经济增长与经济周期内在关联研究前沿

宏观经济学主要划分了长期增长与短期波动两大研究领域，即经济增长理论和经济周期理论。增长理论研究经济的长期趋势，一般设定短期波动对长期趋势不会产生显著的影响，经济系统存在确定性的潜在增长趋势。因此增长理论主要考虑增长速度的决定问题，在此基础上如果存在惟一的稳态(steadv-state)，     

生产率冲击、随机趋势与经济波动

文章在新古典随机增长模型的框架下,扩展并简化了KPSW的计量经济学方法,并用它识别和测量了具有持久效应的生产率冲击对我国经济波动的影响.我们发现具有持久效应的生产率冲击不仅引起了这些变量长期趋势的随机变化,而且导致了投资和产出偏离随机趋势的短期波动.不过,生产率冲击的短期波动效应可能并不具有实际上的重要性.     

中国转轨时期经济增长周期波动特征的实证分析

本文筛选了反映国民经济各领域波动的多个重要宏观经济月度指标作为景气指标,首先利用状态空间模型和Kalman滤波方法,构建了反映中国经济增长率循环的景气指数(SS_GR)和物价景气指数(SS_P);其次利用HP滤波和BP滤波计算景气指标的循环要素,并且进行比较,认为BP滤波更适合作为分解趋势循环要素的方法;最后采用状态空间模型和Kalmsn滤波方法,构建了反映中国经济增长偏离长期趋势程度的增长循环景气指数(SS_BP),尝试把经济的长期增长趋势与短期周期波动二者的研究结合起来,对反映两种不同类型增长周期波动的景气指数进行了比较,并对改革开放以来中国经济增长周期波动的特征进行了分析.     

建国以来的经济波动:基于随机增长的分析

本文在新古典随机增长模型的框架下。利用长期识别限制的结构性向量自回归模型识别和计量了具有持久效应的生产率冲击对我国经济波动的影响。我们发现,具有持久效应的生产率冲击不仅引起了我国实际GDP长期趋势的随机变化,而且导致了实际GDP偏离随机趋势的短期波动。不过,与暂时冲击比较起来,生产率冲击的波动效应并不具有实际上的重要性。     

我国产业结构高级化与经济增长和波动的关系研究

本文通过建立协整模型研究了产业结构高级化对经济增长和经济波动的影响效应,并引入虚拟变量比较了1992-2000和2000-2012年两阶段产业结构高级化的影响差异,研究发现产业结构高级化与经济增长和波动间存在着长期均衡,劳动、资本和技术密集产业已经不适宜作为社会主导产业来促进经济增长,而第三产业的发展对我国经济增长的促进作用和对经济风险的缓释作用呈现明显下降趋势。     

中国碳排放与经济增长的动态关系——基于VEC模型

利用1953—2010年中国碳排放量与GDP的时间序列数据,运用协整理论、向量误差修正模型并进行Granger因果关系分析,对中国碳排放量与经济增长之间的关系进行了实证研究。结果表明:从长期来看,碳排放量与经济增长之间存在协整关系;从短期来看,碳排放量与经济增长之间存在动态调整机制;碳排放量与经济增长之间存在因果关系。最后,提出了降低碳排放量的对策。     

我国经济增长周期的动态均衡增长状态及其未来发展趋势

周期性波动是各国经济增长的基本规律,任何周期性波动均存在瞬时均衡值,经济增长周期的瞬时均衡值取决于内部结构性因素和财政支出及出口等外生变量,随影响因素的变化呈动态发展状态。动态化索罗模型本身即是一个内生性周期性波动模型,其稳定均衡增长状态与经济增长周期的动态均衡增长状态是一致的。凯恩斯主义的非均衡增长理论和新古典主义的均衡增长理论分别反映了经济增长周期的周期性波动及其动态均衡增长状态。从我国实际经济运行看,短期波动总是围绕长期波动展开,并以长期波动为动态均衡值。未来十年我国经济增速将保持周期性下降趋势,但年均GDP增速仍能保持在6.5%左右的较快增长状态。     

关于美国经济复苏的争论及启示

本文分析了美国官方与民间机构对美国经济复苏的预测与争论，并就争论对我国相关问题的启示意义进行深入探讨。分析表明，我国的经济增速是一个稳定序列，长期经济增长具有平稳的特征，外部冲击导致我国经济增速下滑，我国的经济反弹将快而有力，但是，金融危机对经济增长影响的特点，将为这种预测增添不确定性。本文最后还给出两个值得思考的问题：一是经济波动中的心理影响因素；二是经济振兴计划的长、短期效应。     

