美国对外政策决策的分析--层次、视角与理论模式北大核心CSSCISSCI

基于宏观、中观和微观三个层次,作者从体系、国家、社会、组织和个体五种视角梳理了美国对外政策决策多种理论模式,它们分别是国际体系理论模式、理性行为者模式、多元论模式、小集团模式、官僚政治模式、组织过程模式和决策者个人认知理论。这些理论模式虽然弥补了传统研究的不足,也有助于解释美国式制度下的外交决策特征,但它们都存在理论假设不足、理论模式应用的普遍性不足以及综合性理论缺乏等问题。由于各种理论模式都只从某一特定角度解释美国对外政策决策,分析美国对外政策的决策特征要求研究者对各种已有理论模式的应用范围进行探讨。作者从决策客体和决策主体两个角度对此问题进行了分析,即决策客体主要从危机情势、现状是否改变以及议题范围三方面探讨不同理论模式的应用范围;决策主体主要从决策者的管理风格角度探讨理论模式的应用。     

外交决策的微观分析模式及其应用北大核心CSSCISSCI

影响一个国家外交政策的国际因素和国内因素只有经过实际的外交决策过程,才能产生最终的外交政策结果。对外交决策过程的分析主要有以下几种微观模式:对决策者认知和个性研究的模式、小集团思维模式、组织过程模式和官僚政治模式等。但是,这些模式存在信息的不充分性、应用的普遍性以及解释力的不完备性等不足。针对这些问题,对外交决策过程的研究需要根据不同的研究对象选择不同的外交决策模式,如基于外交决策所涉及问题的性质的分析思路、基于最高决策者的分析思路和基于决策单位的分析思路等。     

外交决策的微观分析模式及其应用

影响一个国家外交政策的国际因素和国内因素只有经过实际的外交决策过程,才能产生最终的外交政策结果。对外交决策过程的分析主要有以下几种微观模式:对决策者认知和个性研究的模式、小集团思维模式、组织过程模式和官僚政治模式等。但是,这些模式存在信息的不充分性、应用的普遍性以及解释力的不完备性等不足。针对这些问题,对外交决策过程的研究需要根据不同的研究对象选择不同的外交决策模式,如基于外交决策所涉及问题的性质的分析思路、基于最高决策者的分析思路和基于决策单位的分析思路等。     

外交决策研究中的理性选择模式

作为外交决策学三大模式之一 ,理性选择模式认为国家即其决策者 ,并假设决策者和决策的思维过程是理性的。它以古典现实主义为思想基础 ,运用博弈理论分析决策过程和相应后果。在这个模式中 ,做出决策的人是谁已经无关紧要 ,重点是决策是一个理性分析和选择的过程。在外交决策研究中 ,博弈论是理性选择模式的工具。用博弈论分析外交决策的原理是 :假设—推理 (演绎 )—结果 (决策 )。     

论美国里根政府的人权外交

美国政府一贯认为人权体现了美国传统的价值观念。人权外交作为美国外交政策的一部分,越来越以一种“正式”的形式提上了美国外交决策的议事日程。然而,对人权外交的重视和使用程度,各届政府有不同。在卡特政府时期,美国人权外交的运用在范围上达到了顶点。到里根政府时期,世界政治格局发生了较大的变化。在里根执政初期,试图摆脱上届政府“极端人权外交”政策为本届政府带来的束缚和影响,在外交政策方面,对苏联采取“     

外交决策分析与国际关系学范式革命

外交决策分析旨在通过对决策者言语和行为的分析来研究政府对外决策的过程和政策输出。它既不是国际关系学的具体问题领域,也不是它的方法论,而是一个成长中的范式。从本体论上看,外交决策分析把国家关系设定为人与人之间的关系,假定个人是国际关系的起点,把人置于国际关系的中心,从而克服了主流国际关系理论对人的忽视和同质化处理。在认识论/方法论上,外交决策分析批判弗里德曼的工具主义,推崇科斯式实在论,强调理论的目的在于解释以及理论的前提必须真实,从而让历史回归国际关系。在研究方法上,外交决策分析鼓励跨层次分析,通过对外交决策精英尤其是政治领袖在具体事件中的言语和行为,来归纳和检验各层次变量对外交决策的影响,实现理论整合。尽管前途远大,但外交决策分析在国际关系学中仍然处于边缘地位,其发展严重受制于高昂的研究成本、学者们历史学训练的缺乏、主流学派的打压以及普遍的工具主义信念等因素。外交决策分析既符合中国的学术文化传统,又是中国国际关系学者普遍的研究偏好,因此是发展国际关系学中国特色或中国学派的最优路径之一。     

论政府管理的制度创新--公共选择理论对我国政府改革的启示

一、公共选择理论简介 公共选择理论运用现代经济学的研究方法,分析现实生活中与民众相关的政治个体的行为特征,以及各种政治团体的行为特征.它是经济学工具与方法应用于政治决策的产物.公共选择的理论前提是"经济人"假设."经济人"假设有两层含义:第一,作为个体的人是自私的,他们以追求个人效用最大化为目标;第二,他们是完全理性的,即掌握足够的决策信息,有稳定的个人偏好,并且能够制定出所有可能的方案.     

