。因此,如何形成适用于本国的数字服务贸易规则体系是新兴经济体亟待解决的问题。在新兴经济体互联互通、国际合作不断深入的情况下,中国应积极发挥自身的引领作用,推动新兴经济体实现数字服务贸易的自由化。     

数字贸易国际规则博弈与中国因应——基于制度型开放视角

数字经济时代,数字贸易成为经济增长的新引擎,而制度规则因素则成为影响数字贸易高质量发展的关键因素。美西方国家凭借在数字服务贸易方面的领先优势,推行以跨境数据自由流动为核心的数字贸易规则,以获取更大的贸易利得。我国数字贸易高质量发展面临的主要挑战是与发达经济体的数字贸易制度规则博弈加剧,与新兴经济体数字贸易合作因数字贸易水平差异形成的制度规则障碍,我国数字企业数据合规与跨境治理能力弱,“南方国家”规则自主性不高的反作用,以及数字贸易壁垒抑制效应凸显等。要在制度型开放引领下,增强我国数字贸易规则融合与引领能力,提升数字贸易企业数据合规与治理能力,推进国内数字贸易规则完善升级,推动与新兴经济体数字贸易合作,构建中国数字贸易的新质技术,加强我国数字贸易规则体系建设,为国际数字经济治理贡献中国方案。     

中日数字贸易监管规制规则及其影响差异研究北大核心

中日两国都是推动数字贸易发展的重要经济体,但是两国的数字贸易在内容、规模、监管规制规则等方面存在差异。日本方面,由于公民个人信息保护意识较强、企业数据的本地化特征显著等因素阻碍了数字经济政策的实施以及数字经济的发展,其数字贸易监管规制表现出较宽松的特征,其开放水平也相对较高。中国的数字贸易规模发展迅速,增长强劲。但出于数据安全考虑,数字贸易监管规制相对较严,服务贸易总体的数字化交付能力也依然有待提升。今后,中国面临加快提高数字核心技术水平和加强数字技术核心领域产品开发的考验,同时需积极参与国际数字贸易规则谈判,并加快构建既适合中国数字经济与贸易发展又能够适应国际数字贸易规则的“中式模板”,以保障数字经济与贸易的健康可持续发展。     

日本数字贸易规则构建的动因及路径研究北大核心CSSCI

步入数字经济时代,数字贸易规则成为国际经贸规则领域关注的焦点。日本积极构建EPA/FTA数字贸易规则,旨在促进数字贸易发展、保障数字平台运营、深化与美欧数字经济伙伴关系、推动国内数字化转型。日本经过多年探索,在EPA/FTA数字贸易规则中以“东亚模板”汲取数字红利,以“欧式模板”形成数据流动域,以“美式模板”打造高标准范本,逐渐形成完善的数字贸易规则体系。日本在数字贸易规则制定中呈现出条款全面详实、先进性及开放度高的特点,并以广泛缔约对象形成了数字贸易网络,同时吸纳数字贸易规则三大模板的经验,走在全球数字贸易规则制定的前列。借鉴日本经验,中国应充分利用现有FTA网络,积极参与FTA数字贸易谈判,依托“东亚模板”拓展数字贸易合作,对标国际高标准FTA数字贸易规则,逐步推进数字贸易规则体系建设。     

"入世"后中国金融开放的策略选择

一、WTO框架下的金融开放规则WTO关于金融服务贸易的五条基本准则（一）市场准入“市场准入”关系到外国服务提供者能否有效进入缔约国市场。GATS（《服务贸易总协定》）第１６条对市场准入的具体规则作出了规定。首先，每一成员国在具体服务部门就市场准入做出承诺时，它给予任何其他成员国的服务和服务提供者的待遇不得低于承诺表规定的条件和限制所赋予的待遇（第１６条第１款）。也就是说，各成员国在承诺表中确定的承担市场准入义务的最低标准，代表着对其他成员国开放市场的最低限度，并且，在以后的每一轮谈判中，WTO的成员国…     

中国服务贸易显性比较优势的定量分析

本文对中国服务贸易的显性比较优势状况做了定量分析。结果表明，无论是在“51个经济体模型”，还是在“12个经济体模型”的框架下，中国与其他经济体相比，其服务贸易在总体上均处于很弱的竞争地位。在分部门研究中，中国只是在通信服务、旅游服务方面具有较高的显性比较优势，但其他服务部门则表现不佳。     

数字贸易规则:关键议题、现实挑战与构建策略

建立和完善数字贸易发展的制度框架是国际贸易领域重要的新兴议题,也是各国对WTO改革最关切的议题之一。跨境数据流动、数字税收、数据(设施)本地化、数字贸易市场准入、数字知识产权保护以及跨境电商便利化是建立全球数字贸易框架的关键议题。目前,跨境数据流动共识规则缺失,数字产品或服务征税争议较大,数据(设施)本地化立场不同,云计算服务分类和准入存在分歧,保护数字知识产权诉求较多,贸易便利化规则尚不明确。中国支持全球各国在WTO框架下开展数字贸易新议题、新规则的谈判,具体建议包括:确立WTO在解决跨境数据流动问题上的核心地位;建立鼓励创新、兼顾公平的数字税收规则;建立以保障网络安全为基础的数据本地化规则;尊重各国在数字领域市场准入方面的关切;合理保护数字知识产权;积极促进数字贸易便利化。     

