公司治理、企业社会责任和企业绩效

本文探讨公司治理、企业社会责任和企业绩效在不完善市场环境下的关系具有特别的意义。本文基于224家上市公司2006—2012年的面板数据,研究发现:公司实际控制人类型对企业社会责任无显著影响;董事会规模、独立董事占比和高管持股比例均与企业社会责任呈正相关关系;董事长与总经理分设不能明显促进企业社会责任,在与企业社会责任的交互作用下对企业绩效产生负向影响;在与公司治理的交互作用下,企业社会责任与企业绩效总体呈正相关关系。这些发现表明有效的公司治理能促进企业社会责任,有效公司治理模式下的企业社会责任对公司绩效产生积极影响,并为解构公司治理、企业社会责任和企业绩效的关系迷思,提供了新证据。     

公司治理的中国话语体系构造研究

由于西方国家长期主导公司治理的议程设置和评判标准,使得中国等新兴经济体的公司治理变革承受国外博弈和国内转型的双重压力。虽然中国经营传统商事公司的历史颇为久远,但无疑是探索现代公司治理制度的后来者。中国的公司治理制度框架深受西方范式的影响,既体现在历史演进过程中初始公司治理法律和政策实践的显著路径依赖,也体现在机制移植与本土制度情境的融合匹配密切相关。中国宜以西方公司治理理论话语的祛魅为起点,以公司治理演变历史的考察为支撑,以中国公司治理本土挑战的剖析为线索,立足本土确立中国公司治理的价值支点,系统推进平衡国外经验和本土实际、推进合规体系建设、厘清企业社会责任边界、衔接公司治理与证券监管等实践路径,藉此审慎探索公司治理的中国话语体系构造和表达。     

小议内部审计在公司治理中的重要作用及实现途径

在经济贸易全球化,资本市场一体化的背景下,随着股东新文化的出现与发展,公司治理机制已成为现代企业制度中最重要的架构,是企业经营者、投资者、执法者和立法者关注的焦点。本文从内部审计与公司治理的相关概念分析入手,论述了内部审计与公司治理的关系,在此基础上,分析了内部审计在公司治理中的作用。     

公司治理研究的理论、模型及其方法变革

公司治理研究的理论基础是经济学中的企业理论。企业理论研究的三个理论命题,核心是所有权问题。公司治理是企业控制权和剩余索取权的制度安排。公司治理研究的外部边界是经济制度、经济发展环境和社会文化环境。中国经济体制改革和经济发展特定背景下公司治理研究,应当把机理研究作为基础性理论研究工作。     

东盟五国的公司治理结构及其调整

东盟五国（印尼、马来西亚、菲律宾、新加坡和泰国）的公司治理结构属于典型的家族治理模式。它与东盟五国的企业发展历史相对较短有关，也是这些国家市场体系发育不成熟的产物。在特定的企业内外部条件与环境下，东盟五国公司治理模式有其优势也有其局限。近年来，东盟各国相继进行了公司治理结构的调整与改革。不过，从总体上看，这些家族企业在经营管理上的变革要快于所有权方面的变化。     

论现代企业治理机制下的内部控制制度和会计信息质量

随着社会的不断进步,市场经济体制也在不断发展,现代企业在这种背景下不断发生变革,比如企业的经营权和所有权分离开来,或者企业开始实行自主经营和发展的现代企业治理机制等,在这种现代企业治理机制下,企业的内部控制制度对于企业的有效经营起着举足轻重的作用,同时建立和健全有效的内部控制制度对于会计信息质量有着保障作用。本文首先分析了现代企业治理机制下内部控制制度和会计信息质量方面存在的问题,然后阐述了如何使企业内部控制制度得到完善以及如何使会计信息质量得到提高。     

论现代管理变革与企业公共政策选择

在公共管理理论设定国家、市场与社会的多元结构体系中,比较弱化的是市场经济主体管理理论变革问题。企业作为市场经济主体,在未来建设责任政府、责任社会的环境中必须承担起更大的社会责任,企业为此需进行管理变革和公共政策选择变革。企业积极参与公共服务、构建社会责任管理体系、积极建立社会责任认证制度等,是现代管理变革与企业公共政策选择的主要内容。企业利用第三方认证体系参与公共政策选择和社会责任管理,是一个可行性强的研究命题,同时也是经济全球化、知识化条件下企业重要的竞争策略。     

