创新驱动政策对数字贸易国际竞争力的影响——以国家自主创新示范区试点为准自然实验

将多时点双重差分法和中介效应分析法相结合,系统研究国家自主创新示范区建设如何影响数字贸易国际竞争力。研究发现,国家自主创新示范区试点政策对我国数字贸易国际竞争力具有正向影响;国家自主创新示范区试点政策对数字贸易国际竞争力的促进作用在副省级城市、省会城市、直辖市相对更大;国家自主创新示范区试点政策对东部地区数字贸易国际竞争力的促进作用大于其他地区;科研水平在国家自主创新示范区试点政策对数字贸易国际竞争力的影响中发挥了正向中介作用;数字经济发展水平在国家自主创新示范区建设与数字贸易国际竞争力之间起到正向调节作用。应充分发挥产业结构升级对我国数字贸易国际竞争力的促进作用,大力培养数字贸易领域技能型人才和创新型人才,推动数字技术和实体经济深度融合。     

数字贸易如何影响统一大市场建设：基于中国272个地级市的经验证据

数字贸易作为贸易融合数字技术的新业态,是中国经济高质量发展、促进统一大市场建设的推进器。文章基于2009～2021年中国272个地级市数据,对数字贸易和统一大市场之间的关系及其影响传导机制进行实证考察。研究发现：数字贸易对统一大市场建设具有先抑制后促进的“U型”影响,这种关系在系列稳健性检验后仍然存在;数字贸易通过物流渠道对统一大市场建设具有促进作用,但是企业效率通道因引致垄断而抑制统一大市场建设;开放水平对数字贸易推进统一大市场建设具有正向调节效应。拓展性分析发现,数字贸易对中部和西部地区统一大市场建设的促进作用更强,具有平衡地区发展的作用;此外,经济发展水平高、城市规模大、数字基础设施建设完善及数字贸易发展水平高的城市,数字贸易对统一大市场建设的“U型”影响更为显著。文章的研究有助于通过数字贸易视角推动市场整合,加快统一大市场建设进程,为中国经济持续高质量发展探索新引擎。文章据此提出完善数字贸易市场规则、促进公平竞争、扩展高水平开放、形成“竞合”效应、加大新型基础设施建设力度、提高数字贸易发展水平等促进统一大市场建设的举措。     

数字贸易发展如何影响全球价值链地位提升?:来自中国城市层面的经验证据

数字贸易发展为全球价值链地位提升带来重要机遇和动力。文章测度了2013～2017年中国257个地级市数字贸易发展水平,以出口技术复杂度衡量全球价值链地位,研究了数字贸易对于全球价值链地位提升的影响及作用机制。结果表明,城市数字贸易发展显著促进了全球价值链地位提升,门槛效应检验显示,该影响呈现边际递减的非线性特征。经过跨境电商试点政策多期DID检验及Bartik工具变量等检验,研究结果依然稳健。机制研究表明,城市数字贸易发展促进全球价值链地位提升的两条路径分别是技术创新和成本节约;相对于成本节约效应,技术创新效应需要得到更充分的发挥。异质性检验表明,城市地理区位、所属城市群、城市层级的差异都会影响研究结果;对中国西部地区、稳定型城市群及四五线城市而言,数字贸易发展对于全球价值链地位提升的影响明显,说明数字贸易发展具有重要的普惠效应。     

数字服务贸易赋能中国经济高质量发展的机制与路径

数字技术加速了服务贸易的数字化转型，数字服务贸易打破了传统贸易时空上的限制，有助于调整我国对外贸易结构，促进国内产业结构升级，推动经济高质量发展。通过固定效应模型检验数字服务贸易对经济高质量发展的影响机制和路径。实证结果表明：数字服务贸易对经济高质量发展存在促进作用，对中西部地区的影响程度较高，不同类型的数字服务贸易影响程度也有差异；从影响机制看，数字服务贸易通过技术创新、产业结构升级和人力资本水平提升去加强对经济高质量发展的影响。因此，我国应当助推现代产业体系，加速发展生产性服务化，提升人力资本水平去推动经济高质量发展。     

数字金融对资源型城市经济增长的影响

构建固定效应模型及中介效应模型分析2011—2020年数字金融对中国资源型城市经济增长的影响及作用路径，并从地理位置和经济发展水平两个角度进行异质性分析。研究表明：数字金融显著促进资源型城市经济增长；刺激居民消费是数字金融促进资源型城市经济增长的重要渠道；数字金融对资源型城市经济增长存在地理位置及经济发达异质性。最后，为资源型城市在转型关键期恰当运用数字金融工具推动经济持续发展提供政策建议。     

