对“市管县”和“省管县”体制的若干思考

地方政府管理体制是国家行政管理体制中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地方政府机构改革能否顺利完成，决定着国家行政管理体制和机构改革的最终成败。当前我国正在酝酿对省级行政区划进行新一轮调整，其中最为引人注目的就是将原有的“市管县”及时变更为“省管县”，实行了20多年的“市管县”体制因何而得以建立起来，它究竟存在怎样的弊端，新的“省管县”体制到底应该如何建构，解决好这些问题是进行行政体制改革中必须面对的挑战。     

当前中国经济“增长红利”研究

2014年政府工作报告确定中国本年经济增长为7.5%左右,让经济在合理的区间内运行。这意味着中国从全面深化改革的元年开始经济增长将从高速向中高速换挡,因为支撑中国三十多年的人口、制度、净出口和投资的红利在慢慢在消失,但是中国才刚刚达到中等国家收入水平,如何防止陷入到拉美的“中等收入陷阱”,必须寻求到新的“增长红利”;进一步释放“制度红利”,调整好产业、投资、消费和进出口结构,汲取“结构红利”,转变“人口红利”为“人力资本红利”。     

“原因”背后的原因——地方政府债务形成的“根源”探寻

目前，地方政府债务问题已成为中国经济改革和社会发展过程中的压力和掣肘。地方政府债务的成因问题，许多学者已从不同的角度给出了解释，但这些解释都不足以说明地方政府债务产生的真正原因，地方政府债务产生与扩大的深层次原因在于中央政府与地方政府在改变双方间财权与事权分配现状时的“经济人”理性、地方政府作为“双重代理人”对预算与效用最大化的追求以及地方政府在效用最大化追求过程中的设租与寻租行为等。     

关于“市场经济地位”的思考

目前,中国是遭受反倾销最多的国家。“非市场经济地位”是中国反倾销诉讼中最大的一个槛。本文试图通过分析“非市场经济地位”和“替代国”做法的由来以及实质,来帮助我们更好地面对“非市场经济地位”,早日争取“市场经济地位”。     

地方政府隐性债务加剧“创新陷阱”了吗——基于上市企业实质性创新的证据

创新是实现中国式现代化的重要动力，地方政府隐性债务是系统性金融风险的重要来源。研究发现：地方政府隐性债务虽然提高了创新数量，却抑制了其质量改进，加剧了“重数量、轻质量”的“创新陷阱”；地方政府隐性债务通过挤占信贷资源、诱导企业金融化抑制了创新数量与质量提升；地方政府隐性债务带来了政府补贴的激励扭曲，使得企业为争夺有限的补贴而更加注重创新数量的增加却忽略了质量的提升；地方政府隐性债务更容易使政企关系较为密切的企业、经济发展较为落后地区的企业陷入“重数量、轻质量”的“创新陷阱”。     

地方经济增长目标对企业研发投入的影响与机制——基于“发展方式—政绩考核—政府行为—经济效应”范式的分析

经济增长目标管理是中国政府驱动经济发展的重要抓手之一,地方经济增长目标的设定与实现会对地区经济发展和微观企业行为产生重要影响。在主要追求数量增长的粗放型经济发展方式下,GDP增长率成为地方政府绩效考核的核心指标,并形成地方政府“为增长而竞争”的格局;在此情形下,过高的地方经济增长目标设定与实现目标的硬约束导致地方政府可能过多干预地区经济以确保目标实现,而这种干预会抑制企业研发投入的增长。以2007—2018年中国沪深两市A股上市企业为样本的分析发现：地方经济增长目标越高,企业研发投入强度越低;地方经济增长目标过高,会促使地区基础设施建设规模扩张、产业结构偏向工业化和技术市场发展相对迟缓,并驱使企业加大实物资本投资力度、提升杠杆率和降低财务稳定性,这些都会对企业研发投入产生负面影响。进一步的研究发现,地方政府行为的转变会引发“地方经济增长目标—企业研发投入”关系的变化：地方政府对经济增长目标的“加码”行为（超越国家目标和区域目标）和“五年规划”考核临近带来的考核压力加大,都会强化“地方经济增长目标—企业研发投入”的负向关系;在地方政府竞争体系中,“为增长而竞争”的相对弱化和“为创新而竞争”的相对强化可以有效改善“地方经济增长目标—企业研发投入”的结构性错配;经济发展方式的转变带来了地方经济增长目标的结构性调减,并有效弱化了“地方经济增长目标—企业研发创新”的负向关系。因此,要深化地方政府绩效考核体制改革,优化地方政府竞争体系结构;各级政府用重视经济增长目标设定过高可能带来的负面效应,审慎制定短期经济增长目标;地方政府要切实转变经济发展方式,提高经济增长目标管理与企业创新发展之间的适配度,疏通阻碍企业创新活动的堵点。     

