广东省终端能源消费碳排放增长的驱动因素

将居民能源消费的二氧化碳排放纳入研究范围,采用LMDI分解法对2000—2011年广东省终端能源消费碳排放增长的驱动因素进行分析。结果显示:在影响碳排放增长的各种因素中,经济规模、人口规模和收入对碳排放增加整体上表现为正效应;产业结构、生产部门能源强度、生产部门能源结构和能源碳排放因子整体表现为负效应;生活部门的能源强度和能源结构的效应不确定;总体上正向驱动效应超过负向驱动效应,致使广东省的碳排放量呈不断上升态势。     

省域碳排放影响因素分析及减碳机制探讨——以浙江省为例

论文基于1990—2015年浙江省碳排放时间序列数据,采用STIRPAT模型,探讨驱动浙江碳排放量增长的主要影响因素和各因素的影响程度,明确碳排放控制的主要领域。结果表明人均GDP、人口规模、能源强度、能源结构、产业结构对碳排放量增加有正向驱动作用,而城镇化率对碳排放量增加有负向驱动作用。人均GDP和人口规模对碳排放量增长的贡献最大,但2000年后人口规模的驱动作用逐渐减弱,经济规模扩大成为碳排放量的主要增长因素。能源强度和城镇化率对碳排放量减少的贡献最大,能源结构的贡献率较低。基于此,提出了提升经济发展质量、促进城镇发展转型、提高能源管理效率等具有针对性的减碳对策。     

低碳经济发展中的碳排放驱动因素实证研究——以浙江省为例

本文基于三大产业和居民生活部门的12种能源消费量数据,较全面地测算了1995—2008年浙江省碳排放量,建立了碳排放驱动因素分解模型,将碳排放的驱动因素分解为能源强度、结构调整、经济发展和人口规模等四大类效应,并采用对数平均权重分解法(LMDI)测算了各类效应对碳排放量的贡献值、变化趋势及相互作用机理。研究结果表明,1995—2008年,浙江省碳排放量呈现不断上升的趋势;经济发展和人口规模对碳排放的正向驱动效应远超过能源强度和结构调整产生的负向驱动效应。本文同时测算出浙江已跨越了碳排放强度的高峰阶段,但仍处于碳排放强度高峰迈向人均碳排放量高峰的阶段。为缩短不同碳排放高峰的跨越时间,降低高峰峰值,本文提出了加快低碳经济发展的相关政策建议。     

中国资源型产业低碳转型影响因素实证研究——基于STIRPAT模型的动态面板数据检验

文章提出了中国资源型产业低碳转型机理的理论假说,运用改进的STIRPAT模型和两阶段系统广义矩估计方法,实证检验了中国资源型产业低碳转型的主要影响因素,结果显示:(1)资源型产业经济增长和产业人口规模增加通过规模增长效应对资源型产业低碳转型带来显著抑制作用;(2)技术进步因素主要通过提高能源效率能有效控制和降低资源型产业碳排放,进而对资源型产业低碳转型起驱动作用;(3)产业内部结构变化对资源型产业低碳转型具有正向驱动作用;(4)低碳规制能有效发挥能源效率和产业内部结构对资源型产业低碳转型的驱动作用,同时有效降低能源消费结构对资源型产业低碳转型的抑制作用;(5)资源型产业低碳转型是一个动态累积的过程,应当保持政策的延续性,最大限度实现低碳规制的正向促进作用。     

低碳经济发展的驱动因素研究——以浙江省为例

本文从人口规模、经济发展水平、能源强度、单位能耗碳排放量、能源消费结构、产业结构、城市化、国际贸易分工等方面探讨了低碳经济发展的主要驱动因素,对STIRPAT模型进行了扩展,利用1990~2008年浙江省的统计数据,对低碳经济发展的驱动因素及其贡献率进行了实证研究。研究结果表明:人均GDP、能源强度、人口规模、单位能耗碳排放量和能源消费结构对碳排放总量有显著正向影响,其中人均实际GDP的影响最大,能源强度的影响较大,人口规模和单位能耗碳排放量的影响较小,能源消费结构的影响最小,而产业结构、城市化水平、国际贸易分工对碳排放总量的影响不显著;人均实际GDP持续增长是碳排放增长的最大正向驱动因素,对碳排放增长的贡献率最大,能源强度变动是碳排放增长的最大负向驱动因素,能源强度变动对碳排放增长具有一定的抑制作用。     