短期资本流动对中国经济产出的影响

短期资本流动虽然与生产并无直接联系,但可以通过多种间接传导渠道影响产出,其最终影响程度取决于多种传导渠道的相互作用。本文运用符号限定的贝叶斯VAR(SBVAR)模型考察短期资本流动对中国产出的影响,经验结果表明:短期资本流入在整体上可能小幅地促进中国产出增长,但同时会造成相当幅度的产出波动。在目前短期国际资本大量流入中国的背景下,为了更好地实现经济增长与经济波动的权衡,同时避免金融脆弱性,政策制定者应当实时监测短期资本流动,并适度利用正向的产出传导渠道。     

实现经济周期波动在适度高位的平滑化

本文主要探讨未来5—8年的中期内,中国经济周期波动有可能出现的两个新特点:一是在波动的位势上,有可能实现持续多年的适度高位运行,潜在经济增长率将在9%左右;二是在波动的幅度上,有可能实现进一步的平滑化,使经济波动保持在8%—10%的适度增长区间内。这两个特点之所以说是“有可能”,一方面因为其中包含着一定的客观因素,另一方面因为未来还面临着许多新挑战。本文从中国国情出发,根据马克思的有关论述,并综合借鉴熊彼特周期理论和现代经济周期理论的有关分析思路,着重阐明中国本轮经济周期冲击因素的特点(类型特点、形成特点和作用特点),将经济的长期增长趋势与短期周期波动统一起来进行分析。这一分析的政策含义是,需要不断加强和改善宏观调控,努力实现经济周期波动在适度高位的平滑化。     

全要素生产率对中国地区经济增长与波动的影响

本文在重新估算1978～2011年中国30个省区市资本、劳动与实际产出数据的基础上,采用了非参数的Malmquist生产率指数法测算了各省区市各年度全要素生产率水平、各年度资本与劳动要素份额等变量及其变化情况,并测算了改革开放以来中国经济各阶段TFP增长及其子项目对实际经济增长的贡献、TFP增长率与潜在增长率及经济波动的相关性。研究发现,1979～2011年期间,对全要素生产率增长起主要作用的是技术进步。而技术效率的恶化对全要素生产率增长起着抑制作用,技术进步是各地区全要素生产率增长的主要支撑力量,中、西部相对东部地区的技术效率相对东部地区的持续恶化,是导致中、西部与东部的全要素生产率增长差距扩大的主要原因。随着资本对中国经济增长贡献的增大,许多地区的TFP增长率甚至绝对水平下降,特别是纯技术效率恶化,经济增长日益依靠不断扩大的资本投入。TFP增长的波动与GDP的波动高度相关。而TFP增长的长期趋势与资本增长率的长期趋互补,分别与GDP的长期趋势即潜在增长率保持一定程度的相关性。由于2008年以来,许多省份的潜在增长率开始下降,资本对经济增长的推动作用逐渐减弱,只有不断通过制度改革、技术研发等方式提升技术水平。优化资源配置,不断提升TFP增长水平,才能保持经济的长期持续增长。     

论实际经济周期理论的演进、含义与作用

实际经济周期理论属于西方经济学中的经济自由流派。它突破了货币周期理论,把来自供给方面的技术冲击等意外真实冲击看做是经济波动的根源;认为经济波动不是对长期经济增长趋势的偏离,否定把宏观经济分为长期和短期的观点;坚持货币中性主张;反对政府的干预政策。它以正统的微观经济理论来说明宏观经济波动,改变了人们对经济周期的波动原因的理解,超越了货币主义和新古典宏观经济学,是20世纪80年代以来新自由主义经济学的重大发展。     

中国固定资产投资的增长效应和波动效应——基于1981年～ 2012年的时间序列数据

笔者基于1981年～ 2012年固定资产投资数据,运用Eviews 6.0,对数据进行ADF检验、协整分析和Granger因果关系检验.结果表明:中国经济的投资与经济增长之间存在协整关系,投资对经济增长影响显著,在时间上具有一定的滞后性.此外,投资的波动效应具有以下规律:投资波动与经济波动周期发生频率相等,波长基本一致,投资波动的幅度明显大于经济波动幅度,经济增长波动滞后于投资波动.     

