国有企业发展的非正式制度动因

企业发展需要动力。在推动企业发展的动力中,企业文化、人力资本、社会资本等非正式制度的推动作用尤其巨大,因此,开发、利用非正式制度的推动作用有助于推动国有企业发展。     

嘉兴文化创意产业赢利困境的破解模式研究

文化创意产业发展对嘉兴优化产业结构,推进转型升级,意义重大。目前文化创意产业园及企业陷入赢利困境。顾客价值创造模式、价值链定位模式、优势资源整合模式是破解赢利困境的三种模式,企业根据自身特点有效选择,将有效地推动产业能力升级。     

少数民族乡村文化教育传承机制研究

少数民族乡村文化对乡村社会的稳定与可持续发展有着重要作用和意义。城市化进程影响下,少数民族乡村文化传承面临困境。从教育传承机制的角度对该问题提出进一步思考。首先,政府层面对少数民族传统文化的价值进行重新体认,建立文化创新和发展机制;其次,强化学校在传统文化传承与发展中的引领作用,建立协调机制;最后,乡村少数民族成员逐步提升文化自觉意识和文化转型能力,为少数民族传统文化传承与发展提供动力机制。     

吉林省中小商业银行数字化转型研究

随着数字经济的发展,商业银行的数字化转型已经成为一种必然趋势。近年来,国内各商业银行的数字化转型发展情况显示：大型商业银行和经济发达地区的中小商业银行的数字化转型进程较快,而吉林省中小商业银行的数字化转型发展相对缓慢。吉林省中小商业银行在数字化转型过程中面临着顶层设计不合理、资源投入不足、数据管理制度不完善等困境。分析吉林省中小商业银行数字化转型的背景、现状及面临的困境,并提出相应的对策,对加快吉林省中小商业银行数字化转型具有一定的现实意义。     

QFII持股促进企业数字化转型的机制研究——影响路径、企业异质性与提质补短效应

在数字经济时代,数字化转型是企业高质量发展的必由之路,QFII制度的引入则使QFII持股成为影响企业发展质量的重要因素之一。然而,现有文献对QFII持股影响企业数字化转型的研究不足,尤其缺乏相关经验证据。本文认为,QFII持股能够提升企业的数字化转型意识,为数字化转型项目提供长期的资金投入,并通过改善投融资行为、优化信息状况、推动技术进步等路径来促进企业数字化转型。采用2007—2020年沪深两市A股上市公司数据的分析发现：（1）QFII持股比例的提高能够有效促进企业数字化转型水平提升;（2）QFII持股可以通过缓解融资约束、降低财务费用和金融杠杆、提高分析师关注度和媒体正面报道数量、增加研发投入来促进企业数字化转型;（3）QFII持股对非国有企业数字化转型的促进作用比国有企业更为显著,对高科技企业数字化转型的促进作用比非高科技企业更为显著,对成长期、成熟期、衰退期企业数字化转型的促进作用依次递减;（4）QFII持股可以促进企业发展质量提升（提高投资价值和主业业绩）,数字化转型也可以促进企业发展质量提升（提高投资价值和投资效率）,而且QFII持股可以改善数字化转型对企业发展质量的影响（强化正面的投资价值和投资效率提升效应,弱化负面的主业业绩降低效应）,因而QFII持股下的数字化转型具有显著的提质效应;（5）在创新创业VC/PE投资和外来投资活跃度较低的地区,QFII持股对企业数字化转型的促进作用较大,表明在企业数字化转型方面QFII持股具有弥补资本市场投资活跃度不足的“补短板”效应。相比现有文献,本文主要进行了如下拓展和深化：一是考察了QFII持股对企业数字化转型的影响及其路径和异质性,二是提供了QFII持股促进企业数字化转型的经验证据,三是进一步探讨了QFII持股下数字化转型对企业发展的提质效应和QFII制度对资本市场的补短效应。本文的研究有助于理解QFII持股与企业高质量发展的内在逻辑,进而深入认识QFII持股制度对中国经济高质量发展的积极作用,以利于政府部门和资本市场更好地服务于实体经济数字化转型。     