中部六省能源消费碳排放时空演变特征及影响因素

采用2005—2016年中部六省能源消费碳排放面板数据,对其能源消费碳排放时空演变特征及其收敛性进行分析,在此基础上运用LMDI分解方法,探索产出规模、能源强度、产业结构、人口规模及能源结构等因素对中部六省能源消费碳排放的影响,并分析各影响因素的空间特征。结果表明:(1)各省能源消费碳排放均存在收敛,且收敛于各自的稳态水平,各省之间的差异短时间内不会消失;(2)除能源结构变化对中部六省碳排放表现为负效应之外,其余五个因素对其碳排放均表现为正效应,各效应按累积贡献率绝对值大小依次是:产出规模效应、能源强度效应、产业结构效应、人口规模效应和能源结构效应;(3)各因素对中部六省能源碳排放影响均存在明显的空间差异,其中产出规模扩大对湖南能源碳排放拉动作用最大,能源强度下降对湖南能源碳排放的抑制作用最大,产业结构变化仅对山西能源碳排放起到抑制作用,人口规模变化仅对安徽省能源碳排放起到抑制作用,能源结构变动对安徽、河南以及湖北能源碳排放表现为正效应。     

基于产业异质性的资源型产业碳排放驱动因素及脱钩关系研究

文章从产业异质性视角出发,将资源型产业划分成高耗能—低碳(Ⅰ型)、低耗能—高碳(Ⅲ型)和低耗能—低碳(Ⅳ型)三类异质性产业,运用LMDI法,分解异质性产业碳排放驱动因素,测算驱动因素的贡献率,结合Tapio脱钩理论,探讨驱动因素对碳排放与经济增长脱钩关系的影响。结果表明,碳排放强度和能源强度总体呈现负向抑制作用,其贡献力强度为Ⅳ型Ⅲ型Ⅰ型;能源结构总体上也呈现负向抑制作用,其贡献力强度为Ⅲ型Ⅰ型Ⅳ型;经济规模始终呈现的是正向作用,其贡献力强度为Ⅳ型Ⅰ型Ⅲ型,说明碳排放驱动因素的驱动效应存在产业异质性。因此,制定差异化的节能减排策略,才能更有效地促进资源型产业的低碳发展。     

建设用地碳排放驱动因子及脱钩效应贡献分析--以安徽省为例北大核心

基于安徽省统计数据,对建设用地碳排放量进行测度,然后运用扩展的Kaya等式和LMDI法对建设用地碳排放驱动因素进行分解,进一步对脱钩效应及其贡献因子进行分析。结果表明:自2000年以来,安徽省建设用地规模以年均4.8%的速度不断扩张,同时,建设用地碳排放以年均12.87%的速度激增,到2019年达到747.23万吨。建设用地碳排放增加的驱动因素按贡献大小排序依次是能源强度、建设用地规模、经济增长和城市人口密度,促进建设用地碳排放减少的因素是产业结构和能源结构。建设用地碳排放与经济增长呈现弱脱钩,对脱钩经济增长努力有效的五大因素按贡献大小排序依次是能源结构、产业结构、建设用地规模、能源强度和城市人口密度。调整能源结构、优化产业结构和调控建设用地规模等可成为未来安徽省抑制建设用地碳排放应优先考虑并重点采取的有效措施。     

中国省际隐含碳排放空间与产业转移路径

采用省市间细分行业的投入产出和碳排放数据,构建多边贸易视角下的多区域投入产出MRIO模型,分析中国省际隐含碳排放空间转移和产业转移的规模与路径。结果表明:省际碳排放呈现出由中西部欠发达省市向东南部经济发达省市转移的区域空间路径,地理临近效应和产业结构互补效应构成转移主因;省际碳转移的产业路径大致沿产业链由欠发达地区上游产业向经济发达地区下游产业转移,电力、热力的生产和供应业等是碳转出的主要产业来源。     

中国省际隐含碳排放空间与产业转移路径研究

采用省区间细分行业的投入产出和碳排放数据,构建多边贸易视角下的多区域投入产出MRIO模型,分析中国省际隐含碳排放的空间转移和产业转移的规模和路径。结果表明：省际碳排放呈现出中西部欠发达省区向东南部经济发达省区转移的区域空间路径,地理临近效应和产业结构互补效应是转移主因;省际碳转移的产业路径大致沿产业链由欠发达地区上游产业向经济发达地区下游产业转移,电力、热力的生产和供应业等是碳转出的主要产业来源。     