数字经济发展、数字鸿沟与城乡居民收入差距

在借鉴测度数字经济的国际权威体系的基础上,文章从六个维度构建了数字经济发展指标,形成2012-2018年省级平衡面板数据,探讨了数字经济发展对城乡居民收入差距的影响。实证研究发现,数字经济发展与城乡居民收入差距之间存在U型关系,即数字经济发展初期会降低城乡收入差距,但数字经济的进一步发展会拉大城乡收入差距,产生数字鸿沟问题。该结论在一系列稳健性检验后依然成立。机制检验发现,数字经济发展通过影响城镇化和城乡居民相对创业水平来影响城乡居民收入差距,在数字经济发展早期,数字经济发展能够促进城镇化以及更多提升乡村的创业水平,但数字经济发展后期,其会导致"逆城镇化"以及更多提升城市的创业水平。进一步研究发现,农村基础设施建设的推进和农村金融发展水平的提升都可以显著地调节数字经济发展与城乡居民收入差距之间的U型关系,加强数字经济初始发展阶段对于缓解城乡收入差距的积极作用,抑制数字经济发展后期拉大城乡收入差距的消极作用。文章的研究结果表明加大农村基础设施投资力度和加快农村金融发展是确保数字经济发展惠及农村居民的重要保障,由此形成推动我国数字经济包容性发展的政策建言。     

"一带一路"倡议下辽宁省数字贸易发展路径探究

本文从辽宁省数字贸易规模和发展水平出发,分析其数字贸易发展存在缺乏相关产业的支撑、所需的人才资源和资金投入不足和数字贸易的发展水平较低的问题.针对当前数字贸易水平低下的问题,辽宁省可采取积极改善和提升数字贸易发展环境、以数字化产业推动传统产业数字化升级等发展路径.     

数字贸易赋能内陆开放型经济高地的建设研究——以贵州为例

近年来,我国数字贸易迅速发展,已具备了一定的基础条件和优势,成为中国经济增长的新动力。目前,我国数字贸易已经形成国内大循环、国内国际双循环的新模式、新业态,必须紧紧抓住机会,从而推动对外贸易高质量发展。贵州作为西部欠发达地区的典型代表,兼具经济发展较差、开放程度较低等典型特征,通过调查贵州开放型经济的现状,重点分析数字贸易赋能贵州开放型经济新高地建设的影响,提出贵州开放经济数字化转型的路径和的5条措施。一是加强数字基础设施建设;二是加强人才引进和培养;三是优化政策环境;四是加强数字贸易平台建设;五是推动数字贸易与传统贸易深度融合。总结开放经济数字化转型的风险与对策为贵州数字贸易发展提供理论依据与建议。     

数字经济、城市创新与区域收敛

当前,数字经济蓬勃发展,数据已成为除劳动、土地和资本等传统生产要素之外的新要素,能否依托数字经济发展赋能城市创新？文章在对数字经济的概念和内涵进行基本界定后,借助微观大数据构造的"互联网+数字经济"指数,实证分析了2015-2018年中国283个地区数字经济发展对城市创新及创新差距的影响。研究结果显示,数字经济发展能够显著促进城市创新水平提升。其中,人力资本集聚效应和创业活力增强效应是数字经济赋能城市创新的两条重要路径。在替换被解释变量、消除样本选择偏差、选择分位数回归,以及创新性地采用各地级市市长过去修习的专业作为历史工具变量检验后,这一结论依然稳健成立。进一步空间杜宾效应分析表明,数字经济发展具有显著的空间溢出效应特征,不仅促进了本地区创新水平提升,而且对相邻地区的创新产出也产生了实质性影响,有利于缩小区域创新差距,实现区域创新收敛。此外,相较于实用新型专利和外观设计专利,数字经济发展对城市发明专利的影响更显著,说明数字经济发展推动的创新是真正意义上的质量创新而非策略创新。文章为评估数字经济发展的影响效果提供了理论依据和经验支撑,也为理性看待数字经济、防止出现数字鸿沟,实现区域创新均衡发展提供了有益启示。     

青岛市金融发展与经济发展的相关性研究

本文主要研究青岛市金融发展与社会经济发展的关系研究,通过经济发展、进出口贸易的发展和产业结构的优化来表示城市经济发展水平。利用青岛市2003-2012年的统计数据,通过协整关系、Granger因果检验、脉冲响应分析等对数据进行了分析,最后得出结论:青岛市的社会经济发展对金融业的发展有促进作用,但由于青岛金融业创新不足,金融深化力度不足,导致对进出口贸易和产业结构推动作用不明显。     

