财政压力、支出结构与公共服务质量--基于中国229个地级市面板数据的实证分析

提供优质高效的公共服务以满足辖区居民美好生活需要,是各级地方政府的重要职责之一。财税体制改革给地方政府带来的财政压力,会对其公共服务供给行为产生影响。在测度中国229个地级市公共服务质量与财政压力的基础上,构建系统GMM模型,实证分析地方财政压力对公共服务质量的影响。结果发现:地方财政压力对公共服务质量产生了非线性影响,当地方政府承压超过一定限度时,财政压力将显著降低辖区公共服务质量;实证结果因地区、城市规模不同而呈现异质性;不同种类公共服务间的质量差异,源于财政压力环境下地方政府调整财政支出结构的行为。为此,应将财政压力控制在适度范围内,优化财政支出结构,努力实现地区间公共服务质量相对均衡。     

市场化、网络舆论与我国地方政府公共服务效率——基于省际面板数据的分析

文章以我国省级政府的面板数据为支撑,分析省级政府的公共服务效率,在此基础上进一步研究市场化、网络舆论等外部因素对政府公共服务效率的影响。结论表明,我国地方政府公共服务效率地区差距较大,东部省份较高,西部地区最低;地方政府公共服务效率整体偏低,但是上升趋势明显;网络舆论、人口密度、产业结构、对外开放程度和政府规模等因素对政府公共服务效率产生了显著地影响;人口素质、市场化水平对政府公共服务效率影响并不显著;人口密度、网络舆论等外部因素变量在动态环境下并不稳定。     

财政支出效率评价与政策启示——基于五大发展理念政府绩效北大核心CSSCISSCI

文章利用DEA-Tobit模型,以人均财政支出作为投入变量,以五大发展理念下的政府绩效作为产出变量,测算2013年中国30个省级地方政府的财政支出效率并对其影响因素进行实证研究。研究结果表明:中国地方政府财政支出效率低下且存在显著的地区差异,东中西部地区效率递减;区域内部省份中,东部地区财政支出效率差异最大,中部最小;实际人均GDP、政府支出规模对财政支出效率有显著负面影响;居民受教育水平、人口密度、对外贸易依存度和城镇人均可支配收入对财政支出效率有显著正面影响。通过对以上研究结果的分析,得出相关政策启示。     

公共服务与技能溢价——基于劳动力结构的视角

公共服务通过促进技能偏向性技术进步、促进技术行业发展以及影响劳动力结构等途径影响劳动力的供给和需求,进而显著影响技能溢价。本文使用2004—2018年30个省市的数据,通过构建面板模型实证检验了公共服务与技能溢价之间的关系。研究发现:劳动力结构在公共服务与技能溢价之间存在中介效应,公共服务对技能溢价具有显著的负向影响。进一步以劳动力结构为门槛变量进行门槛回归,发现公共服务对于技能溢价的影响存在拐点,且在拐点两侧存在显著异质性影响。东部地区公共服务在门槛值两侧对技能溢价都具有抑制作用,而且随着劳动力结构的上升这种抑制效应不断增强;中、西部地区公共服务在门槛值两侧分别呈现先促进后抑制的现象,低于门槛值时公共服务对技能溢价具有显著的正向影响效应,高于门槛值时公共服务对技能溢价则具有较为显著的负向影响效应。当前中、西部地区公共服务水平较低仍未达到门槛值,因而中、西部地区需要不断提升公共服务水平,通过培养和吸引高技能人才,提高技能劳动力在全体劳动力中占比,最终达到缩小技能工资差异,提高劳动者的消费能力和国内国际双循环的政策效果。     

政府补贴对我国东西部制造业企业研发投入的影响——基于新疆与浙江上市公司的对比研究

虽然学术界普遍认可政府补贴对企业研发投入具有重要影响,但由于区域营商环境、企业规模、性质的差异,企业研发投入对政府补贴的行为响应存在巨大差异。为此,针对现有研究中政府补贴数据不够准确以及对东西部企业的比较研究较欠缺等问题,以东西部地区典型省份浙江和新疆的制造业上市公司为研究对象,通过对2014-2017年A股上市公司政府补贴数据的手工核算,结合AMOS路径分析呈现政府补贴对制造业企业研发投入的作用过程。研究发现：政府补贴对新疆企业研发投入存在显著促进作用,而对浙江企业不存在显著影响;企业规模与新疆企业研发投入呈正向影响,而企业性质与两地企业研发投入均未呈现显著关系。最后,通过探究造成两省实证结果差异的原因,为西部地区企业利用好政府补贴,提高研发水平并缩小与东部地区差距提供思路启示。     

