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区域经济的"资源诅咒"效应:地区差距的另一种解释

国际上许多研究显示，自然禀赋与一些国家的经济增长之间存在显著的负相关关系，由此形成所谓的“资源诅咒”效应。本文在回顾相关文献的基础上，提出中国区域的经济增长在长周期上也存在着“资源诅咒”效应的假说，并把它看作是地区发展差距的一个重要原因，论文通过构建一个以能源资源为代表的资源丰裕度指数，重点考察我国不同省份之间资源禀赋与经济增长的相互关系。结论表明，1978-2003年我国资源丰裕的地区经济增长速度普遍要慢于资源贫瘠的地区。对此现象，论文用“资源诅咒”的四种传导机制作出解释，同时也为我国资源丰裕地区加快经济发展提供了一些具体的政策建议。     

从“资源诅咒”到“环境诅咒”

＂资源诅咒＂是指自然资源禀赋与国家经济增长之间存在着负相关关系,丰裕的自然资源反而阻碍了一国经济增长。试图通过建立中国省级层面的经济模型,来证明自然资源丰裕区域的经济增长和环境污染之间有着密不可分的关系,资源对经济增长的诅咒同时也伴随着环境恶化,最终会引发＂环境诅咒＂。     

"资源诅咒"与资源型地区经济发展路径选择

"资源诅咒"是指丰裕的自然资源经对经济增长非但没有起到促进作用,反而对经济增长产生了负面影响.这主要源于自然资源丰裕的国家或地区资源经济的一枝独秀,通过转移效应和支出效应挤出了制造业,同时抑制了人力资本积累和技术创新水平,并诱发寻租活动的发生.本文认为,资源型地区只有充分利用资源丰裕的比较优势,不断实现比较优势的动态转变;调整产业结构,大力发展新兴产业;加强资源租金管理,加大人力资本投入,促进技术创新;优化产权制度,建立有效透明的监督机制,才能走出"资源诅咒"的陷阱.     

自然资源丰裕度对中国地区经济增长的影响及其传导机制研究

本文利用1989-2003年中国省级面板数据,考察了自然资源丰裕度对我国区域经济增长的影响,在地区层面检验了"资源诅咒"假设,并对其传导路径进行了实证分析。实证研究结果表明,自然资源丰裕度并不直接对经济增长产生负面影响,而是通过降低外商直接投资、教育、创新水平间接阻碍经济增长,其中外商直接投资是最主要的传导机制。另外结果还显示,丰裕的自然资源倾向于增加国内投资,进而对地区经济增长起到一定的促进作用。     

西部地区能源资源利用效率的经济学研究 ——基于"资源诅咒"命题

西部地区资源丰裕,当经济增长缓慢,出现"富饶的贫困"现象,即所谓的"资源诅咒".本文通过众多学者关于"资源诅咒"假说的讨论,归结出"资源诅咒"要素传导机制,并基于各要素提出破解"资源诅咒"的政策建议,以实现"资源诅咒"转化为"资源福祉"的目的.     

探寻资源型区域规避“资源诅咒”之路

<正>早期许多经济学家认为,丰富的自然资源特别是矿产资源是经济增长的重要引擎。但众多自然资源丰裕的经济体却没有实现快速经济发展,使"资源诅咒"命题成为20世纪90年代以来发展经济学的一个研究热点。我国民族地区资源分布相对密集,森林资源、农牧业资源、能源、矿产资源等在全国都占有举足轻重的地位。其中,能源和矿产资源一直是其经济发展的比较优势,部分资源富集区凭借资源开发实现经济快速增长,但更多的区域反而陷入产业低级化恶性循环的怪圈。分析民族地区资源禀赋对其经济增长的作用机理,破解"富饶的贫困"悖论以实现其资源优势向经济优势转化,成为亟待解决的课题。大连民族学院杨玉文在教育部人文社会科学基金资助下     

区域矿产资源开发模式、生态足迹效率及其驱动因素——对“资源诅咒”学说的另一种解读

文章考察在生态足迹约束条件下的经济增长与资源禀赋的变动关系,分析了我国矿产资源丰裕区形成"资源诅咒"现象的重要因素。通过实证分析发现我国矿产资源丰裕区矿产资源开发模式具有一定的有条件的技术进步推动型特征,但是却忽略了技术效率水平的提高;城市化水平对生态足迹效率有着显著的负向影响,而工业化水平和外商直接投资水平则有着显著的正向影响。     

“资源诅咒”的实证分析及破解

自然禀赋与一些国家或地区的经济增长之间存在显著的负相关关系,由此形成所谓的"资源诅咒"效应.从中心一外围论、贸易条件恶化论、荷兰病到资源诅咒等也均揭示出资源禀赋与经济发展之间的悖论.以此现实问题为背景,深入讨论了资源诅咒的成因及破解途径.     