基于空间面板模型的我国区域碳排放分析

运用空间面板模型对我国省域碳排放分别从全国层面及东、中、西三大区域层面进行空间计量分析。分析结果表明:总体而言,全国省域碳排放存在显著的空间正自相关性,各省份碳排放对相邻省分的碳排放具有溢出效应;区域层面上,我国东、西部省域碳排放存在正向的空间相关性,而中部地区存在负向的空间相关性;人均GDP、人口规模、能源强度对我国三大区域碳排放均存在显著的正向影响,但影响强度有所不同;产业结构对东部地区碳排放有显著影响,但对中、西部地区影响不显著;能源消费结构对中、西部地区碳排放有显著影响,但对东部地区影响不显著。     

中国农业碳排放变化因素分解研究——基于能源消耗与贸易角度的LMDI分解法

在我国农业碳排放变化影响因素中,进口效应对我国现阶段农业能源消费碳排放的贡献率最大,其他各影响因素按贡献率绝对值累计大小依次是贸易条件效应、出口反效应、产业规模效应和能源效率效应。针对于农业能源的碳排放,"碳泄漏"观点并不可靠。我国应改善农产品的贸易条件,加快农业节能环保技术的开发与利用,合理制定农产品进出口价格,有效减少我国农业能源的碳排放。     

长三角城市工业碳排放因素分解模型及实证分析——以南京和苏州两市比较分析为例

南京和苏州作为长三角地区重要的中心城市,是中国目前城市化程度较高且具有较高经济增长潜力的地区。近年来随着工业经济的发展与能源消费量的剧增,碳排放量也在呈现不断上涨的态势,而工业碳排放的不断增加是主导因素。在对南京和苏州两市的工业经济、能源消费以及工业碳排放现状的比较分析的基础上,通过建立因素分解（LMDI）模型。定量分析工业经济规模、能源结构以及能源强度对该地区碳排放的影响。结果表明,工业经济规模效应均是两市工业经济碳排放不断增长的主要促进因素,而能源强度效应是南京市工业碳排放增长的主要抑制因素,能源结构效应是苏州市工业碳排放增长的主要抑制因素。在此基础上,根据两市的具体状况,分别提出发展低碳经济的相关政策建议。     

中国产业用水变化驱动效应测度及空间分异

文章综合考虑了经济水平、产业结构、用水强度及人口规模四因素对产业用水量的影响,基于扩展的Kaya恒等式建立因素分解模型,应用LMDI分解方法对中国1997—2007年的三次产业用水量变化进行分解分析,以从时间序列上探讨其主要的影响因素并量化其贡献率;同时结合ISODATA聚类模型对各效应进行空间聚类,从而对各效应进行空间分异分析。结果表明:①经济水平的提高和人口规模的扩大拉动了我国产业用水量的增长,1997—2007年其效应平均值分别为670.47×108m3和33.47×108m3;而产业结构效应和用水强度效应对产业用水量的扩展起到一定的遏制作用,同期效应均值分别为-208.62 m3和-480.62 m3;②1997—2007年经济水平效应和人口规模效应的平均贡献率分别为1 056.96%和12.83%,而产业结构效应和用水强度效应的平均贡献率分别为-117.64%和-852.16%。经济发展水平和用水技术水平是导致我国产业用水量变动的决定性因素;③各种效应的空间分异反映出我国的经济发展水平、产业基础、技术水平和人口数量与效应的驱动作用存在着密切的关系,因此我国产业用水的"零增长"与"负增长"的目标需要在国民经济的不断发展中实现,水资源短缺的问题也将在经济水平提高的过程中得以解决。研究结果对于正确理解我国产业用水量变化与经济发展之间的关系以及产业发展政策的调整及可持续发展研究具有一定的参考价值。     

开放经济条件下物流产业碳排放驱动因素分解及脱钩效应研究——以陕西省为例

在对陕西省物流产业碳排放量进行测算的基础上,利用LMDI技术对陕西省2006—2016年物流产业碳排放驱动因素进行分解研究;并依据DPSIR脱钩模型对该产业碳排放脱钩效应进行测度。结果表明:经济产出对陕西省物流产业碳排放增加起到拉动作用,而能源结构优化和能源强度效率对碳排放增加起到一定的抑制作用,且能源结构的优化作用高于能源效率提升带来的碳排放减少;此外,陕西省物流产业碳排放表现出一定的脱钩效应,且在"十二五"期间脱钩效应存在着强弱转变。据此,文章提出应该从政府主导、企业主体、市场驱动、社会参与等方面提升能源利用效率、优化能源结构从而促进陕西省低碳物流的发展。     