调控政策、住宅价格与居民住房支付能力——基于PanelData模型的区域差异分析

高房价是近年来我国政府关注的焦点,而与之相关的居民住房支付能力强弱则成为关键问题之一。本文以区域差异为视角,加入政策调控因素,引入虚拟变量,构建Panel Data模型以定量考察各因素对居民住房支付能力的影响程度。结果表明,住宅价格对西部地区的影响低于东、中部,而居民收入和消费支出水平对东部地区的影响高于中、西部;数量型货币政策工具对西部地区居民住房支付能力的影响最为显著,价格型货币政策工具对东部地区的影响最大。据此政府应该根据各地区居民住房支付能力的差异、影响因素的不同而制定相应的有效政策,提高居民住房支付能力。     

我国长三角地区国家区域政策效果评价研究——基于偏相关和多元分布滞后模型

文章利用长三角地区上海市、江苏省以及浙江省的经济增长数据,构建多元虚拟变量分布滞后模型对国家长三角地区的区域发展规划效果进行评价。研究结果表明国家长三角区域发展规划政策出台后,不同政策变量对三地市的经济增长的影响存在差别,其中中央补助收入在上海和江苏的经济增长弹性显著提高,但是中央补助收入对浙江省的经济增长促进作用有所下降,同时中央转移支付与税收返还政策效果存在时滞。最后提出了结构上调整国家区域发展规划政策等对策建议。     

空间溢出视角下财政分权与基本公共服务供给

文章采用2006~2015年中国省级面板数据,借助空间回归模型从全国和分东、中、西部地区两个视角考察了财政分权对公共服务供给水平的影响差异。研究结果表明,相邻省份财政分权对基本公共服务的影响具有政策模型效应;从整体来看,财政分权并没有改善公共服务的供给水平,但东部地区财政分权对公共服务的供给具有正向影响;经济发展水平、政府规模、转移支付和人口密度对地方公共服务的供给具有显著促进作用。说明地方政府对公共服务的供给水平不仅取决自身的经济发展水平,也取决于公众需求和地方政府官员的绩效考核机制。     

中国农村收入不平等—基于微观调查数据的回归分解

论文利用2003-2008年CGSS的微观个体调查数据,运用回归分解方法对中国农村收入不平等进行分解。首先对收入不平等进行测算,研究发现农村收入极端不平等,并且呈上升趋势。回归分解结果表明,年龄、教育、性别、东部地区虚拟变量、政治地位、婚姻、健康和幸福感是对农村收入不平等的决定要素。其中教育、年龄、性别、东部地区虚拟变量和健康对农村收入不平等的贡献显著。其余变量对农村收入不平等的贡献相对较小,但其对农村收入不平等的影响也不能被忽视。研究结论对政府制定科学合理的收入分配政策和有效调控收入差距具有借鉴作用。     

我国地方政府公共服务效率评价及其影响因素分析

以2000-2011年31个省级政府公共服务投入产出数据作为支撑,运用非径向SBM-DEA模型,测度我国省级政府公共服务效率,并实证研究了影响我国省级政府公共服务效率的主要因素,研究结果表明：①北京、山东、河南、山西4个省市政府公共服务效率为1,江西、辽宁、安徽等17个省市政府公共服务效率低于0.9,其中云南、内蒙古、青海、新疆、西藏五个地区政府公共服务效率更低于0.5;东部地区主要省份政府公共服务效率最高,中部地区略低,西部地区排名最低;相比较而言,西南、西北地区主要省份政府公共服务效率较低,中部和东南沿海地区大部分省份政府公共服务效率较高。②人口数量、人均GDP以及FDI对政府公共服务效率产生正向作用;产业结构、地区客运量对政府公共服务效率有较大影响,分别对其产生正向和负向作用。     

