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民币汇率与我国对外直接投资的关系研究

影响我国对外直接投资的因素很多,不同因素对于对外直接投资的重要性也是不同的,在此着重研究人民币汇率的变化和我国对外直接投资之间的关系。结合我国对外直接投资的特点,利用协整分析技术、Granger因果检验,从不同角度分析我国对外直接投资和人民币汇率之间的均衡关系。从分析得出的结果来看,人民币的汇率与我国的对外直接投资之间是互为因果关系。     

我国对外直接投资主要宏观影响因素的实证研究

影响一国对外直接投资的宏观经济因素很多,不同的国家或经济体、不同的宏观因素对对外直接投资的作用程度并不相同。本文针对我国的经济现实,主要以我国对外贸易、资源需求、工资水平为影响我国对外直接投资的主要宏观解释变量,利用1993-2006年的数据进行计量分析。结果显示,对外贸易、资源需求、工资水平因素都对我国对外直接投资有显著的影响。本文还分析了产生这种结果的可能原因并提出了相应的建议。     

我国企业对外直接投资方式的二元选择模型分析

本文利用计量模型分析我国对外直接投资方式选择问题的研究思路,选取企业技术水平、企业规模、市场竞争程度、东道国投资环境四个因素作为对外直接投资方式选择的影响因素,并利用二元选择模型分析所选因素对我国对外直接投资方式选择的影响.     

中国对“一带一路”沿线直接投资的区位选择——基于投资引力模型

投资是拉动我国经济增长的"马车",对外直接投资对促进我国产业结构升级、化解我国过剩产能更是提供了一条重要的渠道,而对外直接投资的区位选择更是我国极为重视的一大问题。本文分析了我国2003年-2014年对"一带一路"沿线国家直接投资的现状,并借鉴投资引力模型对影响我国"一带一路"沿线投资因素进行了实证分析,发现我国对"一带一路"沿线国家的投资在很大程度上受到了东道国GDP、外资开放程度、法律制度、监管治理、政治的稳定性和腐败监管等因素的影响,最后结合我国产能过剩现状和"一带一路"沿线需求为我国企业对外直接投资提出了对策建议。     

东道国知识产权保护对我国OFDI的影响——基于“一带一路”国家的实证研究

知识产权保护是各国关注的热点,知识产权保护力度越发对外商直接投资产生直接影响,也是我国企业进行对外直接投资选择时的重要考虑因素。自2013年"一带一路"倡议提出以来,我国对"一带一路"国家投资规模不断扩大,2019年当年实现"一带一路"对外直接投资186.9亿美元。中国在对"一带一路"国家进行直接投资时,受东道国知识产权保护的影响也愈加显著,因此研究"一带一路"国家知识产权保护对中国OFDI的影响具有重要意义。本文运用文献分析和实证分析相结合的方法,探究了知识产权保护水平对中国对外直接投资区位选择的影响。以对外直接投资为因变量,各国知识产权保护程度为核心解释变量,再加入影响OFDI的因素作为控制变量进行回归分析,研究发现东道国加强知识产权保护对中国对外直接投资具有显著的促进作用。     

我国企业对外直接投资区位选择研究

对外直接投资区位的选择问题既关系到投资企业的微观经济利益,也关系到我国对外经济活动的宏观经济效益,因而具有重要意义。在综合分析我国对外直接投资区位选择的影响因素——区位因素与企业因素的基础上,构建我国对外直接投资区位选择的分析框架,由此清晰地展示影响我国企业对外直接投资区位选择的主要影响因素。     

中国各地区对外直接投资差异的影响因素研究——基于省级面板数据的实证分析

近年我国对外直接投资持续走高,但是我国对外直接投资却存在很大的地区差异,针对这一现象,本文采用我国30个省市2003²009年的面板数据,探讨影响地区对外直接投资差异的因素。研究结果表明:在控制了其他变量后,从全国层面总的数据看,制度因素和金融发展对我国各地区对外直接投资有显著的正的影响;从地区内部层面来看,制度对东部地区省市的对外直接投资影响不显著,而中西部地区的对外直接投资显著地受制度的影响;金融发展对东部地区的对外直接投资影响显著,对中西部地区的影响不显著。     