探寻地方政府“横向竞争”的成因

改革开放以来,中国连续30年实现了经济的高速增长,创造了人类历史上罕见的“中国奇迹”。许多学者认为,激烈的地方政府竞争是中国奇迹的主要推动力。而地方政府竞争的诱因是什么,值得人们去探索。本文以激励与约束为出发点,分析了导致地方政府竞争的成因,认为财政分权、晋升锦标赛、特殊的党政关系及混合的地区结构是导致地方政府竞争的关键因素。     

明代“七子派”拟古原因探析

明代“七子派”兴起复古思潮，却一再陷入由复古到拟古的怪圈。这主要是由当时社会政治变革和经济文化巨变而导致的。“七子派”的拟古行为恰恰反映了在农业经济向商品经济转变过程中，中国士人阶层面对雅俗文化所做出的价值选择。     

文化“洋巨头”抢滩中国市场

“文化是综合国力的重要标志”。“文化是明天的经济。”文化在一个国家或地区,一方面依赖于其经济实力,一方面又对经济实力有着强大的支持作用,于是世界上提出了文化产业这个全新的名词。当中国人尚面对这个“新”名词在争论和怀疑时,国际上那些文化娱乐的巨头却在认真地关注中国这块“未来全球娱乐业成长最快的地区”、“全球文化娱乐消费最大的潜在市场”——面对国外“洋巨头”高持钢刀     

“有效市场+有为政府”的理论逻辑与政府实践逻辑

既要“有效市场”,又要“有为政府”,是习近平经济思想对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的重大发展,也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和中国式现代化道路的重要优势所在。要从辩证法、两点论来认识政府和市场的关系,进而科学理解“有效市场+有为政府”的内在机理和运行机理,并在实践中形成政府与市场共生共赢的关系和“市场有政府作用、政府有市场逻辑”的新形态。处理好政府和市场的关系是实现“有效市场+有为政府”的关键,政府在经济发展的条件、过程和结果环节均应以市场逻辑“在场”,地方政府直接面向市场、面对企业,更需要积极探索和把握与有效市场的相处之道。地方政府与有效市场相处应遵循有效市场的底层逻辑和中央政府的顶层规则,在产业发展领域积极引导区域产业发展方向并为产业高质量发展提供有保障的科技支撑和风险可控的投资支撑,在区域协调发展领域要培育和发挥可以互补的递增性区域比较优势以促进区域一体化,在投资领域要建立“以人为本”“需求决定投资”“风险最小化”的有效投资体制机制,在改善发展环境领域要以营造“市场有政府作用、政府有市场逻辑”的新形态为主线重点改善政策环境、宜商环境、人才环境、文化环境。     

中国的和平发展道路——驳“中国威胁论”

当前,随着我国综合国力的不断加强,在国际社会中的地位日益提高,一些别有用心的国家以“中国威胁论”为由歪曲中国的和平发展道路,诋毁中国的国家形象.具体表现如散布“中国经济威胁论”以及“中国环境威胁论”等等,以此来离间中国和世界各国的友好关系,破坏我国和平发展的外部环境.因此,我们要保持高度的警惕性,不能无动于衰,必须采取措施对这种言论给予坚决有力的回击.     

农村信息化推动现代农业发展的思考

随着科技的发展,国民信息化不断推进,农村信息化已经成为农村经济发展、农民增收的重要支撑手段和夯实农业发展基础的一个重要枢纽,也是解决＂三农＂问题一个重要突破口。深入分析我国农村信息化建设现状,阐述农村信息化对农业农村发展的重要作用,研究探讨由各级政府牵头多部门参与的农业信息化建设思路,有助于加快建成规范的农村信息服务体系。     

应冷静看待我国地方公债的发行

地方公债属于政府债务的范畴,由于我国历史和国情的原因至今没有允许地方政府独立发债,随着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完善和公共财政理论的深入发展,发行地方公债已成为大势所趋。然而,在发行地方公债呼声日高的今天,我们同样应该看到我国地方政府普遍存在着为数不少的事实债务,如果忽视了这一问题必将引发严重的后果。     