政府行政行为的经济学思考

事实上,早在20世纪70年代初就有一种理论进行了全新的诠释.这一理论就是美国经济学家詹姆斯·布坎南创立的公共选择理论.公共选择理论从经济人假设出发,认为自私行为是普遍的,市场经济是一种能够成功运作的秩序,自利的个人都能从市场交换中获利.政治领域更是它应用的核心领域,由此提出了国家自主性的问题.对国家的自主性从个人动机给予解释,提出国家的非中立性质,国家并非抽象的实体,而是由作为统治者的官僚群体组成,有自己的特殊利益,官僚群体和普通人一样,都是个人利益的最大化者.政府所谓的失灵,首先表现为政府行为并非永远代表公共利益."国家不过是其组成成员实现偏好的工具".政府也可能不代表公共利益,而只代表自己或自己集团的利益,因此,没有必要把政府的行为理想化.另外,从人的知识和理性的角度出发,政治家和官员们也拥有人类共同的弱点,即便他们的动机是公共利益,他们的行为结果也很难把握.而实际的情况是绝大多数官僚都会不断地寻求提高自己的官阶、权力、薪俸和特权.而越是官僚主义盛行的部门,"寻租"就会越容易,为了不劳而获或者少劳而多获的目的,人们越发会努力的"挤"进该部门.这一切不可避免地导致政府管理领域的扩大、机构和人员的膨胀以及成本的提高.效率的低下,使社会福利水平不是随公共开支的增加而增加,反而徘徊不前甚至下降.     

浅述博弈论——囚徒困境模型破解政府公共危机管理

所谓博弈是指：一些个人、队组或其他组织，面对一定的环境条件，在一定的规则下，同时或先后，一次或多次，从各自允许选择的行为或策略中进行选择并加以实施，各自取得相应的结果的过程。我国博弈论专家谢识予说：“博弈论是系统研究各种博弈问题，寻求在各参与人具有充分或有限理性能力的条件下，合理的策略选择和合理选择策略时博弈的结果，并分析这些结果的经济意义、效率意义的理论和方法。”而经济学家张维迎认为：博弈论是研究决策主体的行为发生直接相互作用时候的决策以及这种决策的均衡问题的理论。结合这两种观点，博弈论可以理解为研究理性决策（参与）之间策略、行为的相互作用，及其均衡结果的理论。博弈论可以分为合作博弈和非合作博弈，两的主要区别在于是否能够达成并执行一个有约束力的协议。     

关于老年旅游决策过程的分析——基于理性选择理论的视角

老龄化社会的来临,为老年旅游市场的发展带来了空前的机遇。然而,老年人属于一个特殊群体,他们对旅游地、旅游方式、旅游成本及服务等都有较高的要求,同时,在进行旅游决策时,也会受到更多因素的影响和限制。从社会学的理性选择理论来看,老年人的旅游决策过程也是一种理性选择的过程。     

利益集团政治影响的经济学分析:一个理论综述

利益集团对政治过程有着重要影响。经济学家们的研究表明,利益集团的形成和发展是个人理性选择的结果,集团参与政治决策的过程类似于某种特殊的市场交易,诸多模型刻画了理性的个人选择通过集团政治活动影响政治决策的作用机制。作为政治产出的需求方,利益集团间相互竞争,通过捐款、游说等行为影响政治决策过程。作为供给方的政治家(政府官员)为了赢得尽可能多的选票,必须综合考虑各方的利益,制定具体政策。利益集团的政治活动会产生再分配效应和产出效应,并对社会福利产生复杂的影响。     

认知-心理、官僚-组织与议程-政治——西方危机决策解释视角的构建与发展

危机决策是决策理论中的一个特殊领域。自1962年古巴导弹危机后,西方很多学者从不同角度对危机决策的影响因素进行了分析,发现了其中的多个变量。总的来看,目前西方理论界关于政府危机决策的解释主要有认知-心理、官僚-组织、议程-政治三种视角,它们融合了心理学、组织理论、政治学、管理学和行为学等多个学科和领域的不同方法和观点,共同构成了危机决策研究领域的分析模式。作者论述了西方危机决策三种解释视角的起源和发展过程、学科来源、主要观点、解释变量及其作用机理、对危机决策过程的解释力及其不足。对西方危机决策的主要解释视角的梳理,有助于我们更好地了解与认识西方国家政府危机决策的过程与特点,并为完善中国政府危机决策机制提供决策参考。     