自然资源、经济增长与创新三者的关系分析

自然资源是经济增长的过程中的一个要素,理论上这个要素能够扩大生产可能性边界,但是,现实生活中自然资源常常阻碍了经济增长的提高,而缺少自然资源的地区反而可能有更快的增长速度.本文考察了自然资源禀赋、经济增长与创新之间的关系,作为"资源诅咒"的传导机制的重要部分,并发展了一个基于内生经济增长理论,变化的拉姆齐-卡斯-库普曼斯模型来解释"资源诅咒"现象.资源收入通过直接减少工作动力和间接导致较小的从事创新的劳动力比例两种方式阻碍经济增长.     

生态经济视角下“资源诅咒”向“资源福祉”的转化

从资源与经济发展的关系来看,资源禀赋不是社会经济发展的充分条件,资源型地区也不是一定会受到"资源诅咒"。不论"资源诅咒"存在论还是"资源诅咒"不存在论,都不排除资源型地区可以通过优化利用资源,摆脱恶性循环,把"资源诅咒"转化为"资源福祉"。当前资源型国家和地区的发展不能只关注经济增长,必须从生态发展的视角,充分发挥资源禀赋优势,使资源价值最大化地在区域内转化,保持自然资源的可持续循环,实现经济、社会、生态的协调发展。     

绿色金融、绿色技术创新与经济高质量发展

基于绿色金融的资源配置与绿色技术创新视角，首先将绿色金融分为绿色信贷、绿色证券和绿色保险三个维度，进而采用2013—2020年中国30个省份（因数据缺失，未包含西藏地区和港澳台地区）面板数据，利用动态广义矩估计面板模型（GMM）分析绿色金融对经济高质量发展的非线性影响，探讨绿色金融通过绿色技术创新促进经济高质量发展的作用机制，并分析绿色金融对绿色技术创新与经济高质量发展关系的调节效应。结果表明：(1)绿色信贷、绿色证券与经济高质量发展之间均呈“先扬后抑”的倒U型关系，大多数中西部省份绿色信贷、绿色证券水平尚未跨过拐点，其对经济高质量发展的影响处于促进阶段，绿色保险则对经济高质量发展具有显著线性促进作用；(2)绿色技术创新在不同维度绿色金融与经济高质量发展之间均起到部分中介作用，且绿色技术创新在绿色证券促进经济高质量发展中的传导作用最强，其次是绿色信贷，而绿色保险最弱；(3)绿色信贷、绿色证券和绿色保险对绿色技术创新与经济高质量发展关系均起显著正向调节作用，且三种类型绿色金融的调节效应依次递减。     

中国绿色能源高质量发展水平测度研究

在"创新、协调、绿色、开放、共享"五大发展理念中,绿色协调发展成为关系中国可持续发展全局的重要理念,而绿色能源高质量发展是绿色高质量发展中的一个重要有机组成部分。本文构建了涉及绿色能源投资、生产、消费和减排4个系统的9个细化指标,利用熵权TOPSIS法实证测度2017年中国绿色能源高质量发展水平,并深入分析各区域之间的差异。通过研究发现:中国30个省区绿色能源高质量发展的水平在4个子系统和综合水平方面的表现均存在差异,综合水平总体呈现"东中部高且比较接近,而西部中等偏低"的区域分布格局;然后依照绿色能源高质量发展综合水平的高低,把30个省区划分为领先型、中等型和落后型3种类型。进而深入把握中国绿色能源高质量发展水平的区域分布规律,为统筹推进各省区协同提升中国绿色能源高质量发展水平提供较为可靠的依据。     

科技创新与绿色治理协调效应评价及动态关系研究

基于2004-2016年中国内地30个省市面板数据,采用耦合协调模型和PVAR模型,实证检验科技创新与绿色治理的协调效应及动态关系。结果显示：2004-2016年全国各省市科技创新与绿色治理的协调水平偏低,并且由东向西的区域阶梯递减特征显著,多数省市科技创新滞后于绿色治理发展,协调等级处于濒临失调水平以下;东部地区科技创新与绿色治理之间存在双向因果关系,科技创新对绿色治理的影响不显著,长期看呈现为负向冲击效应,绿色治理对科技创新呈现出显著正向、持续影响;东北地区科技创新与绿色治理存在单向因果关系,科技创新对绿色治理的冲击效应不显著,绿色治理对科技创新呈现出显著正向、持续影响;中部和西部地区科技创新与绿色治理不存在因果关系,绿色治理对科技创新的冲击作用具有相似性,但科技创新对绿色治理的冲击效应存在较大差异。     

R&D资源错配与绿色创新效率损失——基于中国高技术产业的实证分析

基于中国高技术产业数据,测算R&D资源错配并实证分析其造成的绿色创新效率损失。从理论上分析不同R&D资源错配造成绿色创新效率损失的具体机理,采用中国内地省级高技术产业数据,结合反事实方法,测算R&D资源错配造成的绿色创新效率损失情况。结果表明,2000—2018年,中国高技术产业绿色创新效率呈不断上升趋势,但整体水平仍较低;中国高技术产业存在明显的R&D资源错配问题,R&D资本和R&D人力错配均属于资源配置过多的情况;R&D资源错配对绿色创新效率具有显著抑制作用,整体上造成中国高技术产业绿色创新效率损失值为0.0614,损失率达26.4%。基于此,必须持续推动要素市场化改革,激发市场活力,消除要素流动障碍,促进R&D资本和R&D人力在区域间合理配置。     