期望绩效反馈与企业数字化转型：居安思危还是穷则思变

破解当前企业数字化转型困局的关键在于有效激发企业转型的内生动力。基于企业行为理论，选取2011—2020年沪深A股上市公司为样本，将绩效反馈分析机制引入企业数字化转型，实证检验期望绩效反馈对于企业数字化转型的影响及作用机制。研究发现：当企业处于正向绩效反馈下，随着期望顺差的扩大，企业数字化转型程度将会显著提高，即期望绩效反馈下的企业数字化转型呈现“居安思危”的变革特征；从动力传导机制看，正向绩效反馈企业通过发挥资源效应和赌资效应，提高了实施数字化转型的冗余资源丰腴度和战略变革意愿；拓展性分析发现，正向绩效反馈企业的数字化转型更多体现在与其具体业务技术应用下的深度融合，而并非仅停留在底层技术层面上。本研究对于深入理解企业数字化转型的内在驱动机制，激发企业转型的内在动力提供了一定的参考。     

数字化转型与人力资本结构:特征事实与经济后果

数字化转型是顺应新一轮科技革命和产业变革的必然要求,对企业人力资本结构及长远发展有着重大影响。本文借助爬虫数据处理归集了企业年报中的“数字化转型”关键词,创新性地刻画出企业数字化转型程度指标,并基于中国上市民营企业2007—2019年数据,实证检验了企业数字化转型对人力资本结构的影响及其渠道机制。研究表明,企业数字化转型显著推动了人力资本结构升级,并呈现出一定的结构异质性,对中、高技能员工有显著的正向效应,对低技能员工呈现显著负向效应。机制分析表明,数字化转型能有效解决企业的“融资难、融资贵”问题,并能够驱动企业稳定财务状况,进而助力企业人力资本结构升级。进一步分析发现,数字化转型通过优化人力资本结构能显著提升企业价值,数字金融发展较好情况下,对企业人力资本结构优化升级的促进作用更为明显。特别地,充分挖掘数字金融使用深度,更能发挥数字化转型效力,推动企业人力资本结构升级。本文的研究结论为数字化转型的发展、人力资本结构升级的推动提供了可靠经验证据和政策启示。     

非正式制度与政府转型中的路径依赖

路径依赖是阻碍政府制度变迁的主要障碍,而非正式制度的限制,是造成政府转型过程中路径依赖现象的主要来源.从非正式制度的主要范畴:意识形态、传统文化和习惯剖析了政府转型中路径依赖现象的非正式制度成因,提出了政府转型中非正式制度创新的建议.     

创新型城市试点政策能有效驱动企业数字化转型吗?

如何从政策层面推动实体经济数字化转型是当下值得关注的重要议题。国家创新型城市试点政策作为推动经济结构转型与新旧动能转换的重要制度设计,能否对我国企业数字化转型产生重要影响?以国家创新型城市试点政策为准自然实验,利用多时点双重差分模型考察其对企业数字化转型的影响。研究发现：国家创新型城市试点政策能促进企业数字化转型,该结论在经过一系列有效性与稳健性检验后仍成立。机制检验表明：试点政策主要借助创新环境优化与创新资源集聚驱动企业数字化转型。异质性分析发现：在非国有、大规模与高新技术企业,以及营商环境较好、财政压力较小的城市,试点政策更能促进企业数字化转型。拓展分析表明：试点政策能通过空间溢出与生产网络溢出带动非试点城市企业数字化转型;同时,试点政策虽扩大了城市内数字鸿沟,但能有效缩小城市间数字鸿沟,促进区域数字转型协同发展。研究结论丰富并拓展了国家创新型城市试点政策的微观经济效应,不仅为化解当前企业数字化转型困境提供切实可行的经验路径,也为数字技术深度赋能实体经济、重塑产业竞争优势及实现中国式现代化提供参考。     