政府间转移支付、物流专业化与企业出口行为

文章以政府间转移支付、物流专业化影响企业出口行为的理论为基础,采用2000-2013年中国县级财政经济统计数据以及中国工业企业微观数据,运用Heckman两阶段法探究政府间转移支付、物流专业化与企业出口行为的总体关系。研究发现,政府间转移支付显著推动企业出口参与度的提高和出口规模的增长,物流专业化对上述企业出口行为均有显著的积极影响,政府间转移支付在物流专业化与企业出口行为的关系之间呈现显著的负向调节作用。在通过解决变量内生性问题、消除分配政策影响、考虑新冠肺炎疫情等外生冲击影响等一系列稳健性检验后,上述结论依然成立。进一步对政府间转移支付的异质性分析结果显示,一般性转移支付与物流专业化的交互项对企业出口参与度的回归结果变为正向显著。中介效应检验表明,政府间转移支付主要通过协调区域经济发展、基本公共服务均等化、改善财政收支结构促进企业自身出口参与和出口规模扩张;物流专业化主要通过物流规模扩张和物流效率提升促进企业出口二元边际增长。在新冠肺炎疫情长期持续和当前复杂艰难的国际贸易形势下,这一研究对我国继续优化政府间转移支付分配结构、强化物流专业化比较优势,进一步释放企业出口潜力,畅通国内国际经济双循环具有重要参考价值。     

产业政策、政府特征与全要素生产率——基于新结构经济学的理论与实证探究

产业政策是中国政府发展经济的重要抓手,全要素生产率是经济高质量发展的重要表征,厘清产业政策与全要素生产率的内在逻辑是中国经济发展面临的重大理论问题。本文基于新结构经济学的研究框架,在理论阐述政府产业政策对全要素生产率的作用机制及依赖条件的基础上,实证分析了产业政策对全要素生产率的影响及机制。本文创新性地利用产业相关的中央行政法规和部门规章、地方性法规和地方政府规章对产业政策进行了全面的定量识别,实证检验产业政策在全要素生产率进步中的驱动作用和空间效应,并进一步分析产业政策与市场的互补作用机制,以及政府特征对产业政策效应的异质性影响。研究发现,产业政策的出台与实施显著提升了地方全要素生产率,并具有正向的空间溢出效应;中央层面产业政策与地方层面产业政策在促进地方全要素生产率过程中呈现出互补效应,其互补效应主要集中于东部地区;产业政策对地方全要素生产率的提升作用高度依赖于地方市场化程度;产业政策对地方全要素生产率的推进作用还取决于地方政府的“自主性”和“嵌入性”特征。     

地方政府土地市场行为的经济学分析

当前,城市非理性扩张、房价不断攀升、土地市场秩序混乱等问题日益凸显,这离不开地方政府的土地市场行为。文章重点分析了地方政府的土地征购、出让定价、实物地租转嫁以及协议出让等行为,指出中央——地方的财政竞争以及地区之间的平行竞争是其深层次的制度根源,而中国土地制度的产权缺陷决定地方政府对土地市场的“事实垄断”为其提供了现实基础。因此,规避地方政府行为对经济的不利影响,必须明确地方政府土地市场的监管职能,深化土地市场改革,充分发挥市场机制的基础性作用。     

基于农业生产组织视角的西部地区农产品电商平台的使用意向研究

基于理性行为理论、扩展的技术接受模型构建概念模型,分析西部地区农业生产组织对农产品电商平台的使用意向及其影响因素。研究证实感知有用性对电商平台使用态度的正向影响最大,政府支持次之,感知成本负向影响较小;感知易用性对使用态度没有显著的正向影响;使用态度对使用意向的正向影响起到主要作用,政府支持起到辅助作用;使用态度均在各变量之间起到中介作用,感知有用性在感知易用性和使用态度的相互作用中具有显著的中介效应;政府支持对行为意向具有直接和间接的双重效应,而感知易用性能够通过感知有用性和使用态度的双重中介作用对行为意向产生显著影响。据此提出相应的管理策略,以有效提高农业生产组织使用电商平台的意愿、推动电子商务助力乡村产业振兴,突破西部地区农产品电商发展的瓶颈。     

中国碳交易政策对区域能源效率的影响

以2006—2018年30个省(市、区)的面板数据为样本,利用超效率SBM模型测算各地区能源效率,并建立双重差分模型和中介效应模型,研究碳交易政策对能源效率的影响机制.结果表明,中国碳交易政策对全国能源效率存在显著的正向影响,有助于能源效率的提升,但其对不同区域的影响不同,碳交易政策对东部地区能源效率没有显著影响,对中、西部地区能源效率均存在显著正向影响.对中介效应的分析发现,中部地区绿色技术创新和能源结构均发挥正向中介效应,而产业结构调整的中介作用不显著.西部地区产业结构调整存在遮掩效应,绿色技术创新和能源结构的中介作用不显著.东部地区绿色技术创新、能源结构以及产业结构调整的中介作用均不显著.因此,应适当减少东部地区免费初始碳配额,加快中、西部地区碳交易市场建设,提高产业结构调整质量以提升能源效率.     

