民营企业对外直接投资对企业内就业的影响——基于温州微观企业数据的实证研究

随着企业及个人对外投资主体地位的确定,中小民营企业将会在我国对外直接投资过程中扮演着越来越重要的角色。民营企业是我国吸收就业的主要力量,其对外直接投资和生产转移是否会减少国内就业也就成为了政府部门和学术界需要重点研究的话题。文章将温州商务局提供的民营企业对外直接投资数据和《中国工业企业数据库》中的温州民营企业数据进行匹配,通过计数模型回归发现民营企业对外直接投资减少了企业内就业。为避免内生性问题,使用东道国经济变量构建民营企业对外直接投资工具变量进一步验证了实证研究结论,确保研究结果的稳健性。     

双边投资协定(BIT)对中国对外直接投资(OFDI)的影响 ——基于2005—2014年中国对外直接投资数据的实证检验

基于2005—2014年中国对120个国家的OFDI数据,利用Tobit截尾模型和Heckman两阶段选择模型实证检验了双边投资协定对中国OFDI的影响.结果表明:双边投资协定促进了中国对外直接投资的发展,ICSID管辖条款在存在征收和国有化风险的情况下对中国对外直接投资有显著的促进作用.中国与东道国签订的BIT是否生效及BIT内容是否包含ICSID管辖条款是影响中国对外直接投资是否进入的重要因素,但不影响投资规模.     

数字金融发展与企业对外直接投资规模增长——基于上市公司样本的实证研究

本文通过匹配2011—2019年地级市层面数字金融发展指标、国泰安海外直接投资数据库和上市公司数据库,结合上市公司海外子公司注册资本信息测度企业对外直接投资规模,实证研究了数字金融发展对企业对外直接投资规模增长的影响。研究发现：数字金融总体上能推动企业对外直接投资规模增长,但存在企业所有制性质和企业所在区域上的异质性特征;数字金融对企业对外直接投资规模的推动作用存在资金和竞争两个层面的传导机制;较低的企业经营效率和管理效率会削弱数字金融发展对企业对外直接投资规模增长的推动效应。本研究从金融科技视角探寻了我国对外直接投资的新优势,为推动我国对外直接投资持续增长提供了新思路。     

国家经济风险对中国OFDI的影响——以东道国经济发展水平为门槛变量的实证分析

本文使用2003—2010年中国与78个投资东道国的面板数据,控制住影响中国对外直接投资（OFDI）的关键影响因素设定基准模型,然后引入国家经济风险变量考察了近年来中国的对外直接投资,结果表明东道国的国家经济风险显著负向影响中国的对外直接投资,进一步的分组检验显示这种影响在经济发展水平不同的国家之间具有明显的差异。在此基础上,本文选择东道国经济发展水平作为门槛变量,构建东道国国家经济风险影响我国对外直接投资的门槛模型,从东道国的经济发展水平方面测算了国家经济风险影响中国对外直接投资的门槛水平。     

影响我国对外直接投资规模的因素分析

本文在分析我国对外直接投资基本情况的基础上,根据钱纳里的双缺口理论对影响我国对外直接投资规模的储蓄额和外汇储备额进行了实证分析,并与日本作了相关比较。研究结果表明,储蓄额对我国对外直接投资规模的影响是正面的,但其作用有限;外汇储备额对其影响是负面的。我国今后应通过进一步扩大对外直接投资来减少过量的外汇储备。     

我国对外直接投资中财税激励政策有效性及其优化研究

在现有理论分析与假设的基础上,对1985—2010年我国对外直接投资的影响因素进行实证分析,重点考察财税政策的影响,结果表明:改革开放后我国对外直接投资规模的迅速扩大,与我国财税激励政策密切相关,财政政策工具的多样化和优惠覆盖范围的扩大为促进企业对外直接投资提供了制度条件;同时,经济发展、能源消费、出口等因素也在不同程度上影响着对外直接投资,因而,我国目前对外直接投资具有政策驱动型、市场导向型和能源导向型等特征。     

我国对外直接投资中财税激励政策有效性及其优化研究

在现有理论分析与假设的基础上,对1985-2010年我国对外直接投资的影响因素进行实证分析,重点考察财税政策的影响,结果表明:改革开放后我国对外直接投资规模的迅速扩大,与我国财税激励政策密切相关,财政政策工具的多样化和优惠覆盖范围的扩大为促进企业对外直接投资提供了制度条件;同时,经济发展、能源消费、出口等因素也在不同程度上影响着对外直接投资,因而,我国目前对外直接投资具有政策驱动型、市场导向型和能源导向型等特征.     