数字化转型与困境企业债务违约风险

基于中国2015—2021年A股上市企业数据，考察了数字化转型对困境企业债务违约风险的影响。研究发现，企业数字化转型显著降低了困境企业债务违约风险；缓解融资约束和减少非效率投资是数字化转型降低困境企业债务违约风险的两个关键机制；考虑企业债务违约风险周期，相较于发酵期和去杠杆期，数字化转型能够显著降低处于债务危机早期和强化期企业债务违约的风险；相较于非困境企业，数字化转型对困境企业债务违约风险的降低作用更强。     

非国有资本参股对国有企业数字化转型的影响研究

国有企业推进数字化转型在促进自身发展升级时也能产生广泛的社会价值。基于2007—2020年上市企业数据,对非国有资本参股与国有企业数字化转型的关系及其内在机理进行实证分析。研究结果表明：国有企业在数字化转型中面临情境式困境,非国有资本参股通过加强企业创新动力、激发高管企业家精神与完善人才激励机制促进数字化转型,从而实现国有经济的高质量发展,但其效果会因国有企业特征、非国有资本特征以及外部环境特征有所差异。     

制造业企业数字化转型的方法与路径研究

以云计算、大数据、物联网和人工智能等为驱动的数字化时代已经到来,正在对国民经济的各个行业产生重要影响。制造业是国民经济的主体,加快制造业企业数字化转型是制造业高质量发展的重要途径,但目前我国制造业企业的数字化应用水平总体上还很低,企业对数字化转型的认识不够深刻,没有形成整体的转型思路和方法。对此,可以通过数字化转型驱动企业业务的转型和创新,最终重构整个企业的商业模式、运营模式、服务模式,甚至重构组织和文化。具体实施过程中,可以通过明确数字化转型规划、评估数字化现状、分析数字化转型的突破口、主攻智能制造等措施积极推动企业数字化转型。     

税收激励与企业数字化转型——基于固定资产加速折旧政策的准自然实验

税收政策工具会对数字经济时代下的实体企业发展产生重要影响。基于上市企业2007—2020年的数据分析固定资产加速折旧政策对企业数字化转型的影响，发现加速折旧政策有助于推动企业数字化转型，特别是对于资本密集度高、大规模企业以及东部地区企业政策效果更为明显；机制研究发现，固定资产加速折旧政策能够有效改善企业的财务状况、激发其创新活力、优化企业市场预期，进而为企业数字化转型提供有效动力。较好的外部市场化环境是发挥固定资产加速折旧政策创新转型驱动力的重要基础条件。本文为理解税收政策工具的有效性和作用机制提供了新的经验证据，也为“政府工具-市场环境”相结合以服务企业数字化转型提供了新的分析视角。     

外商直接投资与东道国企业数字化转型——基于中国上市企业的研究

在数字化潮流和高水平对外开放背景下,外商直接投资(FDI)与东道国数字经济发展的关系尚未被揭示。通过研究FDI对东道国企业数字化转型的影响,发现FDI能够促进东道国企业进行数字化转型,该结论在稳健性和内生性检验后仍然成立。企业效率机制、战略决策机制、资金约束缓解机制和数字化转型风险缓解机制是FDI促进东道国企业数字化转型的四个渠道。FDI对东道国企业数字化转型的促进作用存在异质性：FDI对东道国企业数字化转型的促进作用在数字经济发展水平更高的地区更大,在外商控制权更强的企业中更明显;在区分企业数字化转型方向后发现,FDI对向线上服务类数字化转型的企业促进作用显著,但对向非线上服务类数字化转型的企业促进作用不明显。在数字化发展背景下,FDI对东道国企业仍具有积极意义,上述结论对企业在高水平对外开放背景下克服数字化转型困境具有参考价值。     

“双循环”新发展格局下企业转型发展的机理、路径与政策建议

改革开放以来,我国外向型经济的高速发展有效解决了"双缺口"问题,但内外循环之间联系的弱化乃至割裂带来了潜在、长远、滞后的影响。双循环新发展格局下企业转型发展的逻辑机理是依托于内需牵引和创新驱动,不断向微笑曲线两端延伸。转型路径可归结为"创新为本,分类转型;内需为主,精准对接;供需匹配,动态平衡;数字赋能,提质增效"。转型困境包括要素市场化配置机制不健全、市场主体缺乏活力、企业创新动力不足、企业发展"路径依赖症"、出口转内销"水土不服"等。应从企业层面提高企业家危机意识和大局观念,精心培育和呵护创新能力与创新文化,依托内需牵引全面提升竞争力;从政府层面优化职能体系,构建亲清政商关系,完善中国特色产业政策体系。     