浅论行政人员个人责任——公共行政行动理论视角

在传统官僚体系中，存在着一系列的责任缺失现象，美国学者哈蒙在其公共行政行动理论中提出的“个人责任”，可成为对传统责任体系的补充。行政人员个人责任的履行与其自主性的发挥都是服务型政府对提供公共服务的行政人员的基本要求。行政人员个人责任有赖于正确的道德感知与判断，并以参与决策为动因。当行政人员实质地参与决策时，他们会感受到自己的主体地位和所承担的个人责任。     

政府决策效能化：价值导向及实现方略

民主是一个政治范畴,与利益紧密相连;科学是一个求真过程,应避免利益的干扰,因而它们之间不可避免地存在着价值理性和工具理性的冲突。从政府决策效能化的角度审视政府决策,倡导民主性,但不唯民主,倡导科学性,但不唯科学,在决策民主化导致效率低下或决策科学化产生求真困扰时,应遵循过程规制与结果导向相结合、效率和效果灵活偏重、民主和科学巧妙运用等价值导向来选择最有效的决策形式、裁定最佳决策方案。     

从单层博弈到双层博弈:中国外交决策模式的变迁——以中国“复关”、“入世”谈判为例

双层博弈模式的特点在于从国际与国内政治互动的视角来解释国家的对外行为选择。应用双层博弈模式观察中国外交可以发现,自改革开放以后,中国的外交决策环境正在发生变迁,体现在三个方面:对外联系密切化、行为主体多元化及大众政治扩大化。外交决策模式因此发生转型,正在由单一的国际层次博弈转向国际、国内双层次博弈。在进行外交决策时,决策者不得不面临国际、国内双重压力,需要根据对国际、国内两个因素的综合考量后做出慎重选择。对中国“复关”、“入世”谈判进程的实证分析,进一步证实了这一判断。     

从阿根廷的角度看马岛战争的原因

阿根廷和英国之间的马岛战争一直是学者热议的话题。然而,已有的研究往往只从一个层面来看战争决策的过程,而本文将从阿根廷的角度出发,在国家、政府、个人层面进行分析,结合理论与现实,从更全面的角度了解这场战争,梳理影响决策过程的因素。     

渐进决策理论:借鉴、反思及审视

渐进决策模式在产生后一直被视为西方国家决策的基本模式.它自产生之初就饱受批评与非议,但就当下中国的行政管理实践而言,该理论仍有着巨大的现实意义.首先,中国的公共政策在实践中运用的便是渐进决策的模式.其次,作为一种产生于西方的决策模式,渐进决策理论所提倡的多元决策模式的理论及实践为中国当下的民主政治建设提供了很好的反思范式.当然,作为一种理论,渐进决策理论也存在许多不足的地方,我们在运用该理论推进中国现代化建设的过程中对这些不足应当予以足够的重视.     

建国以来中国政府的决策模式探析

建国以来,中国政府的决策模式对中国的政治、经济、社会发展产生了持久的影响,对中国的政治权力架构和运行机制产生重大影响,使中国的政治体制从非正规的潜规则逐渐向明文的正规制度转变,从不透明的决策方式向透明的决策方式转变,从无法参与的政府决策制度向广泛参与的政府决策制度转变。中国政府62年的实践证明,在经济和政治转轨的路径选择上,中国没有选择激进的休克疗法,没有谋求一步到位,而是采取了摸着石头过河的精英主导下的渐进决策模式。中国发展的目标或方向是在实践过程中不断设定、修正、完善的过程。随着经济体制改革的推进,中国的政治体制改革和政治民主发展已经取得了很大的进步,一个重要的体现就是政府决策模式中引入了许多新的元素。     

一般政治系统理论基本特点刍议

一般政治系统理论是政治过程和公共决策过程分析的重要理论和框架。在以往认知的基础上,通过深入反思,可知一般政治系统理论既是政治分析方法和框架,更是概括性的一般政治学理论;既是对于社会政治生活的宏观分析,更是对于社会政治生活的微观分析;既是对于政治生活的静态分析,更是对于政治生活的动态分析;既是对于社会政治生活的结构性分析,更是对于社会政治生活的过程和机制性分析;既是规范性理论,更是经验性理论;既是以政治心理为基础的政治行为互动模式分析,更是政治心理与政治规则、政治行为与政治国家和制度的结合分析模式。     

管理行为中的理性与决策心理学

管理理论的关注焦点，是人类社会行为中的理性和非理性层面的分界线。管理理论尤其是关于刻意理性和有限理性的理论，也就是关于因为最优化的不可及，退而求满意决策的理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