不同类型债务对经济增长及波动的影响

本文在细分债务类型的基础上,利用18个OECD国家1980—2009年的面板数据,采用动态面板GMM方法分别考察了政府债务、企业债务和家庭债务对经济增长及波动的影响。实证结果表明:1980—2009年期间,三种类型的债务均对经济增长产生了抑制作用,私人债务(尤其是企业债务)的负向影响大于政府债务,但后者的影响随时间不断增强;同时经济增长越缓慢,债务的抑制作用越明显。从经济波动层面考察,政府与家庭债务对宏观经济的平稳运行起到了积极作用,企业债务是经济波动的重要来源,并且波动幅度较大时,企业债务对波动的放大效应也随之增加。这对于认识当前全球经济的争论乃至我国的债务问题均具有重要启示意义。     

劳动力年龄结构对中国经济发展的影响

基于中国人口结构新特征,分析了劳动力年龄结构对中国经济发展的影响,在索罗经济增长模型的基础上扩展得到人口变量与经济变量的关系。通过建立面板结构向量自回归模型(PSVAR)发现,中国经济发展的波动与劳动力年龄结构的波动密切相关。其中,30～45岁劳动力占比的波动冲击对经济波动有正向影响,46～64岁劳动力占比的波动冲击对经济波动有负向影响,而15～29岁劳动力占比的波动冲击随着第三产业的发展对经济波动产生正向影响。使用Leslie模型方法对未来人口年龄结构进行预测。结果发现,若生育率逐渐升高,则未来青壮年劳动力的比例波动趋缓会对缓解经济波动起到一定的积极作用。最后,提出了完善生育政策,优化劳动力年龄结构的政策建议。     

政府支出规模、经济波动与经济增长——基于省级面板数据的实证分析

笔者在Barro的政府规模与经济增长理论基础上,引入经济波动以反映政府支出规模对经济活动的干预,利用中国28个省(市、自治区)1979年～2008年的面板数据,检验了政府支出规模与经济波动对经济增长的影响。研究结果发现,我国地方政府支出规模与经济波动对区域经济增长都产生了负效应,且经济波动比政府支出规模对区域经济增长的负效应更大。因此,政府在追求经济高速增长的同时,要更加注重保持经济增长的稳定性。     

中国的环境污染与经济增长

中国经济经历三十多年高速增长,但环境质量也日趋恶化。本文利用112座城市在2003—2010年间的大气污染浓度数据,考察我国经济增长和环境污染之间的关系。与以往研究不同的是,基于传统的环境库兹涅茨曲线模型,我们发现所有的大气污染浓度指标都呈现出"U形"曲线关系。但是在考虑了每个城市特定的时间趋势变量后,高增长并不一定会导致高污染。最后,通过对同一污染物的排放数据和大气浓度数据进行对比分析,发现两者的回归结果截然相反。     

短期经济波动如何影响长期增长趋势?

短期经济波动如何影响长期经济平均增长趋势已成为一个新的研究热点。本文研究我国省际数据发现,波动性对长期增长趋势有显著影响:1978年前,波动性与平均增长呈负相关的特征在多数省份出现;1978年后,两者关系主要表现为正相关。本文通过建立内生随机增长模型,研究波动与增长之间的内在关联,提出了实际波动与增长关系的一种合理解释。模型的基本思想是:人力资本形成过程分为自然形成和主观形成,教育投入等决定主观形成过程的因素的多少是决定波动性如何影响长期经济增长方向的关键。当教育投入较高,以致主观过程占优时,波动性对长期增长趋势有正效应;反之,当自然过程占优时,波动性对平均增长有负效应。模型结论与建国后的发展历史相印证:1978年前,生产水平低,教育投入少,人力资本形成中干中学比例占优,因而波动性同增长呈负相关;1978年恢复高考后,教育正常化,生产发展,教育投入增加,因而波动性与增长逐渐呈现正相关。     

澳大利亚的经济增长

有几个原因使我们可能对澳大利亚经济增长率感兴趣,最重要的是较快的经济增长将降低失业率。的确,许多关于短期行为和经济管理的政策讨论都与经济周期中的增长与通货膨胀之间的交替有关。以后的章节将详细分析这些重要的经济增长短期方面的问题,本章重点在于增长的长期趋势:一个经济周期中的平均增长率是比另一个周期高还是低?为什么?我     

基于VAR模型的贵州旅游业与经济增长动态发展实证研究

文章以贵州省1990—2018年相关时间序列数据为基础,通过构建双变量VAR模型,利用脉冲响应分析和方差分解对经济增长与旅游业发展之间的动态关系进行了实证分析。研究结果表明:旅游业收入增长与经济增长之间存在长期的均衡关系,旅游业发展是经济增长的Granger原因,二者之间只存在单向因果关系。这种促进作用持续的时间较为短暂且效果不明显,从长期来看还有待提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