数字贸易发展新动力:RTA数字贸易规则方兴未艾——全球数字贸易促进指数分析报告(2020)

国际贸易正从上一轮"全球价值链贸易"进入到"数字促进贸易"阶段,文章从市场准入、基础设施、法律政策环境和商业环境四个层面构建了全球数字贸易促进指数并进行了测算,通过高斯混合模型聚类将全球74个经济体的数字贸易发展分为领先阶段、成熟阶段和发展阶段三种类型。文章指出,促进全球数字贸易发展需要从加快数字技术的应用、推动多边和区域数字贸易规则构建以及加快数字贸易国内规则建设三个方面推动落实。     

区域贸易协定数字贸易规则对服务贸易出口的影响——来自APEC成员的证据

随着互联网全球化及数据跨境流动的迅猛发展，服务贸易数字化现象已经成为不争的事实。WTO框架下建立统一数字条款的努力遭遇挫折，区域贸易协定(RTA)中的数字条款不断繁衍成为国际数字条款的风向标。在上述背景下，从服务贸易视角探讨RTA中数字条款带来的影响，考察其影响机制和作用途径具有重要现实意义。基于TAPED数据库与UNCTAD数据库，选取2005—2015年APEC成员间实施的54个RTA为样本，在测算协定中数字条款的广度和深度的基础上，实证考察其对双边服务贸易的影响及作用机制。研究结果表明，RTA数字条款显著促进了缔约方的服务贸易，且其结果稳健。异质性分析发现，RTA数字条款对发达经济体和发展中经济体之间的知识密集型服务贸易的促进作用更强；区分多成员RTA与双边RTA发现，前者的数字条款对服务贸易的影响程度比后者更为突出。通过准入效应和成本效应两个中介机制，本文揭示国内制度环境与ICT设施水平是数字条款影响服务贸易的两个重要渠道。     

数字服务贸易开放与企业创新质量的“倒U型”关系：兼议技术吸收能力和知识产权保护的调节作用

文章基于2014～2020年OECD-DSTRI数据库、OECD-STRI数据库、A股上市公司数据和国家知识产权局专利数据，实证研究数字服务贸易开放与企业创新质量之间的关系。研究发现，数字服务贸易开放与企业创新质量之间存在“倒U型”关系，随着数字服务贸易开放程度由适度阶段上升到过度阶段，其对企业创新质量的影响由促进效应转变为抑制效应，且这一关系具有一定的时间延续性；Chow检验结果表明，该“倒U型”关系的拐点值为0.4986,其促进效应主要作用于90.52%的企业，这意味着对于绝大多数企业而言，现阶段中国数字服务贸易开放程度处于“适度区间”,表现为对企业创新质量的积极影响；数字服务贸易开放对企业创新质量的影响效果因企业所有制、企业生命周期、行业要素密集度和地区市场化程度的不同而存在较大差异。进一步研究发现，企业技术吸收能力能够强化数字服务贸易开放对企业高质量创新的促进作用，知识产权保护还能进一步缓解数字服务贸易过度开放产生的不利影响。为此，中国在推进数字服务贸易领域有序开放的同时应积极防范数字服务贸易开放带来的风险与挑战，重视强化企业技术吸收能力和持续加强知识产权保护力度，为企业创新高...     

中欧市场准入制度的异同分析及优化探讨

随着跨国贸易、国际市场的不断发展和全球化的不断深入，无论从理论上还是实践上都需要有一系列的准则和规定来规范和协调双边的进出口贸易。因此各个经济体开始制定和完善自身与其他经济体之间的包涵一切经济活动在内的一系列的规则和制度，并以法律条文的形式确定下来。于20世纪50至60午代产生了市场准入原则，也称市场准入制度。     

区域服务贸易安排中“GATS-”承诺的服务贸易影响——基于发展中经济体视角的经验研究

本文分别运用三个扩展的面板引力模型对缔结区域服务贸易安排,及其内含的具备"GATS-"特征的"市场准入"和"国民待遇"承诺可能对一个"典型"发展中经济体的服务出口所产生的影响展开经验研究。结果显示:对外缔结区域服务贸易安排能对发展中经济体双边服务出口产生显著的正向影响;其中内含的具有"GATS-"特征的"市场准入"和"国民待遇"承诺均不会对发展中经济体的双边服务出口产生显著的阻碍作用。本文对该研究结论做出了合理解释,并从中挖掘出一系列有益的政策内涵。     

