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部林区防灾减灾指标体系构建及对策研究

立足中国西部地区实际,构建符合西部林区防灾减灾工作实际的体系,并建立西部林区防灾减灾评价指标体系,充分依据西部林区防灾减灾建设的各个具体环节,从灾害前的预警、灾害发生中的救援和灾后重建三个主要环节选取可量化的指标作为变量和评价依据,运用主成分分析法,找到西部林区防灾减灾体系构建中的主因子。在此基础上提出:中国西部林区防灾减灾体系进一步完善要优化林区防灾减灾制度管理,加大林业基础设施投资力度,制定林区防灾减灾法律法规体系,提高林区群众防灾减灾意识。     

基于农户视角的农业巨灾风险评估与测度

[目的]探索农业巨灾风险的有效评估与水平测量,既是"三农"风险管理的要求,也是加强农村防灾减灾能力建设的重要途径之一。[方法]文章以我国28个不同省份地区的651个村1 355户农户的入户调查数据和国家统计局统计数据作为样本,运用模糊层次分析法(FAHP)构建农业巨灾风险评估指标体系,对我国农业巨灾风险进行评估与测度。[结果]我国农业巨灾风险总体属于高风险等级,而区域风险分布差异较大,西部风险最高,中部居中,东部风险最小。其中,西部和中部区域的农业巨灾风险属于高风险,东部区域属于中等风险。东部区域在防灾减灾能力、承灾主体能力、孕灾环境水平、防灾减灾保障性等方面均优于中西部区域。[结论]研究认为,在影响农业巨灾风险的因素中,虽然客观致灾因子无法规避,但建设提高孕灾环境水平和防灾减灾能力,可降低农业巨灾的风险感知与风险程度;同时,培育风险文化和建设经济能降低风险脆弱性。     

政绩评价如何影响村民在村委会选举中的投票意愿——来自辽宁省的经验证据

中国农村治理体制与经济体制改革互相促进。提高村民政治参与水平有利于巩固村民自治制度,促进经济发展。本文使用辽宁省8市74村农村居民的调查数据,运用线性概率模型分析村民对村干部的政绩评价如何影响其参与村委会选举的投票意愿。本文使用村民对村干部五方面工作业绩评分的算术平均值作为对村干部政绩评价的指标,研究发现政绩评价与村民投票意愿之间存在显著的"正U型"关系。当政绩评价是正面时,随着政绩评价的提升,村民投票意愿上升,倾向于支持现任干部当选;当政绩评价是负面时,随着政绩评价的下降,村民投票意愿上升,倾向于反对现任干部当选。上级加强对村委会的支持与对村委会选举的监督,有效改善村民对村干部的政绩评价,将可以提高村民的政治参与水平。     

关于农村基层民主建设的几点思考

自我国实行村民自治、民主选举制度15年来,基层民主建设取得了丰硕成果,但由于主客观等各方面因素的影响,这一基层民主制度在实施过程中依然存在一些矛盾与问题,包括:由于村民自治制度在设计上一步到位,在一些地区实施时出现水土不服的情况;经济落后地区民主进程明显受阻;在实施民主自治过程中对村干部的培训、教育引导、监督不到位;部分村两委领导班子不团结等。因此,笔者建议从完善相关立法、增加财政投入、充分发挥党组织领导作用等对策来完善当前的农村民主建设。     

财务监督组也需“监督”

随着村民自治工作深入开展,各地相继成立了村级财务监督小组,并以此来控制村级不合理开支。此举对于提高群众的民主参与意识,缓解干群矛盾,促进农村稳定起到了积极作用。 　　但笔者在最近调查中发现,财务监督组在行使监督权利时存在一些不容忽视的问题,主要表现在： 　　1.少数监督组成员民主意识不强,监督力度不够,工作流于形式。他们认为这只是上面搞的一种形式,不起作用,每次财务活动,人员虽然到场,但对村不合理开支是“看而不监、监而不督”。有的成员则碍于情面,怕得罪人,只作应付;有的甚至将监督组印章交给村干部保管…     

创意的启示:参与式方法引导下的灾后农房重建规划与设计——以5·12地震后四川绵竹县民乐村民房设计为例

本文以5·12地震后四川绵竹县土门镇民乐村民房设计试点为案例,分析在灾后重建农房建设中,通过参与式方法,根据当地农户的需求,结合外部技术支持,打造出契合现代民居设计理念和社区农户实际生产生活需要的实用型,符合灾后重建减灾防灾需要,农户生计发展永续利用的新农房建设模式.     