湖北省工业行业碳排放驱动因素分解——基于面板数据的实证分析

基于2000—2016年湖北省工业行业面板数据,采用对数平均迪氏分解(LMDI)方法探究了工业从业人口规模、经济效率、行业结构、能源结构、能源效率五大因素对工业碳排放的影响。研究发现:(1)能源消费结构是工业整体碳排量增长的主要驱动因素。(2)高碳行业和中碳行业对促进工业碳排量增长具有明显正效应,低碳行业抑制工业碳排量增长的效果不明显。(3)经济效率和行业结构在不同碳排放水平的行业中对碳排量增长贡献值始终为负。根据研究结论,提出对应的政策建议。     

人口因素对城乡居民生活能源碳排放的作用对比研究

文章估算了2009—2013年中国各省份城镇、农村和城乡总体的居民生活能源碳排放量,并运用空间统计与空间计量方法研究了人口相关因素对于城镇、农村不同层面居民生活能源碳排放的作用效应及其差异。结果表明:不同层面的居民生活能源碳排放均具有正的空间相关性;城镇、农村不同层面下,人口因素对居民生活能源碳排放的作用效应存在明显的差异;城镇地区的最终居民人口消费影响最大,弹性系数为0.618 2,人口规模、人口老龄化率、户规模分别具有显著的正向、负向、负向作用,性别比为非显著的正向影响;农村地区的人口规模是最重要的影响因素,其弹性系数为0.609 4,最终居民人口消费具有显著的正向影响,人口老龄化率、性别比、户规模分别是非显著的负向、负向、正向作用。     

我国西部能源产业技术溢出与产业集聚累积循环效应的实证研究

本文选择我国西部石油天然气产业和煤炭产业为研究样本,对我国西部能源产业的技术溢出与产业集聚的累积循环效应进行了实证检验。研究结果表明：①西部地区能源产业技术溢出与产业集聚之间存在着累积循环效应;②资源禀赋差异是我国西部能源产业集聚的首要影响因素,而技术溢出、劳动力集聚以及中间投入要素的集中也与能源产业的集聚存在正相关关系,这与新经济地理学派观点相一致;③西部地区能源产业集聚水平、竞争程度、专业化程度以及西部地区产业的分散化程度与其技术溢出水平显著相关。因此,只要构建好西部能源产业创新平台,就可以充分发挥产业集聚与技术溢出之间的正反馈作用,从而促进西部地区由能源优势向产业优势进而向经济优势的转化,以实现我国区域经济的协调发展。     

贡献量和敏感度双视角下云南省高耗能行业碳排放控制研究

高耗能行业是碳排放的主力军,控制其碳排放是实现中国碳排放达峰以及进行绿色低碳转型的重要组成部分。论文在传统碳排放影响因素分析的基础上引入敏感度来表征减排效率,从规模效应(人口、经济发展)、结构效应(工业化率、能源结构、行业结构)、技术效应(碳排放系数、能源强度)三种类型的七个影响因素出发,研究2006—2017年各影响因素对云南省高耗能行业碳排放的贡献规律和敏感程度。结果表明:(1)云南省高耗能行业能耗和碳排放集聚现象明显,各行业碳排放规律存在行业差异,但达峰节点存在趋同性;(2)碳排放影响因素整体上以经济发展、工业化率和人口规模为增碳的正效应,能源强度和行业结构表现为减碳的负效应;(3)在三个五年规划期内,碳排放影响因素的敏感度呈现明显的规律性,表现出了从混乱到有序的过渡,最敏感的因素实现了从能源强度向碳排放系数的转变。     

基于MRCI和LMDⅠ Ⅱ的我国能源消费变动分析

在对我国能源消费现状分析的基础上,运用投入产出分析原理、无残差的完全结构分解法(MRCI)和指数分解法(LMDⅠⅡ)分别从国家产业层面和我国地区层面进行量化分析,计算各因素对我国及我国地区能源消费增长的影响效果及贡献率。分析发现产出规模效应和生产结构效应对我国能源消费增长起到主导作用,而我国能源强度效应能有效抑制我国能源消费的增长;产出规模效应和能源强度效应是影响我国地区能源消费增长的主要驱动因素,产出规模效应对我国地区能源消费增长起到促进作用,而能源强度效应能有效抑制我国地区能源消费的增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