超产权论下股权激励对公司绩效影响的实证研究

超产权论认为,改善企业内部的治理结构的基本动力是引入竞争。就我国目前所处的转轨经济而言,公司作为一种制度的存在,其运行效率在很大程度上左右着经济发展。而对于其绩效的研究,则是经济绩效研究的微观层面。利用我国工业企业上市公司的数据,通过回归分析,验证了股权激励与公司绩效间倒U型的曲线关系。并且,在相对竞争的市场环境下,股权激励的正面效应更加明显。在综合考虑公司的内外影响因素后,产权的变更处于相对次要的地位,引入竞争机制和内部治理结构的变革更为重要。     

公司治理模式的趋同化与持久性研究——基于英、美、德、日等国的分析

20世纪末,英国、美国、德国、日本等国家和地区在公司治理立法和实务方面均发生了较大的变革,其结果是,以英、美为代表的市场控制模式和以德、日为代表的内部控制模式显现出一定程度的趋同。但是,公司治理变迁具有较强的路径依赖和制度互补性特征,不同公司治理模式在发生一定程度的趋同的同时,仍表现出较强的持久性。这表明,在全球化背景下,不同公司治理模式不可能完全趋同,而将出现一种趋同与持久性并存的局面。     

制度互补性与公司治理趋同

公司治理制度必须与其所在社会现有其他制度相互补。这就决定了公司治理本身具有一定的惰性,因此,公司治理趋同只能是相对的,现有公司治理模式的差异性将会长期存在。就一国而言,在全球化背景下,在公司治理趋同化进程中,不能够不顾与现有制度的适应性而盲目地移植其他国家或地区的治理制度。     

国家治理现代化背景下企业社会责任实践创新——兼论突发性重大公共危机治理的企业社会责任实践范式

企业是推进国家治理体系与治理能力现代化的重要微观市场主体，如何通过企业社会责任实践参与和推动社会治理创新，应对和解决突发性社会公共问题，成为国家治理体系与治理能力现代化的重要议题。从企业社会责任治理模式、实践议题、实践主体、实践范式等方面阐述国家治理体系与治理能力现代化导向下的企业社会责任转向。更进一步地，以新型冠状病毒疫情应对为例，深入阐述在特大型公共危机治理过程中，企业如何通过社会责任实践参与重大公共危机治理的多元范式（基于传统个体型的原子式、基于供应链的价值链式、基于战略联盟的联动式，以及数字化平台经济时代基于平台企业主导的商业生态圈与基于公共治理平台主导的社会生态圈等5种范式）推动治理主体、治理过程以及治理手段与工具优化创新，从而为企业助力国家治理体系与治理能力现代化提供理论和实践启示。     

Why are social enterprises good candidates for social innovation? Looking for personal and institutional drivers of innovation

The last few years witnessed theoretical and practical contributions to the field of social innovation and social enterprise. However, analysis of the interplay between these two different realms is still limited. This article aims to fill some gaps in this respect. We deal with historical reconstruction of the concept of Social Enterprise and Social Innovation, and their conceptual premises. We consider the process of creation of social innovation in social enterprises. As members’ motivations, ownership rights and governance rules in social enterprises create a new relational context and new routines, which are germane to the production of social knowledge and deliberation, social innovation can be considered one of the main outcomes of this setting. Social motivations, collective action of a cooperative kind, multi‐stakeholder governance and socialization of resources, and their interplay are singled out as main drivers of innovation. Social innovation is seen as akin to novelty in social interaction, a non‐standardized and non‐standardizable outcome of the operation of this organizational form.     

董事长—总经理校友关系对公司创新投入的影响——公司内部控制与机构投资者持股的调节作用

作为社会关系的重要一环,校友关系会对管理者决策产生影响。选取2012—2017年中国沪深两市A股上市公司为研究样本,利用固定效应模型检验董事长—总经理校友关系对公司创新投入的影响,通过考察公司内部控制和机构投资者持股对上述影响的调节作用,进而揭示其中相关作用机制。结果显示：董事长—总经理校友关系会促进公司创新投入;公司内部控制和机构投资者持股均正向调节董事长—总经理校友关系对公司创新投入的促进作用。进一步研究发现,董事长—总经理校友关系对公司创新投入的促进作用在非国有企业、高科技公司中更显著,而地区市场化程度差异对上述促进作用的影响并未表现出显著不同。研究结论能够为公司更有效地植入校友文化、完善选人用人与高管再教育机制等提供管理启示。     

服务外包中组织双元学习对供应商创新能力的影响——治理机制的调节作用

通过提升自身创新能力应对市场竞争，已成为多数服务外包供应商的重要战略选择。基于社会网络理论和组织学习理论，运用174对发包企业与供应商企业的有效配对调查数据，探究组织双元学习对供应商创新能力的影响，检验契约治理机制和关系治理机制的调节作用。结果发现：①探索式学习与利用式学习均对供应商创新能力具有积极影响；②关系治理机制在组织双元学习与供应商创新能力关系中起正向调节作用；③契约治理机制在组织双元学习与供应商创新能力关系中呈负向调节效应。研究结论有助于厘清组织双元学习影响供应商创新能力的内在机理，对我国服务外包企业有效运用不同组织学习方式提升自主创新能力具有一定借鉴意义。     

