未成年人适用罚金刑问题研究

未成年人世界观、人生观都处于形成阶段，适用自由刑极易造成交叉感染。用罚金刑替代短期自由刑，既是刑罚轻缓化、非监禁化的改革趋势，也符合教育、感化、挽救、改造的司法政策，符合未成年人心理、生理发育规律。我国新刑法虽然顺应世界潮流大幅增加了罚金刑的适用范围，但与其他国家的成功经验相比仍存在较大差距，所以应进一步完善相关立法，采取加强执行力度等措施，改善罚金刑的适用现状。     

扩大罚金刑的几点思考

随着我国国民经济持续快速发展,人民生活水平的不断提高,刑罚价值观念的转变,以及全世界范围内的轻刑化趋势,罚金刑越来越显示出存在的重要价值,扩大罚金刑的适用是大势所趋。笔者从易科罚金及其缓期执行、罚金刑适用的标准、罚金刑易科制度及未成年人适用罚金刑方面对罚金刑的扩大适用进行探析。     

罚金刑简析

１９９７年新《刑法》在１９７９年刑法的基础上，扩大了罚金刑的适用范围。对罚金刑的适用对象、适用原则、适用方式及执行等内容进行分析与探讨，有助于正确理解与执行新《刑法》。     

新视角下的个人非贪利与侵财型罚金刑适用问题

目前对于罚金刑的讨论思路主要集中在罚金刑的利弊分析、罚金刑是否体现了刑法的价值以及罚金刑的发展趋势三个方面。本文突破常规思路,在对罚金刑进行必要分类的基础上从经济学的两个新视角出发,重新论述了个人非贪利与侵财型罚金刑的适用问题,在此思路基础上并就几个争议颇大的相关问题做出了阐释。     

论罚金数额立法方式的选择——以通货膨胀对罚金数额影响为视角

在有限罚金教额规定模式下,物价上涨、通货膨胀虽然不会影响罚金刑的惩罚本质,却影响了罚金的惩罚程度,引发法定刑配置不平衡,有损罪刑均衡原则。有限罚金数额立法方式难以应对通货膨胀,在比较各种罚金数额立法方式的基础上,在经济刑法单位犯罪中提倡以倍比罚金制立法为主导模式。     

我国金融犯罪刑罚配置的调整与完善——兼论金融犯罪法律责任体系的构建

金融犯罪主要是法定犯,与自然犯有明显不同,因而在刑罚配置上应体现其特殊性。立法观念的更新要在立法技术更新之前。应本着更为理性的立法观念进行改革,使金融刑法的刑罚模式既能够起到惩治、预防犯罪的作用,又使得正常的金融秩序得到维护和修复。对金融犯罪适用死刑缺乏人道性、经济性,且与国际潮流相违背。缩短有期刑的量刑幅度,对司法实践具有重要意义。应当减少倍比罚金制、无限额罚金制,代之以限额罚金制、百分比罚金制等。应当特别重视资格刑的增设。从根本上惩治金融犯罪,要发挥多种法律手段的作用,还要进行经济体制的革新,弥补法律以及监督体制上的不足,以此来消灭各种金融失范行为滋生的沃土。     

日额罚金刑研究

日额罚金刑源于北欧国家,已有近百年发展历程的制度已经在世界上许多国家取得了成功,而且日额罚金制正以它所具有的巨大优势越来越受到人们的关注。相比之下我国现行的罚金刑制度存在诸多不足,笔者欲通过对日额罚金刑的研究,探索对我国罚金刑执行的改良之路,以顺应世界潮流和满足司法实践的需要。     

浅析单位承担罚金刑的方式

刑法规定,公司、企业、事业单位、机关、团体等单位犯罪的,要对单位判处罚金.单位承担罚金刑的具体方式主要有全额缴纳、部分缴纳、免除缴纳等.存在公司人格否认情形时,单位不承担罚金刑的处罚.     

刍议易科罚金制度之构建

由于犯罪及其行为个体的情况千差万别,因此刑罚应当是灵活而非僵硬的.伴随着刑罚轻缓化的趋势,短期自由刑的弊端日益显现,作为消弭短期自由刑不足的替代方案,易科罚金制度应运而生.从合理性、可行性、必要性的角度进行分析,易科罚金制度具备理论上的支撑.在制度设计上,应当对适用案件范围、程序启动模式、易科配比标准、法律救济途径等环节进行考量,从而通过构建易科罚金等相关司法制度,通达刑罚内在体系间的间隙,实现罪与罚之间的动态平衡.     