金融科技支持证券业创新发展研究

我国高度重视数字经济在各行业的融合发展,证券公司数字化转型可以通过创新实践改变其运营模式,提升其经营效率,因此需要高度重视金融科技对证券业发展的积极作用。面对我国证券业存在的信息化建设不完善、金融科技人才缺乏、对数字化转型认识不足以及数字化转型体制机制不健全等问题,提出完善信息技术支撑、加强用户体验、加强企业文化建设、培养复合型金融科技人才、不断建立健全和完善数字化转型机制的对策建议。     

数字化转型提升了企业风险承担的价值吗?

风险选择是企业投资决策的重要内容，然而承担风险并不必然有助于实现预期回报。数字化转型能否提升企业风险承担的价值?基于A股上市公司2007—2020年数据，借鉴夏普比率的理论构建风险绩效指标，实证检验数字化转型对企业风险承担及其价值的影响。研究结果显示，数字化转型不但提高了企业的风险承担水平，同时也提升了企业风险承担的价值。异质性检验的结果显示，行业竞争程度较高、地区市场化程度较低以及国有和处于成熟期的企业更有可能通过数字化转型提升风险承担的价值。机制检验的结果显示，数字化转型通过降低代理成本、缓解融资约束提高企业风险承担水平，通过提高内部控制质量、改善投资效率提升企业风险承担的价值。研究结论为理解数字化转型进程中企业风险决策与发展路径的演变提供依据与启示，同时也为制定促进数字经济发展的政策提供理论参考。     

高管团队外部关系网络、合作创新与企业数字化转型

以2012—2020年我国沪深两市A股制造业上市公司为研究对象,基于本文挖掘方法获取年报披露的数字化转型数据,探究高管团队外部关系网络对企业数字化转型的影响及作用机制。研究发现,高管团队外部关系网络能够显著促进企业数字化转型,并且对数字化转型头部企业的促进作用更大。分维度检验结果表明：高管团队的商业、政治、金融、科研关系网络均能够对企业数字化转型产生显著的正向促进效应,其中高管团队科研关系网络的正向促进效应最大,商业关系网络次之;从作用机制来看,高管团队外部关系网络可以显著提升企业合作创新水平,进而推动企业数字化转型发展;异质性分析结果表明,高管团队外部关系网络在非国有企业、动态能力强和地区数字化转型水平高的样本中具有更明显的数字化转型赋能效应。     

我国文化创意产业集群发展研究

本文在阐释我国文化创意产业集群发展基本态势的基础上,指出目前我国文化创意产业集群发展正面临着制度规范困境、资源利用困境、人才支撑困境和市场开发困境。要突破这四大困境,就需加快完善产业集群发展的法规体系,着力优化产业集群发展的区域布局,积极拓展产业集群发展的融资渠道,努力构建产业集群发展的人才规模培养机制以及推动建立产业集群发展的活力有序市场体系。     

数字化转型与企业竞争力：契机还是危机?——来自中国A股上市企业的经验证据

数字化转型的不确定性对企业竞争力来说是一次发展的契机还是一场危机?利用2010—2020年上市企业财务报表数据进行实证研究,结果显示：(1)总体上,数字化转型能显著促进企业竞争力水平的提升;(2)机制研究表明,数字化转型会提高企业全要素生产率而促进企业竞争力水平提升,也会加剧企业财务困境而降低企业竞争力水平;(3)异质性分析发现,数字化转型对国有企业竞争力的影响作用大于非国有企业,对大型企业竞争力的影响作用大于小型企业;(4)进一步研究发现,数字化转型和企业竞争力存在倒U型关系,财务困境是数字化转型的关键。据此提出建议：政府应该持续推进数字技术发展,助力弱势企业数字化转型,重视数字化转型风险,进而化危为机提升企业竞争力水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