我国地方政府性债务风险预警模型构建研究

运用多层次结构分析法建立指数指标,引入经济、社会等不可控性外生因素指标体系,提出债务风险评估的“逆向指标”和“正向指标”,并运用德尔菲法进行权重赋值。以此为基础,提出了加强地方政府性债务风险防范的政策建议：宏观上,改革现行的财政体制和官员考核机制;中观上,规范地方政府借债机制,建立债务风险预警机制;微观上,厘清地方政府与融资平台的关系,规范地方融资平台公司,实现商业化运作。     

对影响山西经济发展因素的思考

本文在国家由计划经济向市场经济转变的背景下,从自然禀赋、中央政府、地方政府、区域微观主体四个方面,并运用博弈论,探析了山西经济发展落后的原因。自然禀赋是地方经济发展的出发点,中央政府的政策决定山西是我国经济发展的后发地区,地方政府的保守影响了山西经济制度创新,晋商经商传统的断层使山西的民营经济发展薄弱。本文最后对山西未来经济发展提出了建议。     

加快构建我国自主信用评级体系的研究

信用评级关系到一国的金融主权和国家经济安全。一方面,美国三大评级机构以美国国家利益为重,＂恶评＂他国信誉级别,严重损害他国利益,造成国际经济金融的动荡;另一方面,美国正在通过大规模收购中国信用评级机构,试图控制我国信用评级行业,严重威胁我国的金融主权和国家经济安全。重塑国际信用评级体系,构建我国自主信用评级体系已刻不容缓。     

实施国民休闲战略的宏观背景与战略意义

经过30年改革开放发展积累,中国的经济社会成就举世瞩目,但同时也面临一系列由生存型、生产型向发展型、消费型社会转轨过渡的矛盾和挑战。当前,制订和实施《国民休闲纲要》,推动国民休闲健康快速发展,是一项调节财富分配、培育先进文化、缓解社会矛盾、提升全民幸福感的幸福和谐工程,是一项多层次、成规模、多样化增加社会就业的就业民生工程,是一项促进居民最终消费、带动服务业发展、调整和优化产业经济结构的经济优化工程,是一项提升国民健康水平和公民道德、文化修养的人力资本工程,是一项保障劳动者休息权益、提高国家和国民美誉度的国家形象工程,对于真正落实＂以人为本＂理念、发展和优化国民经济、促进社会和谐和平稳转型具有重要的战略意义。     

专业市场指数对区域经济发展的功能——以“义乌·中国小商品指数”为例

专业市场指数在我国还是新兴事物,从2006年10月份"义乌·中国小商品指数"到现在也不过6年时间,全国各专业市场已经陆续发布了几十种专业市场指数,这些专业市场指数已经成为重要的经济分析工具,指引着市场判断和经营决策,成为商人经营决策的重要依靠;专业市场指数具有自我繁殖的功能,促进经济效益增长,多种指数的出笼,义乌指数形成丰富的义乌指数体系,标准和指数共同提升区域经济竞争软实力;作为重要的信息平台,指数引导产业发展和壮大,引导商品内涵提升,集聚全球资信,扩大中国的国际影响力。义乌通过发布市场指数取得了经济社会的长足发展。专业市场指数对地方政府发展专业市场和发展地方经济具有重要的意义。     

蔬菜价格调控:国内实践与国际经验

去年年底至今年年初,我国蔬菜价格再次大幅上涨,全国蔬菜价格环比上涨17.5%,个别省份接近40%。事实上,近年来我国蔬菜价格频繁大幅波动,严重损害了相关生产者和消费者的利益。"菜价过高消费不起"和"菜价过低烂在地里"的现象常常交替出现,造成资源错配和极大浪费,形成社会总福利的净损失。文章通过对我国中央政府和地方政府出台的相关政策进行系统梳理和总结,同时借鉴相关国际做法,力求归纳出降低蔬菜价格非理性大幅波动、保障各方利益的经验和启示。     

从新制度经济学视角看我国地方公债的发行

地方公债属于政府债务的范畴，它在发达的市场经济国家得到了广泛的应用并收到了很好的效果。由于我国历史和国情的原因，至今没有允许地方政府独立发行公债，随着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完善和公共财政理论的深入发展，这一问题日益引起人们的关注。本文试图从新制度经济学的视角来分析我国地方公债发行的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