员工持股计划与债券信用利差

本文利用2009～2019年中国上市公司发债数据,实证检验实施员工持股计划对债券信用利差的影响,并探讨其背后的影响机制。研究发现,实施员工持股计划能够显著降低债券信用利差,经过一系列稳健性检验后,上述结论仍然成立。机制检验发现,一方面,实施员工持股计划能够吸引优秀员工,从而提高企业技术效率与企业价值;另一方面,实施员工持股计划能够提高公司治理水平,继而降低企业盈余管理水平与未来的违约风险和经营风险。扩展性分析发现,存续期越长、股票源于回购以及非杠杆型的员工持股计划,其降低信用利差的正向效应越大;同时,实施员工持股计划能够提高债券信用评级。     

企业资源配置战略与债券信用评级

企业战略作为企业全局性、长期性资源配置的重要规划,对企业经营活动具有重要影响,也必然会影响企业的融资行为。本文从企业战略视角出发,以2008—2020年中国A股上市公司为研究对象,运用固定效应模型探究了企业资源配置战略对债券信用评级的影响。研究发现：相对于经营主导型企业,投资主导型企业的债券信用评级更低,并且该结论在处理内生性问题和进行一系列稳健性检验后依然成立。异质性分析发现,企业资源配置战略对债券信用评级的影响在非国有企业和分析师跟踪人数多的企业中更明显。中介效应检验结果表明,企业资源配置战略通过作用于企业违约风险而影响债券信用评级。本文的研究结论对发债企业、信用评级机构和债券市场投资者具有重要启示意义。     

纳税信用评级对企业税负水平的影响

本文以纳税信用评级披露作为准自然实验,运用双重差分法,评估纳税信用评级对企业税负水平的影响效果,并进一步探析其作用机制,以期为深化税收征管改革提供经验证据。研究发现,纳税信用评级为A的结果起到了减轻企业整体税负的效果,其主要原因是降低了所得税税负,对流转税税负和增值税税负的影响并不明显。异质性检验表明,纳税信用评级政策对A级企业"减税"效应存在显著的异质性,在联合"惩戒激励"双重阶段、重点产业、非国有企业以及税收征管力度大的地区体现得更为明显。在影响机制方面,纳税信用评级结果为A通过增加企业纳税遵从,促进"应收尽收",同时给予足够的税收和融资等政策优惠,促进"应享尽享",在二者共同作用下,降低了企业整体税负。本文在一定程度上拓展了税收征管和企业税负的相关研究,也为推动减税降费,实施精准有效的征管方案提供了政策启示。     

研究员收益预测差异与公司债券信用利差

机构研究员对上市公司的未来收益进行预测,预测差异常常造成债券价格出现偏差。以国内上市公司发行的债券为例,以研究员对收益预测的差异和债券信用利差进行了检验。结果发现,在卖空限制下,预测差异越大,债券信用利差越低。这种差异更多地代表了投资者的意见分歧,而非未来的风险水平。并且公司债券比企业债券的信用利差对投资者意见分歧更敏感。此外,还证实了银行间债券市场的流动性确实优于交易所债券市场;平均而言,公司债券的信用利差较企业债券的信用利差更低。     

Dispersion of Analysts＇ Earnings Forecasts and Credit Spreads of Company Bonds

机构研究员对上市公司的未来收益进行预测,预测差异常常造成债券价格出现偏差。以国内上市公司发行的债券为例,以研究员对收益预测的差异和债券信用利差进行了检验。结果发现,在卖空限制下,预测差异越大,债券信用利差越低。这种差异更多地代表了投资者的意见分歧,而非未来的风险水平。并且公司债券比企业债券的信用利差对投资者意见分歧更敏感。此外,还证实了银行间债券市场的流动性确实优于交易所债券市场;平均而言,公司债券的信用利差较企业债券的信用利差更低。     

不确定性、信用利差与宏观经济

基于公司层面的经验数据,将发行债券上市公司的股票价格波动信息与债券价格波动信息分别作为经济不确定性与信用利差的表征变量,利用面板数据模型研究经济不确定性对信用利差及宏观经济的影响。结果显示,经济不确定性提高,导致企业资产负债表恶化,融资能力受限,信用利差上升。研究发现:企业资产的波动性及非流动性,通过企业违约率的提高及资产质押率的降低,显著影响了企业的债务融资能力;与股票市场相同,基于债券市场的价格信号,对宏观经济也具备较强的预测作用。研究结果说明,除了实物期权效应和观望效应,金融摩擦也是不确定性影响宏观经济的重要作用机制。     

信用评级对债券融资成本的影响——来自中国公司债券的经验证据

债券市场是我国金融市场的重要组成部分。为尽量避免违约事件发生，降低信用风险，减少债券市场上的信息不对称，完善信用评级制度显得尤为重要。文章通过研究国内外债券融资成本相关课题，结合理论与实证分析，基于2016—2020年在上海证券交易所、深圳证券交易所发行的公司债券样本，探究信用评级对我国公司债券融资成本的影响作用机理。研究发现：（1）信用评级在债券市场中起着信号传递的作用，有效减少了投资人和发行企业之间的信息不对称；（2）信用评级与债券融资成本呈显著的负相关关系，债项评级和主体信用评级作用效果较为显著，国际信用评级的影响相对较小。据此结论，文章最后针对不同的研究对象提出了相关政策建议和未来的研究方向。     