论受贿罪刑罚的完善

刑罚规定恰当与否直接关系到刑法的适用效果。刑法就受贿罪的刑罚种类、刑罚幅度等设置上存在不科学、不合理之处,需进行修改。主刑罚应取消死刑,延长自由刑期限;附加刑中应增设罚金刑,资格刑,限制没收财产刑,定罪数额应与经济发展相适应,其他定罪量刑因素尽量细化,以充分体现罚当其罪的刑罚理念。     

我国刑罚轻缓化的经济分析——兼论罚金刑和自由刑的适用

刑罚轻缓化已经成为刑罚结构改革的总体趋势,通过对刑罚轻缓化的经济分析,我们可以挖掘出刑罚轻缓化背后深层次的原因,那就是＂高概率的惩罚与轻刑化＂的组合是预防和控制犯罪最为经济有效的方式,而轻刑化即我们所谓的刑罚轻缓化。在刑罚轻缓化的背景之下,透视罚金刑与自由刑的适用,我们可以发现罚金刑更符合刑罚轻缓化之意旨,应提升到主刑的地位,未来我国的刑罚结构改革也应以罚金刑为主导,而自由刑只起辅助的作用。     

比较视角下反贪污贿赂犯罪的变革与建构

腐败是国际社会共同面临的最大难题之一,我国立法在刑事指导政策、贪贿犯罪客体、刑罚配置等方面仍旧存在许多问题,影响了打击贪贿犯罪的有效开展.当前应当在借鉴《联合国反腐败公约》和世界各国的相关立法,构建宽严相济的刑事政策体系,从根本上严密法网设置,调整刑罚梯度,增加罚金刑,完善公务员财产申报制度,以实现我国反贪贿立法的健全...     

论刑法中资格刑的合理性及我国的立法完善

现代刑法中资格刑的地位日益突出。以环境刑法为例,资格刑在适用刑罚观念变迁、刑事政策趋势、惩罚犯罪需要以及刑事立法体例调整等方面均具有显著合理性。我国刑法应当加强有关资格刑的立法。     

知识产权犯罪控制中贯彻宽严相济刑事政策研究

我国侵犯知识产权犯罪刑事控制应贯彻宽严相济刑事政策.在定罪中体现区别对待这一宽严相济刑事政策精神,从严打击假冒商标和版权盗版犯罪行为,对专利和商业秘密犯罪的刑事控制相对从宽.在量刑上对侵犯知识产权犯罪积极适用缓刑和罚金刑,并可适用恢复性司法,力求以宽济严.     

附加刑数罪并罚的实务困境与司法消解

附加刑数罪并罚存在合并执行理解困难、财产刑与罚金刑并罚方式混乱、财产刑漏罪与新罪时并罚必要性不明的实务困境,带来了刑事人权的破坏、司法权威的毁损以及执行不力的增加。在兼顾罪责刑相适应与刑罚人道主义的原则以及兼顾刑事法治权威与灵活高效原则下,应当明确合并执行并非仅指并科方式,在附加刑种类性质完全没有联系时指的是并科方式,在种类不同、性质相同时可以采取吸收方式,在种类相同时可以采取并科方式。灵活高效地处理附加刑的数罪并罚,有利于保护被告人及被害方的隐性人权。     

宋代的换刑制度

官当、赎铜是宋代换刑的两种法定形式。宋代律敕兼行之下，其换刑制度既有唐律之制的因袭，也有宋代敕文的适时变革。官当适用的刑罚范围扩大，但适用的官范围缩小；赎铜在适当调整适用对象范围的同时，扩大了赎“刑”的范围，名为“赎铜”实则纳钱。     

走私普通货物物品罪应保留死刑——兼论对走私个罪死刑存废的立法策略

现阶段从走私罪的现状、走私罪的本质和危害、宽严相济的刑事政策以及司法实践来看,《刑法修正案（八）》对走私普通货物物品罪死刑的废除是不妥当的,走私个罪与个罪、刑与刑之间存在不均衡现象。应全面启动对走私罪的立法修正,重塑走私罪的立法类型和罪刑结构。建议分别设立走私应税货物物品罪、走私限制进出境货物物品罪和走私禁止进出境货物物品罪。走私普通货物和走私毒品应保留死刑适用。     

论《刑法修正案（八）》对走私犯罪的刑罚修正

《刑法修正案（八）》适当取消近年来较少适用或者基本未适用过的部分走私犯罪的死刑刑罚，符合我国现阶段经济社会发展实际，也符合“少杀、慎杀”的刑事司法政策；在取消死刑的同时，《刑法修正案（八）》调整和完善了走私犯罪生刑刑罚结构，保持了刑罚调整的科学性；修改了走私普通货物、物品罪的构成要件，加大了对“蚂蚁搬家”型走私行为的打击力度，使走私犯罪的刑事立法更趋前瞻性和全面性。     

制作、传播计算机病毒罪的解读

通过对制作、传播计算机病毒罪罪名、犯罪构成及刑事责任进行解读，从而得出：该罪的名称应是制作、传播计算机病毒罪，而不应该是破坏计算机信息系统罪；主体中的自然人最低年龄应当降低并把单位纳入其调整的范围；主观认定上应采纳严格刑事责任；刑罚配置上应增设罚金刑和资格刑。     

沈衍庆及其《槐卿判牍》浅析

沈衍庆是清代道光成丰年间长期担任江西地方县令的廉吏。他所任职的金溪、兴国、安义、泰和、郝阳都是江西号称难治剧邑，在地方吏治中覆盖江西几个主要地区，颇具代表性。他的《槐卿判牍》完整地保留了当时江西各地民刑诉讼最直接的史料。通过判牍内容所反映的案例现实，来侧观清代中期江西地方诉讼状况，为研究清代江西地方司法制度史创造了有利条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