数字技术发展对双边股票资本流动管制效果的影响研究

文章基于2001～2019年全球主要经济体之间的双边股票资本流动数据，构建各经济体数字技术发展指标，实证检验数字技术发展对双边股票资本流动管制效果的影响。研究发现，数字技术的发展将显著削弱各经济体双边股票资本流动管制效果。渠道分析表明，数字技术发展进一步增加了一些经济体受跨境“热钱”冲击的压力，使其受到更多来自离岸金融中心的跨境投资，也推动其提高加密货币持有率。这说明数字技术发展可能会增加投资者跨境投资的监管规避渠道，进而造成双边股票资本流动管制效果下降。此外，异质性分析发现，新兴经济体受跨境“热钱”冲击更强，数字技术发展对其资本账户管制提出更为严峻的考验。文章的研究揭示了全球经济金融数字化发展背景下跨境金融监管领域遭遇的新挑战，为新兴经济体更好地应对数字化冲击提供有益参考。     

数字服务贸易赋能中国经济高质量发展的机制与路径

数字技术加速了服务贸易的数字化转型，数字服务贸易打破了传统贸易时空上的限制，有助于调整我国对外贸易结构，促进国内产业结构升级，推动经济高质量发展。通过固定效应模型检验数字服务贸易对经济高质量发展的影响机制和路径。实证结果表明：数字服务贸易对经济高质量发展存在促进作用，对中西部地区的影响程度较高，不同类型的数字服务贸易影响程度也有差异；从影响机制看，数字服务贸易通过技术创新、产业结构升级和人力资本水平提升去加强对经济高质量发展的影响。因此，我国应当助推现代产业体系，加速发展生产性服务化，提升人力资本水平去推动经济高质量发展。     

中国新兴经济体研究会2014年年会曁201新兴经济体合作与发展论坛征文启事北大核心CSSCISSCI

中国新兴经济体研究会与广东省新兴经济体研究会拟于2014年11月7日至9U在广州联合举办以“新兴经济体的长期增长前景”为主题的“中国新兴经济体研究会2014年年会暨2014新兴经济体合作与发展论坛”。     

高端装备制造品出口复杂度及其影响因素研究--基于新兴经济体与发达经济体的比较分析

本文对新兴经济体和发达经济体高端装备制造品出口复杂度及其影响因素进行比较研究。从出口复杂度现状来看,当前发达经济体高端装备制造品出口复杂度较高,新兴经济体与其存在差距;不同行业的竞争态势存在差别,智能制造装备行业差距最大,其他行业差距较小。出口复杂度影响因素分析结果表明,发达经济体高端装备制造品出口复杂度主要受人均资本、贸易开放度和政府治理效力的正向推动,而新兴经济体受自然资源租金、科技研发和贸易开放度变量的正向影响更显著,行业间的差别使得相关影响因素的差异作用更明显。中国及主要新兴经济体应借鉴发达经济体的先进经验,从重点产业发展、基础要素投入、科研投入与人力资本协调、开放合作关系巩固等方面着手,提升产业竞争优势。     

中国数字经济发展的就业效应研究

<正>一、前言近年来，数字经济的发展十分迅速，一方面推动传统生产要素的重组，催生出大量的新兴技术。另一方面，又能够促使传统产业和新型数字技术相结合，在很大程度上缓解了我国目前存在的生产要素“流动不畅”的问题，有效地促进了我国经济的发展^[1]。数字经济展现出了惊人的活力。随着数字技术的发展，涌现出了新兴的数字贸易模式，越来越多的贸易服务也在进行数字化转型。突发应急事件的发生，在一定程度上推动了数字经济与实体经济的融合，数字经济产业的发展创造众多新岗位和职业，吸纳了大量劳动力。     

APEC跨境无纸贸易发展模式研究

APEC各经济体由于政策、经济、法律和技术等原因,在无纸贸易实施及对电子商务的认识和发展上存在差异,因此探讨APEC经济体无纸贸易的发展模式,以激发经济体在无纸贸易服务中的比较优势,加速服务资源的整合与共享,就成为推进亚太地区无纸贸易发展,实现亚太地区贸易便利化的关键问题。     

“新兴经济体研究会2022年会暨2022新兴经济体论坛”简讯北大核心

2022年11月11—13日,由新兴经济体研究会、中国国际文化交流中心和广东工业大学主办,广东省新兴经济体研究会等单位承办的“新兴经济体研究会2022年会暨2022新兴经济体论坛”以视频会议方式举办。来自国内50多所高校和研究机构的专家学者与媒体代表围绕“高质量伙伴关系与全球可持续发展”主题进行了深入交流和研讨。会议期间还举办了“学习贯彻党的二十大精神,深化新时代新兴经济体研究”交流会。     

国家“一带一路”、京津冀协同发展战略对我区经济现代化的若干重大影响

2015年12月,中央经济工作会议提出,要优化经济发展空间格局,重点实施“一带一路”、京津冀协同发展、长江经济带三大战略。这一重大决策,是党中央立足我国大部分商品和服务由短缺转为过剩、发展进入新阶段、呈现新常态的实际,面对全球经济重心由发达经济体向新兴经济体和发展中经济体转变、贸易途径由海洋经济为主向海洋经济与陆桥经济并重时代转变、贸易规则由发达经济体主导向多种经济体共同参与制定转变的深刻变化,着眼实现“两个一百年”奋斗目标而作出的。这一重大决策,不仅对我国经济版图、世界经济格局将产生深刻而久远的影响,同时,对我区改革开放和经济现代化建设的路径和方式也将产生重大影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