数字经济、服务业效率提升与中国经济高质量发展

服务经济时代,传统服务业的高成本低效率,拉低了整体经济的发展速度,如何克服服务业低效率问题,需要进行深入分析。文章探讨了“鲍莫尔成本病”现象下,数字经济对城市经济高质量发展的影响及服务业效率在其中的关键作用。理论上,数字经济通过提升服务业效率为经济高质量发展赋能,通过构建一个两部门增长模型,提出数字拓展型技术可以推动服务业效率提升,且当服务业生产率达到和制造业同一水平时,经济可以稳定持续增长。实证上,文章测度了2011—2019年中国266个地级市的数字经济和高质量发展水平,在此基础上展开计量分析。结果表明：数字经济显著促进了城市经济高质量发展,数字经济通过改变传统生产方式、加速经济动态循环、知识溢出效应等路径促进服务业效率提升,从而成为新时代下推动中国经济高质量发展的重要动力。在异质性方面,数字经济对东部地区城市的影响显著大于中西部城市;数字经济对大城市的影响显著大于小城市。产业结构高级化自身不利于高质量发展,但数字经济发展推动下的产业结构高级化有利于高质量发展,数字经济可有效克服结构转型过程中服务业低效率问题。以上结论在系统GMM方法和“宽带中国”外生冲击检验下依然成立。文章研究有...     

数字经济发展对我国就业的影响研究——基于劳动者就业技能结构的空间效应分析

数字经济和就业是我国经济发展的重要关注面,通过分析数字经济影响就业技能结构的机制,利用2013—2020年我国30个省（区、市）的省际面板数据构建空间杜宾模型,实证检验数字经济对就业结构的影响,并利用调节效应和门槛效应对机制路径进行分析。研究发现：数字经济直接促进了就业技能结构的高技能化,存在显著的空间溢出效应;产业结构升级对数字经济赋能就业技能结构存在非线性影响。基于此,相关部门可通过推动数字经济发展、创新数字人才培养方式、加快完善数字基础设施、提高就业公共服务水平、促进产业结构升级和区域间数字经济平衡发展等措施以促进我国就业结构调整升级。     

数字服务贸易壁垒如何影响增加值贸易强度——基于跨国面板数据的实证检验

作为新一代经贸规则的一部分,数字服务贸易规则对国家间经贸往来起到愈发重要的作用。本文通过将OECD-DSTRI数据库和WIOD数据库进行匹配,实证检验了数字服务贸易壁垒对增加值贸易强度的影响。研究表明,数字服务贸易壁垒抑制了双边增加值贸易强度,主要通过提高贸易成本和降低生产率两条路径实现,互联网发展水平能够削弱数字服务贸易壁垒对增加值贸易强度的抑制作用;数字服务贸易壁垒对增加值贸易强度的抑制作用具有异质性,对经济发展水平较高国家的抑制作用更大,在2008年全球金融危机前的抑制作用更加明显;数字服务贸易壁垒对服务行业的增加值贸易强度的抑制作用最大,对农业的抑制作用最小;数字服务贸易壁垒对知识密集型和资本密集型行业的抑制作用较大,对劳动密集型行业的抑制作用较小。本文的研究结论为通过降低数字服务贸易壁垒加强双边国家的贸易联系提供了经验证据。     

数字经济发展对服务业结构升级的影响——基于“宽带中国”战略的准自然实验

基于2009—2019年中国286个城市的面板数据,将“宽带中国”战略视为一次准自然实验,构建渐进性双重差分模型来分析以“宽带中国”为代表的数字经济发展对服务业结构升级的影响效应及作用机制,接着分别采用平行趋势检验、PSM-DID方法检验、安慰剂检验、内生性检验以及其他稳健性检验等多种方法,进一步验证了政策实施效果。研究发现,数字经济发展推动了服务业结构升级,数字经济发展主要通过减缓劳动力错配,提升劳动力配置效率,进而推进地区服务业结构升级,数字经济发展对服务业结构升级促进效果存在明显的异质性特征,其对服务业发展水平较低的城市以及西部地区城市的促进效果更强。     