制度壁垒、组织学习与中国企业对外投资区位选择

本文借鉴制度理论和组织学习理论的视角,考察东道国区位因素和企业异质性对中国企业选择对外投资区位的多重影响。基于沪深两市制造业上市公司2006~2010年对外直接投资数据,运用条件逻辑模型,实证分析发现:文化距离和正式制度风险对中国企业对外直接投资区位选择具有负向影响,且正式制度风险的负向影响在企业具有较高水平的FDI经验或较多的国际股权联盟联系时减弱;而文化距离的负向影响只在企业具有较高水平的FDI经验时才有所降低。结果表明,特定的组织学习有助于中国企业克服由东道国正式和非正式制度环境导致的对外直接投资过程中的障碍。     

对外直接投资增长的“中国故事”--基于财政分权与地方政府行为视角的解读

利用2003~2017年中国省际面板数据,从财政分权和地方政府行为视角对中国对外直接投资增长的影响机理进行阐释和实证考察,从新的视角阐释中国对外直接投资规模扩张背后的制度性激励。研究发现:当前的财政分权体制可对地方政府推动对外直接投资增长产生积极的激励效应,财政分权下地方政府规制行为对对外直接投资增长有正向调节作用和提升效应,能够弱化竞争行为的负面影响和抑制效应。     

企业对外直接投资能否降低母国环境污染——基于跨国面板数据门槛效应的实证研究

在全球环境污染加速的背景下,经济全球化的环境效应成为学术界关注的热点话题。本文将企业对外直接投资如何影响母国环境作为切入点对此进行研究。传统观点认为企业对外直接投资会通过产业转移减少母国环境污染,本文作者则认为最终的综合效应取决于规模效应、结构效应与技术效应的作用方向和大小,因此,与母国经济条件有很大的相关性。基于全球100个国家的跨国面板数据,本文构建门槛效应模型展开实证研究,得出两个主要结论:一是低经济发展程度国家企业对外直接投资会增加母国环境污染,而高经济发展程度国家企业对外直接投资不影响母国环境;二是高制造业占比国家企业对外直接投资会增加母国环境污染,而低制造业占比国家企业对外直接投资不会影响母国环境。     

融资约束视角下城商行信贷对企业对外直接投资的影响研究

中国对外直接投资浪潮已经形成，然而中国对外投资企业面临比较严重的融资约束问题。对此，本文基于融资约束视角研究城商行信贷对企业对外直接投资的影响。研究发现：城商行信贷对企业对外直接投资具有正向影响；融资约束是影响路径，城商行信贷可以降低融资约束对企业对外直接投资的负面影响；城商行信贷更有利于促进国有企业的对外直接投资，扩张性货币政策会增强城商行信贷影响企业对外直接投资的积极作用，但货币政策冲击没有明显扩大城商行信贷影响国有企业和民营企业对外直接投资的差距；民营企业参与“一带一路”建设有利于增强城商行信贷的正向影响。     

对外直接投资与我国产业升级的战略转换

嵌入在由发达国家主导的全球价值链中的中国产业很难实现自主、完全的升级目标。利用对外直接投资寻求战略资产,整合全球资源,构建中国的全球价值链应该成为推动我国产业升级的新的战略选择。从产业升级战略的角度考察,我国对外直接投资存在着投资规模过小、投资结构与产业升级重点不相符以及投资方式和投资对象选择不尽合理等问题。为此,应从政府和企业两个层面进行对外直接投资政策的调整、服务的完善和策略的改进。     

国家风险与对外直接投资研究综述与展望

国家风险是与对外直接投资相联系的一种新型风险,是影响对外直接投资的重要因素.本文对近些年来国家风险与对外直接投资关系的最新研究成果进行了整理,主要包括国家风险内涵的界定、国家风险的评估以及国家风险与对外直接投资关系的研究文献三个方面.研究认为国外学者对于国家风险的分析主要是经验研究居多、理论分析偏少,并仍停留在将发展中国家作为风险来源地的研究角度上,因此,建议进一步拓展国家风险的内涵,将国家风险内生化、增加对国家风险的研究视角.     