债券评级包装与“担保正溢价”之谜

与国外债券市场的一般规律以及债券定价的标准理论不同,中国企业信用债券市场投资者对有担保的债券反而可能要求更高的收益率溢价。为了解释这一“担保正溢价”的现象,本文提出了“评级包装”这一新的理论假说,即资质差的债券发行企业为了成功发行,会通过提供更多的担保等增信条款为获取高评级创造条件;而投资者意识到担保等条款实际上是企业事前资质较差的一个信号,因此在一定条件下会要求更高的发行信用利差。理论分析表明,当担保正溢价存在时,企业先验质量越差,企业个体违约风险越高,以及担保质量越差时,则担保正溢价越高。基于2009—2020年的交易所信用债样本,一系列实证检验支持上述理论预测,且实证结果具有良好的稳健性。理论和实证两方面的证据说明,评级机构尽管并不会完全脱离债券基本面进行评级,但策略性的债券条款设计依然会带来评级膨胀。最后,本文对评级包装的经济后果以及以评级为基准的一系列监管政策进行了评估。     

纳税信用评级与企业投资结构偏向：“投实”抑或“向虚”

基于2009—2021年沪深A股上市企业数据，采用多期双重差分法分析了纳税信用评级披露对企业投资结构偏向的影响及其作用机制。研究发现，纳税信用评级披露可以显著引导企业投资结构更加偏向实体投资，表现为企业纳税信用评级为A可以激励企业增加实体投资，同时抑制金融资产投资。机制分析表明，纳税信用评级披露通过融资约束渠道、外部监督渠道和实体投资成本渠道，增加企业信贷融资规模、降低盈余管理以及缩小实体投资与金融投资的相对收益差距，促使企业投资结构偏向实体投资。进一步研究表明，在税收征管力度弱的地区，纳税信用评级披露能够发挥更大的“投实”激励效应，对强制性税收征管起到有益的补充。上述研究结论为通过纳税信用建设优化企业投资结构实现“双赢”提供了经验证据。     

央行担保品框架、债券信用利差与企业融资成本

央行担保品管理框架作为现代中央银行制度的重要组成部分,关系着合格担保品范围内的资产价格与相关企业融资成本。本文基于2013年央行担保品管理框架设立这一准自然实验,运用双重差分模型分析被纳入合格担保品范围债券的信用利差所受的影响。结果表明:第一,央行担保品管理框架会显著促进被纳入合格担保品范围债券信用利差的下降,起到降低企业融资成本的作用。第二,央行担保品管理框架对不同所有制企业债券的影响具有异质性,对民企债券信用利差的降低作用更大,其次是中央国有企业,最后是地方国有企业,原因在于央行对民营企业的增信作用较强。第三,当央行实施宽松的货币政策或当债券市场中合格担保品比例较高时,担保品管理框架对信用利差的作用效果会减弱。因此,为支持经济的重点领域与薄弱环节,央行可以将相关债券或信贷资产纳入合格担保品范围,引导其融资成本下降,缓解民营企业"融资难融资贵"。同时,应将货币政策与债券市场环境纳入考虑,让担保品管理框架更好地发挥作用。     

基于文本挖掘的管理层语调对公司债券信用利差的影响*

本文选取2012-2017年在中国A股市场发行债券的非金融企业为样本,探讨了会计文本语调对债券信用利差的影响。本文建立了适用于中国金融市场的情感词典,并使用文本挖掘技术量化了管理层语调。研究发现：积极的管理层语调能够显著降低债券信用利差。且分析师关注度越高,管理层语调与债券信用利差之间的负向关系越弱。此外,债券市场对国有性质和低股权集中度企业的管理层语调反应更强烈。本文为会计文本语调与债券定价研究提供了有益的启示。     

我国企业债券信用评级的规范化研究

发行企业债券是企业进行直接融资的重要渠道。在国外 ,高度成熟的债券市场为企业筹集了大量资金。但是 ,由于发债者与投资者之间存在着明显的“信息不对称” ,债券的信用风险不能得到充分的揭示 ,投资者对企业债券投资的潜在需求要转化为现实需求仍存在一定的障碍。要克服这种障碍 ,一个非常重要的办法就是引入信用评级 ,由评级机构对债券发行者按期偿还债券本息的能力及其风险程度作出综合评价。企业债券信用评级 (下文亦简称“债券信用评级”)对发债者、投资者、监管者都能产生显著的影响 ,从某种意义上说 ,信用评级是建立债券市场的基石…     