发展中国家对外直接投资模式的新诠释——基于综合竞争力阶梯模型的分析

近年来,发展中国家对外直接投资的迅速发展成为重要的世界经济现象之一.与传统固有因素分析模式不同,本文建立技术密集型产业对外直接投资的三国模型,分析和解释发展中国家对外直接投资的动因、条件、区位选择及其最终影响,进而扩展至其他要素密集型产业,提出了综合竞争力概念,最终形成技术升级和综合竞争力阶梯理论.文章认为,各国综合竞争力阶梯的形成和发展中国家对外直接投资的"自我加速效应"是发展中国家对外直接投资的理论基础,并据此提出相应的政策建议.     

对外直接投资、劳动合同与技能工资差距

将我国对外直接投资数据和最新的微观个体数据相匹配,并利用差异检验、分位数回归等方法,从劳动合同的新视角考察了对外直接投资对高、低技能组的组间工资差距和组内工资差距的影响.研究发现:与发达国家不同,我国对外直接投资有助于临时合同工人工资水平的提高,且提升作用大于固定合同工人;对外直接投资在扩大高、低技能组间工资差距的同时也缩小了组内工资差距,即具有"组间扩大,组内收敛"的极化效应;对外直接投资对低技能组组内工资差距的缩小作用主要是通过提高低技能组中低收入群体的临时合同工人工资水平实现的.研究结论为客观评估对外直接投资对居民收入极化的影响提供了一个来自转型发展中国家的证据,对劳动力市场政策的调整具有重要的政策含义.     

基于空间视角的中国对“一带一路”沿线国家直接投资的影响因素研究

加大对"一带一路"沿线国家的直接投资是推动国际产能合作和"一带一路"倡议的关键一环。鉴于"一带一路"沿线国家的异质性特征和空间关联,本文运用2005—2015年中国对沿线48个国家直接投资的数据,构建空间面板模型,实证检验中国在沿线国家对外直接投资的第三国效应和影响因素。实证结果证实了第三国效应的三种来源:中国对外直接投资的集聚效应、第三国市场潜力和第三国不可测因素的显著影响。此外,东道国市场规模、自然资源、基础设施、劳动力成本对中国对外直接投资的影响显著,但这些因素对不同收入水平国家的影响有所差异,劳动力成本过高是阻碍中国在沿线高收入国家开展直接投资的主要原因之一,对低收入国家的直接投资则更关注自然资源获得成本和基础设施的影响。     

中国对外直接投资区位选择实证分析

本文对中国对外直接投资区位选择的经济因素进行了实证分析,并把49个东道国分成三类进行了分析和比较。研究发现不同因素的影响效果是不一样的,而且聚类后各类地区的影响因素也不同。说明我国对外直接投资区位选择的因素还是有差异的,并且对经济发展水平不同的国家的影响因素也是不一样的。     

试析我国对外直接投资的影响因素

自2000年中央"走出去"战略提出以来,中国对外直接投资发展迅速,规模不断扩大。那么影响我国对外直接投资的最重要的因素有哪些呢?多元回归模型表明了目前影响中国FDI的最重要的宏观经济因素有进出口总额、汇率水平和GDP增长率,其中汇率水平的贡献度最大,进出口总额对直接投资的贡献度次之。     

发达国家和发展中国家企业对外直接投资动机--基于文献综述的比较研究

在全球经济一体化背景下,企业对外直接投资行为的兴起激发了国内外学术界对其动机的研究。发展中国家和发达国家由于市场发展程度存在较大的差别,企业对外直接投资动机也大相径庭。通过对比归纳发现,发达国家企业对外直接投资动机较为集中,受东道国因素影响较多并大多有市场推动;而发展中国家企业对外直接投资动机较复杂多样,主要受母国因素影响且政府政策推动具有较大作用。这一比较研究也表明,在我国针对企业对外直接投资经济影响的研究中,应先考虑并区分不同动机企业对外直接投资产生的差异化结果。     