山西省干旱灾害风险评估与区划

[目的]分析山西省干旱灾害风险的关键作用因子,并进行风险评估和区划,对于提升该地干旱灾害风险管理和决策水平、减轻干旱损失具有重要指导意义。[方法]文章利用改进的相对湿润度指数、DEM资料、地形坡度资料和1990—2016年以县(市)为单元的行政区域的人口密度、GDP、人均GDP、耕地面积等社会经济数据来定量化评价山西干旱风险,从干旱灾害致灾因子的危险性、孕灾环境的脆弱性、承灾体的易损性和防灾减灾能力4个方面选取因子,构建相应的指数模型并分析其空间分布状况,在此基础上进一步构建山西省干旱灾害风险综合评估模型,并基于GIS绘制山西省干旱灾害风险区划图。[结果]山西省干旱致灾因子危险性呈北高南低的趋势,大同、朔州、忻州北部和西部、太原南部的干旱致灾因子危险性最强;孕灾环境脆弱性呈东西两侧高、中间低的趋势,而承灾体易损性和防灾减灾能力均呈东西两侧低、中间高的趋势;从干旱灾害风险区划图可以看出,山西省干旱风险总体呈北高南低,从西北向东南递减的趋势。高风险区主要分布在大同、朔州东部,较高风险区包括朔州西部、忻州中西部、太原大部,吕梁大部、晋中西部、临汾中部、运城西部为中风险区,临汾西部、晋中大部、长治东北部为较低风险区,临汾东部、运城东部、晋城大部、长治西部和南部风险最低。[结论]山西省干旱灾害的精细化风险区划,可为相关区域有效地开展抗旱活动提供定量化依据,增强干旱灾害防御的科学性、实用性和可操作性。     

城乡一体化进程中涉农社区（村）基层民主自治研究——四川省成都市成华区的实证分析

进一步健全充满活力的村民自治机制,既是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的重要内容,也是巩固和发展村民自治成果、推进农村民主政治建设的迫切需要.本文就四川省成都市成华区涉农社区如何在充分发挥村民主体作用的前提下,以制度建设为龙头,落实"五权",切实加强基层民主自治建设进行了深入探讨.     

我国农业减灾措施,成就及启示

我国的减灾工作,始终贯彻“以防为主,防、抗、救相结合”的方针。人民政府在制订经济发展规划时,依照法律和有关规定,把兴建减灾设施与生产建设紧密结合起来,增加防灾措施,提高防灾能力;在灾害发生过程中,动员一切力量,采取有效措施,实施紧急救援,尽量减轻灾害的影响;灾后,依靠人民群众,发扬“自力更生、艰苦奋斗”的精神,积     

云南省雷电活动分布特征及对农村地区的影响分析

[目的]探讨雷电致灾因子对农村地区的影响,提出相应的防御措施,以期为加强农村地区雷电风险管理和应急处置提供技术依据。[方法]结合2013—2017年云南省近5年ADTD闪电定位监测数据和雷电灾害统计资料,分析云南省地闪活动时空分布特征,确定各地区雷电易发等级,运用数理统计方法研究农村雷电致灾成因和灾害分布规律。[结果]地闪活动是影响农村雷电灾害发生的主要因素,近5年农村雷电灾害占总雷灾起数的40. 61%,损失类型表现为雷击导致的人身伤亡损失,主要分布在农田、树下、山坡及水域附近等野外空旷区域。[结论]农村雷电灾害与地闪活动的时空分布存在较好的对应关系,还与孕灾环境、承灾体易损性紧密相关,通过完善农村地区防雷设施,加强防雷减灾科普宣传教育,实施农村防雷减灾示范工程等能够有效防御和减少农村雷灾损失。     

浅议如何当好村干部

农村干部在农村作为通过村民自治机制选举产生的在村行使公共权力、管理公共事务、提供公共服务的工作人员,是党和政府在农村工作的具体组织者、推动者和实践者。如今农村工作任务繁重,这就对农村干部提出了新的更高要求。本文从服务意识,强化能力与班子建设方面阐述如何当好村干部,村干部应有服务村民的意识,学习政策、准确把握村情民情的能力以及良好的工作作风。     

论我国农村居民“因灾返贫”

自然灾害与农村贫困发生率呈正向关系。我国现阶段的农村居民因灾返贫问题比较严重,主要源于自然灾害频发、抗灾能力较弱和灾害救助不足。要避免农村居民因灾返贫,必须通过保护与修复自然环境来防灾,生态移民及城镇化来避灾,加强基础设施建设来抗灾和完善农业保险救助体系来救灾。     