数字经济与展览业耦合协调发展研究

展览领域数字化转型不断加快，正在不断重塑新的业态模式和商业模式。文章运用耦合协调度模型，测算了2013-2019年四川省18个城市展览业与数字经济发展的耦合协调度。研究表明，四川省数字经济与展览业发展处于高水平耦合阶段，但耦合协调度尚处于较低水平，且城市之间差异较大。基于此，提出加快展览业数字化转型，推进数字经济与展览业发展的具体建议。     

数字经济背景下珠海生物医药产业国际合作路径研究

生物医药产业是珠海市优先发展的战略性产业,生物医药产业自身的特点决定了需要借助国际合作来促进产业的高质量发展,当前数字经济发展迅猛,为生物医药产业国际合作提供了良好环境。通过研究当前珠海生物医药产业国际合作现状及存在问题,基于数字经济背景提出搭建数字化产业联盟推动科研合作、灵活引进高水平人才和跨国公司、深化粤港澳大湾区要素合作、分区域有重点地开展医药产业国际合作的发展路径,为新形势下珠海生物医药产业优化升级提供借鉴。     

数字经济赋能粤港澳大湾区传统制造业转型升级机制研究

本文基于2016—2021年粤港澳大湾区9市2特别行政区的数据,运用熵权法测度数字经济发展水平与制造业转型升级水平,将数字经济对传统制造业转型升级的影响及具体路径进行了实证研究。研究发现：在粤港澳大湾区,数字经济对传统制造业转型升级的赋能效应显著;通过对机制分析表明,科创能力的提高、企业产业的分散、人才资本的积累是数字经济赋能粤港澳大湾区传统制造业转型升级的三个重要渠道。为了更好发挥数字经济对传统制造业转型升级的赋能效应,应加强数字化基础设施的发展,增加科技创新的投资力度,增强数字技术人才的培养,加强数字经济与各产业融合发展。     

区域数字经济协调发展的实现路径

数字经济发展迅猛,已成为推动我国产业升级与区域协调发展的重要驱动力.目前,我国区域数字经济发展仍存在明显的空间差异,但差距也在逐渐缩小.地区经济水平、城镇化水平对各区域数字经济发展均起到正向推动作用,产业结构高级化水平、政府干预度和对外开放水平对数字经济发展的影响具有明显的区域异质性.需要在缩小区域经济差距、完善数字基础设施、提高数字技术应用和创新水平的基础上,立足区域驱动因素,加快建立区域优势互补和协同发展机制,有效推动区域数字经济协调发展.     

数字经济对中国全要素生产率的影响机理:提升效应还是抑制效果？

数字经济是新时代引领中国经济高质量发展的关键抓手。然而现阶段数字经济普惠性发展尚未实现，掣肘着其对国内全要素生产率的提升力度。文章在理论分析的基础上，基于熵权TOPSIS法测算了2012-2018年中国数字经济发展水平指数，探讨了中国数字经济对全要素生产率的影响机理。研究发现：数字经济的发展显著提升了中国全要素生产率水平，但区域层面上，东部地区的数字经济发展明显领先于中西部地区，引领着中国全要素生产率快速增长。从全要素生产率的分解指标来看，数字经济推动了技术效率提升，但现阶段国内关键核心技术环节薄弱以及数字产业化带来的人才和资金的虹吸效应导致数字经济对技术进步产生了阻碍作用。此外，当前数字经济对不同产业的渗透度存在明显的不均衡性，筑高了创新资源的流动壁垒，影响产业间协调创新及合理化布局，进而抑制了对全要素生产率的提升力度。进一步的机制检验表明在创新环境的支持下，人才集聚及金融规模强化了数字经济对全要素生产率的提升力度。     

亚太地区数字贸易潜力及影响因素分析

使用2006—2020年亚太地区17个国家相互之间数字服务贸易的国家对数据,运用随机前沿引力模型比较分析国家间数字贸易潜力,并考察数字贸易效率的影响因素。研究发现：亚太地区数字服务贸易受到双边人口规模、经济发展水平、使用共同语言的正向影响,以及双边地理距离的负向影响。进出口国签署包含数字贸易规则的自由贸易协定,健全数字基础设施环境和法律制度环境,削弱资本自由流动障碍将显著提升亚太地区数字服务贸易效率。观测期内亚太地区数字服务贸易潜力持续上升,西太平洋地区数字服务贸易潜力低于东太平洋地区但增速较快,发达国家数字服务贸易潜力普遍高于发展中国家。当前中国在数字服务出口方面存在较大非效率的问题,未来面向亚太国家可扩展的数字贸易潜力可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