防范化解债务风险背景下地方政府信用评级研究

随着地方政府债券规模越来越大，中国防范化解债务风险的压力也随之增大。依据国际经验和中国实际情况，建立一套科学、合理和完善的地方政府信用评级体系，是中国债券市场健康发展及有效防范化解债务风险的关键。本文在总结美国、日本和印度等国家地方政府信用评级经验的基础上，通过对2022年度中国存量地方政府债券和各省份经济主体债券发行的违约率、违约损失率、发行票面利率和发行利差进行实证分析，发现目前中国地方政府债券信用评级区分度明显不够，在防范化解政府债务风险方面基本处于失效状态，其根本原因在于缺乏地方政府债券本身违约率检验、地方政府及其债券信息披露不充分和评级理念未与时俱进等。本文最后就中国地方政府信用评级提出若干改进建议。     

信用如金:纳税信用评级披露与股价崩盘风险

本文以纳税信用评级披露为准自然实验,从股价崩盘风险的角度,考察作为社会信用体系重要组成的纳税信用对金融市场稳定的影响.研究发现,纳税信用评级披露后,评级高的企业股价崩盘风险显著降低.纳税信用评级披露通过发挥监督效应,提高企业信息透明度,抑制管理层的机会主义行为,同时发挥声誉保险效应,增强投资者信心,避免企业出现负面新闻时投资者因恐慌情绪抛售股票,从而降低股价崩盘风险.研究还表明,高纳税声誉对股价崩盘风险的降低作用对于民营企业和位于税收征管力度较低地区的企业更为显著.为此,应进一步完善包括纳税信用管理在内的社会征信体系,使健全的征信体系成为保障资本市场和金融体系稳定有效的重要基础.     

中国银行业次级债的发行定价与市场前景

国内次级债发行定价债券的收益率主要由发债主体信用评级、发行期限决定,同时受税率、流动性的影响。信用评级是影响债券收益率与国债收益率利差的主要因素,从图1可以看出,随着债券评级的降低,银行和非银行企业债与国债的利差逐步增大,特别是对于BBB以下的债券,利差增大的幅度加快。依据标准普尔的评级结果,我国四大国有商业银行的评级结果都在BBB以下,近来标准普尔调增中国银行的评级为BBB-,中国银行业整体评级结果不容乐观。由于次级债索偿权排在一般债权之后,因而信用评级比银行本身的信用评级还要低。如果以同期国债收益率为基准,银…     

纳税信用评级结果披露与研发投入

以纳税信用评级披露作为一个天然外生冲击,并基于2013—2016年1214家A股上市公司的微观数据构造准自然实验,使用双重差分法系统评估纳税信用评级结果披露对上市公司研发投入的影响。结果发现:纳税信用评级结果披露显著增加了上市公司的研发投入。基于PSM-DID方法的估计结果与上述结论无明显差异。稳健性检验也表明上述结论的正确性。机制检验表明,纳税信用评级结果披露通过降低企业的融资约束,进而促进企业增加研发投入。此外,分样本回归发现纳税信用评级结果披露只能对中小型企业和民营企业的研发投入产生促进作用。     

评级机构竞争、声誉与债券信用评级质量

本文以我国2010—2014年的企业债和公司债为样本,构建了新的声誉指标,分析了声誉机制和评级机构竞争对债券信用评级质量的作用机理。结果表明：高声誉的评级机构出具的债券信用评级具有较高的评级质量;评级机构竞争加剧了评级虚高,降低了债券信用评级质量;声誉机制能够抑制评级机构竞争导致的评级虚高,提高债券信用评级质量。本文为衡量我国评级机构声誉提供了新的视角,有助于辩证地看待评级机构竞争的影响。     

全球信用评级体系需变革

近30年来,信用评级机构在国际金融体系中处于举足轻重的地位,其作用主要是评估金融风险并决定债券发行人能否向投资人偿付所承诺的本金和利息.无论是政府还是企业,如果没有良好的信用评级就无法进入国际债券市场.评级高低直接影响受评国家或企业的融资成本.信用越来越成为全球资本流动、贸易流动、商品流动以及债权债务信贷资源配置的基石.拥有强大的信用资本成为强国不可缺少的重要标志.但是拥有评价信用资本的资格、拥有信用评级的话语权,在某种程度上比拥有信用资本本身更重要.     

浅析债券违约对信用评级机构的影响

基于中国债券市场的违约事件,本文在国内外研究基础上,进一步探讨债券违约原因及应如何看待债券违约.接着基于声誉的考虑、理性人假设探讨债券违约对信用评级机构的影响,并就信用评级的局限做了分析,最后对评级机构的应对提出了建议.     

付费模式、声誉与信用评级质量——基于我国债券市场的经验证据

本文利用中债资信对债券发行主体进行主动评级的数据,考察了投资者付费模式的引入对我国债券市场上发行人付费评级机构行为的影响。实证结果表明,投资者付费模式评级具有标杆效应,相对于没有被中债资信评级覆盖的样本,被中债资信进行主动评级的样本其发行人付费评级与之前相比有显著降低,评级质量有所提升,进一步研究发现,投资人付费模式主要通过声誉约束机制发挥作用。本文的研究结论肯定了投资者付费模式评级在我国信用评级市场发挥的积极作用,并提出监管机构可在合适情况下推出双评级制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