城乡结构演变视阈下的乡村治理体系优化研究

乡村治理事关我国基层社会稳定和发展大局。随着我国城乡结构的演变,新的农村主体类型不断出现,农村和城镇、村民和干部、村民与村民之间的利益分配问题日益突出,现有的乡村治理体系越来越难以满足各类主体的多样化需求。进一步的研究表明,中国城乡结构演变之所以能够对乡村治理体系产生重大冲击,其主要原因在于:(1)中老年人构成了当前乡村治理的主要力量,很大程度上限制了乡村治理的现代化水平;(2)乡村治理主体和发展主体的不一致,导致治理主体在事实上的缺位;(3)村民与村干部的地位、信息不对等,村民自治异化为村干部自治的风险进一步增加;(4)农村利益分配机制不完善,乡村治理和农村发展的紧张关系由此产生。矫正和修复我国乡村治理体系,既要从根本上调整非均衡的城乡发展结构,也要充分重视基层政治行为背后的经济和社会等多维度动因,实现农村发展主体和治理主体的一体化。通过制度调适,将农村利益相关的各个主体纳入治理体系,提高地方干部的发展意识、服务意识和竞争意识,强化农村的发展动力,从而激发乡村治理过程中的主体性、能动性和创造性。     

集体资源、宗族分化与村干部监督制度缺失

村干部监督制度缺失在中国具有普遍性。本文基于乡镇干部、村干部和村民相互博弈的新政治经济学分析框架,从农村集体资源产权界定不清和宗族分化相互作用的角度,为村干部监督制度缺失提供了一个全新的解释。研究发现:村干部掌握农村集体资源的非农用途转让权,故村干部职位具有潜在的租金收益,落实监督制度妨碍村干部获取租金,因而村干部反对落实监督制度;乡镇干部因和村干部分享租金,因而不会促使村干部落实监督制度;村民为了分享集体资源的收益,反对村干部不落实监督制度,但其反对只有村民达成集体行动后才能生效。在存在宗族分化的行政村,本族村干部对本族村民具有天然的正外部性,所以村民都偏好本族村干部。这种偏好和村干部的分而治之政策,导致不同宗族的村民达不成集体行动,结果监督制度缺失成为均衡。村干部监督制度缺失不仅是"资源诅咒",也是"血缘诅咒"。     

新型城镇化下村民自治与产业发展互动研究——以河北为例

在新型城镇化过程中,需要解决的关键问题就是"村民自治",让村民充分的当家作主,民主地开展各项生活生产活动。同时,新城镇化下村民自治与产业发展两者相互关联、不可分割,通过村民自治可以推进农村产业更好地发展,而产业发展能够锻炼村民民主意识,从而提升民主自治水平,最终实现两者的良性互动。     

村民自治在安徽的实践探索与发展路径

基层群众自治制度作为我国民主政治的四项制度之一,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发展道路的重要内容。经过30多年的探索和实践,安徽农村基层民主政治建设取得了巨大进步。但村民自治在发展过程中,仍面临着"四个民主"结构性失衡、自治主体缺位、自治组织行政化倾向明显等困境。因此,发展协商民主,推进农村社区建设,转变乡镇政府职能,是当下解决村民自治制度有效运转的路径选择。     

美日应急救灾贷款政策及相关建议

正美国和日本在应急救灾贷款方面有较为成熟的模式,贷款品种丰富、区分度高。充分和灵活运用金融手段支持受灾的群体进行灾后重建和灾后经济恢复是国际上防灾减灾的重要内容以及经验之一。美国和日本在应急救灾贷款方面有较为成熟的模式,贷款品种丰富且区分度高,特别是政府主导政策性机构参与的贷款支持方式,在受灾的救助特别是灾后的经济重建中发挥了重要的作用,对我们也有积极的借鉴作用。     

三元利益在村民自治中的博弈研究——以长海县Y村为例

本文首先提出村民自治就是上级利益、村民利益与村干部自身利益的"三元利益"博弈的过程。然后从现实案例出发,以激励控制手段为分析视角,阐述了在村财乡管以后,在村干部选举与任职阶段,广大村民与上级部门"错位博弈"现状。最后提出用"双评议"的办法对村干部进行"反控制"是破解村民自治困境、创新农村基层社会管理的关键。     

村干部职能转变机制研究

村民自治制度在全国范围内实施以来,村干部作为一个特殊的社会群体在农村的改革发展中发挥了重要的作用。农村税费改革后,村干部的职能逐步由行政性向服务性回归。但在回归的过程中,新旧问题的并存,使村干部的职务行为又面临着一次新的挑战,从而对村干部的工作也提出了新的要求。本文通过分析村干部职能转变过程的现状与存在的问题,着重探讨如何在新的环境下构建有效的村干部职能转变机制,为村干部的职务行为提供一定的借鉴意义。     

当代中国农村“两委矛盾”及其解决路径

村民自治是在中国农村推行的一种社区制度,村委会是村民自治的组织载体,村民可通过村委会依法办理与村民利益相关的村内事务;村党支部是中国共产党设在农村的基层组织,是党在农村的工作核心."村支两委"是两个性质、功能及权力来源均不相同的农村组织,共存于一个社区,必然会产生各种矛盾与冲突.而通过加强村民代表会议制度,确立村民代表会议在村庄治理中的权威地位,是解决"两委矛盾"的路径选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