产业政策制定和执行过程中的政府行为分析

我国产业政策绩效较低,主要原因是产业政策实施机制不健全.其中政府行为是影响产业政策绩效的重要变量.鉴于此,文章通过分析中央政府各部门间、中央政府与地方政府以及地方政府之间的三个层次的博弈关系,揭示产业政策制定和执行过程中各级政府的行为缺陷是由相互间的利益冲突导致,并提出相应的解决措施,以期完善产业政策实施机制,提高我国的产业政策绩效.     

政府补贴、研发投入与全要素生产率

政府补贴有助于企业实现特定的经济目标,对企业研发投入和全要素生产率具有重要影响。选取 2013-2020 年中国496 家制造业上市企业数据,探究政府补贴、研发投入和全要素生产率三者之间的作用机制。运用 ACF 法测算全要素生产率,重点分析融资约束的双重门槛作用以及股权集中度的调节作用。结论表明：以融资约束为门限变量,政府补贴对研发投入的影响效应在不同门限区间中呈现显著变化;企业研发投入对全要素生产率起到正向促进作用,股权集中度在研发投入与全要素生产率之间具有显著正向调节作用。实证分析不仅对政府补贴、研发投入和全要素生产率的深入研究具有重要理论价值,同时对政府运用财政补贴政策具有启示作用。     

中国城市全要素土地效率及其影响因素分析

文章使用土地存量、资本存量、劳动力就业人数作为投入要素,以城市国内生产总值作为产出变量,使用超效率DEA方法测算中国地级以上城市全要素土地效率,并对中国城市全要素土地效率的影响因素进行分析。结果表明,中国城市全要素土地利用效率普遍不高,产业结构和城市建设用地的快速扩张限制了土地效率的提高,人力资本和政府的作用有利于土地效率的提高,土地市场化改革促进了土地利用效率的提高,但不显著。上述因素在不同地区的作用有所偏重。     

是土地供应量与房地产税赋提高了房价吗

自分税制实施后,“土地财政”成为我国地方政府获取收入以支撑财政支出的主要选择,而与此同时房价也在不断上涨。中央政府从民生角度要求地方政府对房价实施调控,地方政府则主要通过调整土地供给量和房地产税税赋来施加影响。土地供应量和税赋会影响供需双方从而影响房价,反过来房价又会影响税收收入及开发商对土地的需求,进而影响社会民生。本文对我国东、中、西部地区住房价格和土地供给量、房地产税税赋之间的关系进行分析,探讨各地区的住房价格上涨原因。通过构建住房价格和土地供给量、房地产税税赋之间的PVAR模型,利用格兰杰因果检验、脉冲分析和方差分解方法来透视地方政府行为对住房价格的影响。分析结果显示,地方政府行为和房价之间存在着联动关系,但在推动住房价格上涨的原因上存在着区域差异：在东部地区,土地供应量影响房价;中部地区,二者联合推动了房价上涨。而在西部地区,房地产税税赋对房价的影响明显。在政策建议上,对地价推动房价的地区要从丰富住房来源和数量入手,而税赋影响房价的地区则要完善相关税制改革。     

环保产业政策对环境污染影响效应研究——基于重污染企业环保投资的视角

环境污染的负外部性特征与环境保护的正外溢性特征，使企业缺乏参与环境治理的积极性，亟需政府积极干预。自2006年起，中央政府专门在"十一五"规划与"十二五"规划中加入有关环境保护的规定，构成了环保产业政策的主要内容。环保产业政策究竟能否发挥环境治理效应?对这一问题的分析有助于更好地理解转型经济时期政府发挥"扶持之手"的作用。有鉴于此，文章以2006-2015年沪深A股重污染上市公司为微观样本，以中国30个省区为宏观样本，基于重污染企业环保投资视角，系统考察环保产业政策对环境污染的影响，并立足于时期异质性与地区异质性，阐释了环保产业政策环境治理效应发挥差异性的深层次原因。研究发现：在环保产业政策支持下，重污染企业环保投资有利于抑制工业二氧化硫和工业固体废弃物的排放，对工业废水排放无显著影响。进一步分析发现，重污染企业环保投资对环境治理效果具有时期异质性和地区异质性，即不同时期/区域内，重污染企业环保投资对同一工业污染物排放具有不同程度的影响。文章研究将微观企业行为与宏观生态环境相结合，不仅为环境污染影响因素研究开拓了新的视角，为环保产业政策环境治理效应的发挥提供了经验证据，而且廓清了生态环境改善的微观环保投资结构图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