政府治理影响企业创新绩效的机制：市场效应与羊群效应

政府行为对于企业创新及其经济后果极为重要。以沪、深A股上市公司相关数据为样本,并以市场效应和羊群效应为分析路径,实证检验了政府治理影响企业创新绩效的微观作用机理。结论表明,政府治理水平通过市场效应和羊群效应对企业创新绩效产生积极作用,其中市场效应的作用更为突出。此外,政府治理对企业创新投资羊群行为及企业创新绩效的治理效应在非国有企业中更为显著。     

Governing new global health-care markets: the case of stem cell treatments

Stem cell innovation has enabled the growth of a global market of treatments for a wide range of diseases but most of this market operates outside the domain of orthodox forms of innovation governance. Much of the analysis of this issue has adopted a supply side perspective informed by the values of the orthodox scientific model of biomedical innovation, arguing that national and transnational regulation has failed to impose appropriate standards on the ‘illicit’ supply of stem cell treatments. In contrast, this paper shows how and why the analysis of global stem cell innovation governance must incorporate the market and health consumer demand into the conceptual framework. Central to the argument is the role of innovation models in mediating the relationship between demand and supply in the global market of new stem cell treatments. Different models of scientific and medical innovation mediate that relationship in different ways and, in jurisdictions where health consumer demand is frustrated, may result in parallel political demands for change in stem cell innovation governance. Such demands are likely to be resisted by the dominant scientific model, producing a further response from health consumers and a continuing dynamic in the political economy of stem cell treatments.     

双边关系质量与合作治理模式:整合分布式创新核心机制的概念模型

分布式创新是近年来技术创新领域的一个前沿主题,已有学者发现企业间双边关系质量对分布式创新结果和绩效具有促进作用,但关于其对分布式创新过程及治理模式的影响仍缺乏机理性认识。从社会网络视角,基于分布式创新机制与合作治理理论,提出了企业间关系质量—分布式创新机制—合作治理模式的分析框架。通过深入分析分布式创新中双边关系质量对合作治理模式选择的影响,构建了一个由分布式创新内在机制和合作涉及的技术范围组成的带有中介和调节作用的路径整合模型。总体来说,解释了双边关系质量通过完善分布式创新机制使得企业更倾向于选择股权合作模式的内在机理,希望通过该模型为后续学者提供一个分析双边关系特征与合作创新之间关系的新思路。     

公司治理与技术创新：综述及启示

在技术创新的决定因素中,除了政府层面、市场层面和企业层面外,近年来公司治理因素日益引起关注。然而公司治理的主流理论（股东理论和利益相关者理论）均没有涉及创新,将关注点放在剩余收益的分配。新兴的组织控制理论认为公司治理应关注剩余收益的产生,即企业创新的条件和过程,提供了一个关于治理与创新关系的理论框架。现有治理与创新关系的研究涉及公司内外部治理的各个方面,获得诸多共识,但在一些重议题上仍存在争议。进一步研究应从实证分析转向理论分析,关注第三方因素及不同公司在治理实践中的结构性差异。     

社区社会组织在社会管理中的协同作用——以杭州市为例

社区社会组织是基层社会领域中最为重要的组织形式之一,在社会管理中可以发挥积极的协同作用。杭州市社区社会组织发展的案例表明,它们在社会资本、制度设计与技术平台方面具有较好的协同动因,并在集结公民意愿、促进居民融合、提供社会服务、调处社会矛盾等方面发挥了积极的协同作用,从而推动了社会管理新格局的形成。政府需要建立健全制度框架和政策法规,为社区社会组织营造良好制度环境,而社区社会组织则需要提高自身能力,拓宽与政府、市场之间的协同领域,并且创新协同方式。     

机构投资者如何影响企业创新——兼论机构投资者与企业异质性

机构投资者作为我国资本市场的重要组成部分,在公司治理外部监管等方面发挥着不可小觑的作用。将公司治理传导效应纳入机构持股与企业创新关系及作用机理分析框架,基于2007—2018年A股上市公司数据进行实证检验。结果发现,机构投资者持股显著促进企业创新,内部控制有效性、核心技术人员股权激励和管理费用控制是机构投资者促进企业创新的3个重要传导路径。另外,战略型机构投资者对企业创新的影响相较于财务型机构投资者更为突出;同时,机构投资者对非国有企业创新存在显著促进作用,但对国有企业整体创新的影响不显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