中国对外直接投资的区位选择--基于经济增长的视角

利用2003-2011年中国对28个国家的对外直接投资面板数据,基于经济增长的视角,检验了中国对外直接投资的区位选择因素。结果显示,与东道国的贸易联系有助于中国对外直接投资,市场规模对中国对外直接投资具有显著的正影响,而劳动力工资水平影响不显著,经济增长对中国对外直接投资具有显著的负影响。基于实证研究结果,本文提出了现阶段促进中国对外直接投资的建议。     

中国对外直接投资的区位选择——基于经济增长的视角

利用2003-2011年中国对28个国家的对外直接投资面板数据,基于经济增长的视角,检验了中国对外直接投资的区位选择因素。结果显示,与东道国的贸易联系有助于中国对外直接投资,市场规模对中国对外直接投资具有显著的正影响,而劳动力工资水平影响不显著,经济增长对中国对外直接投资具有显著的负影响。基于实证研究结果,本文提出了现阶段促进中国对外直接投资的建议。     

中国对外直接投资的贸易效应研究

随着我国对外直接投资的不断增加,我国对外投资对出口贸易的影响日益明显。本文在回顾已有研究文献基础上,利用我国2。04—2010年省级面板数据,运用GMM系统两步估计方法,检验了我国对外直接投资的出口技术进步效应与出口规模扩张效应;并进一步检验对外直接投资导致出口技术进步是否对出口规模产生中介效应。研究结果发现：当前我国对外直接投资规模扩大与制成品出口技术提升之间存在显著的正相关关系,对外直接投资已成为我国制成品出口技术进步的重要加速器。而对外直接投资并未对出口规模的扩张起到明显作用;在样本期内,对外直接投资通过影响出口技术进步,抑制了粗放型出口规模的扩张。     

服务业FDI对出口技术复杂度的影响研究——基于OECD国家和中国的经验数据考察

本文运用2000~2013年OECD 31个国家和中国的样本数据,检验服务业外商直接投资(FDI)与出口技术复杂度之间的关系。实证结果表明:服务业外商直接投资的增加将会促进出口技术复杂度水平的上升,服务业外商直接投资增加1%,出口技术复杂度将提高0.08%;国内技术进步水平、人力资本、基础设施、金融发展水平、制度质量、产业结构优化、服务业开放度和服务业对外直接投资都是促进出口技术复杂度水平提高的积极因素。本文以各国金融发展水平作为门槛变量构建了门槛回归模型,实证结果显示,服务业外商直接投资与出口技术复杂度之间存在双重金融发展水平门槛值,金融发展水平越高,服务业外商直接投资对出口技术复杂度的积极影响越大。     

民营企业“集群式”对外直接投资探析

在经济全球化形势下,我国民营企业"走出去",进行对外直接投资是必然选择。但由于受到多方面因素制约,我国民营企业在对外直接投资方面还存在不少劣势,如技术落后、融资困难、人才匮乏等。而"集群式"对外直接投资则是克服这些劣势的理想选择。本文分析了我国民营企业"集群式"对外直接投资的优势,并在简要介绍民营企业"集群式"对外直接投资现状的基础上,提出了促进民营企业"集群式"对外直接投资的对策建议。     

工资差异对中国企业对外直接投资的影响效应研究

论文构建理论模型分析了工资差异与企业对外直接投资的关系,理论分析结论表明,企业追求效率最大化情况下,母国劳动力成本优势对母国企业对外直接投资有负向影响效应,而劳动生产率却对企业对外直接投资有正向促进效应。同时以中国为母国,从国家层面和行业层面通过实证计量模型对理论模型进行了有效验证,理论推导结论与实证分析结果基本吻合。研究发现,中国劳动力成本优势抑制了国内企业对外直接投资,劳动生产率优势却促进了国内企业对外直接投资;实际汇率对国内企业的海外直接投资活动的影响不显著;国内资本成本促进了国内企业的海外直接投资,国外资本成本抑制着国内企业的海外直接投资业务;国外真实需求促进了国内企业的海外直接投资;汇率风险对国内企业的海外直接投资行为有显著的抑制作用。     

对外直接投资对母国就业效应的研究综述

对外直接投资规模的扩大,对母国的就业效应日益明显。国内外的学者利用理论和实证的方法,论述了对外直接投资给母国带来的就业创造效应、就业损失效应、就业不确定效应、就业结构效应和就业质量效应。本文对多年来的研究成果进行系统的梳理,为今后的研究提供相关的理论基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