中国工业绿色技术创新动力评价及时空格局演化研究

基于绿色发展理念,从技术推动力、市场拉动力、管制推动力3个方面建立评价指标体系,运用理想解法的动态评价方法、熵值法和“厚今薄古”归一化法对中国内地30个省市工业绿色技术创新动力进行评价,运用探索性空间数据分析法和重心模型对其时空格局演化进行综合研判。结果表明,现阶段中国工业绿色技术创新动力水平不高,区域间差异较大;在空间分布上呈现出正空间自相关,东高西低的非均衡态势显著;工业绿色技术创新动力重心落点集中在河南省南部地区,与经济重心和高技术产业重心的迁移轨迹具有相似性,且东西方向上的移动距离相较南北方向更大。最后,提出各地区应制定针对性策略,构建区域绿色创新网络,搭建企业、政府、高校、市场等多方力量参与的绿色创新环境平台等相关建议。     

开放式创新驱动制造业绿色转型了吗——一个有调节的中介效应模型

“双碳”目标和能源转型战略背景下，能否以及如何通过开放式创新驱动制造业绿色转型意义重大。根据2013—2020年中国内地30个省份面板数据，构建有调节的中介效应双向固定效应模型，探究开放式创新对制造业绿色转型绩效的影响效果及实现路径。结果表明，开放式创新通过提升技术研发能力、优化能源消费结构显著影响并提升制造业绿色转型绩效，其作用效果受到市场结构调节。异质性分析发现，双向开放式创新对制造业绿色转型绩效的作用存在差异，内向型开放式创新的驱动作用强于外向型开放式创新。研究可为中国制造业扩大创新优势、加速绿色转型提供政策参考与经验借鉴。     

我国各区域企业绿色技术创新绩效比较研究

介绍了企业绿色技术创新的概念及其绩效度量方法,并运用因子分析法对我国30个省(自治区、直辖市)的企业绿色技术创新绩效进行了比较分析。结果发现:我国各省区的企业绿色技术创新活动发展并不均衡;部分地区的工业企业绿色技术创新状况与当地的经济发展基础、经济发展水平并未呈现出一致性。     

中国区域绿色创新效率收敛性研究

将环境污染、创新失败因素列为非期望产出指标,运用2006—2016年中国内地30个省份面板数据,构建SBM—DEA模型对中国绿色创新效率及其区域差异进行测算,进而采用σ收敛模型、绝对β收敛模型、条件β收敛模型考察中国区域绿色创新效率的收敛性。结果表明：中国区域绿色创新效率整体上呈现上升趋势,但存在较大区域差异,东部地区绿色创新效率远高于中、西部地区;全国及东、中、西部地区绿色创新效率均不存在明显的σ收敛,但存在显著的绝对β收敛和条件β收敛,且影响收敛的显著性因素各不相同。     

自然资源资产离任审计如何影响企业绿色技术创新?

为检验领导干部自然资源资产离任审计在实现其环境治理功能过程中是否驱动了企业绿色技术创新,利用2014年领导干部自然资源资产离任审计试点这一准自然实验,运用双重差分法(DID)实证检验了其对试点地区企业绿色技术创新的影响。研究发现:相较于非试点地区,领导干部自然资源资产离任审计显著提升了试点地区的企业绿色技术创新水平。进一步研究发现,政府对企业绿色技术创新行为进行奖励产生的绿色技术创新激励效应与政府对企业污染行为进行处罚产生的约束效应是促使企业绿色技术创新水平提升的两种路径。研究结论为领导干部自然资源资产离任审计的政策效果提供了经验证据,也丰富了企业绿色技术创新激励机制领域的研究。     

中国工业企业绿色技术创新效率的测度与评价—基于超效率网络SBM-Malmquist模型分析

将绿色创新发展理念融入到工业企业技术活动中，已经成为突破环境和资源约束、推动工业可持续发展的关键。本文将能源消耗量、三废排放量等纳入研究框架，运用超效率网络SBM模型和Malmquist-Luenberger指数对中国各省份工业企业绿色技术创新效率进行测度与评价。结果表明：在2013-2018年间，工业企业绿色技术创新效率处于较低水平，省域间存在较大差异，但差异趋势逐渐缩小；我国工业企业绿色技术创新效率呈现出“东-中-西”依次递减的阶梯式空间分布格局，与东部地区工业企业绿色技术创新效率持上升的趋势相比，中西部效率水平不仅存在绝对水平明显偏低的特征，而且还表现出了增长幅度的差异；成果转化期的效率值低于科技研发的效率值，纯技术效率水平过低是造成两阶段效率不高的主要原因；我国Malmquist-Luenberger指数均大于1，整体发展态势良好，其中技术效率变化指数的增长主要依赖于纯技术效率变化指数。从三大地区层面来看，东部地区的ML指数主要归结于技术进步指数TC的增长，而中西部地区的ML指数则主要依赖于技术效率变化指数EC的增长。通过上述研究确定绿色技术创新效率损失的来源和真实原因，为企业提升绿色技术创新水平提供有效路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