中国对印度直接投资的现状和前景分析

自2000年我国政府正式实施企业"走出去"战略以来,我国对外投资取得了很大成效,成为全球三大对外投资国家之一。但是,我国对外投资的国家和地区存在着很大的不均衡性,依旧有大的发展空间。文章选取中国对印度直接投资这一角度,从近几年的发展现状和发展趋势入手,首先简单介绍了中国对印度直接投资的现状,接着分析了中国对印度直接投资存在的有利因素和不利因素,并且在此基础上,简单的对中国对印度直接投资的前景做了预测分析,提出中国对印直接投资不可盲目乐观,两国因政治互信度低以及两国不同的经济体制,法律等制约因素,中国对印直接投资依旧困难重重。     

中国对外直接投资对贸易的效应分析

目前,对外直接投资已成为促进母国经济发展的重要的因素。对我国对外直接投资的贸易效应进行分析,能很好地解释对外直接投资对我国贸易的影响,同时,也能对中国的对外投资的进一步发展提供一定的依据与实战经验。     

宏观经济因素对我国对外直接投资影响的分析——基于投资国的角度

随着世界经济的一体化,我国对外直接投资与日俱增。进行对外直接投资,可以获得本国稀缺的资源和技术,也可以在一定程度上规避国外贸易保护主义对我国对外贸易的影响,对国家经济的发展具有重要意义。本文旨在从投资国的角度,利用1990~2011年的经济数据进行计量分析,研究宏观经济因素对我国对外直接投资的影响。结果显示,国内生产总值、工资水平、财政收入因素对我国对外直接投资的增长有显著影响,而出口的影响不显著。     

我国企业对外直接投资区位选择的影响因素分析

通过运用多元线性回归模型对我国企业对外直接投资区住选择的影响因素进行分析。结果表明：东道国的经济开放度、经济发展类型、东道国与我国的贸易量大小以及两国间文化的相似性等因素与我国企业对外直接投资的区位选择之间存在着正的相关性;东道国的生产要素成本与我国企业对外直接投资的区位选择之间存在着负的相关性;东道国市场规模因素对我国企业对外直接投资的区位选择也存在一定影响,但影响不显著。     

“十二五”期间中国对外直接投资路径选择

自国家实施企业"走出去"战略以来,我国对外直接投资增长迅速,在投资规模、投资主体、投资区域等方面都有了长足的发展,在世界对外直接投资领域所占比重不断增加,国际地位持续上升。针对我国对外直接投资的国内外环境制约因素分析,提出完善对外直接投资政策体制,构建对外直接投资信息平台,优化对外直接投资的产业及区域结构,加强专业人才储备等对策建议。     

东道国劳动力数量、工资水平与FDI区位选择

中企对外直接投资力度越来越大,不同国家(地区)的劳动力数量和工资水平因素对投资的影响越来越凸显。为了考察东道国劳动力数量和工资水平因素对中国对外直接投资区位的影响,选取2001~2012年在深圳证券交易所上市的公司对外进行直接投资的84国家(地区)的数据。运用条件logit模型分析了东道国劳动力数量在中国对外直接投资区位选择上的作用,以及东道国工资水平因素对东道国劳动力与中国对外直接投资区位选择两者关系的影响。计量结果发现企业的对外直接投资倾向于富有劳动力的国家,并且东道国工资水平对东道国劳动力与中国对外直接投资区位选择两者关系具有反向调节作用。     

东道国金融发展和我国企业对外直接投资——基于动机异质性视角的实证研究

国内金融发展落后导致的资金供给不足是我国企业对外直接投资在快速发展中遇到的制约因素之一,在这种情况下东道国金融发展将构成有效的补充,本文基于此研究东道国金融发展对我国不同动机企业对外直接投资的影响。本文的理论和实证研究发现总体上东道国规模层面金融发展能有效促进我国企业对外直接投资,而结构层面金融发展并未产生直接影响;更为深入地,东道国规模层面金融发展对于吸引我国横向动机企业对外直接投资有明显的正向影响,而结构层面只有金融发展程度较高时才能促进我国纵向动机企业对外直接投资,较低的结构层面金融发展会阻碍我国企业对东道国的纵向动机对外直接投资。进一步地,本文使用企业对外直接投资新设项目数进行研究,发现总体上东道国规模和结构层面金融发展均有助于新项目的设立;但在动机角度,仅有结构层面金融发展促进我国在东道国纵向动机对外直接投资项目的设立,而规模层面金融发展对我国横向动机对外直接投资项目则不产生影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