基于熵的深圳外商直接投资环境分析(2005-2010)

本文采用基于熵的投资环境评价模型,对深圳2005-2010年外商直接投资环境进行实证分析,认为深圳近年来外商直接投资环境逐年改善,其最优状态为0.742,同时表明深圳外商直接投资环境的不确定性因素依然存在。因此,在分析不确定性因素的基础上提出优化深圳外商直接投资环境的对策建议:(1)发展创新型经济发展方式,加快经济增长;(2)优化资源配置,改善外商投资软环境;(3)开拓产业发展空间,增强吸引外资能力;(4)优化人才环境,提高人才聚集效应;(5)引导外资投向,开放外商直接投资新领域。     

国家发展改革委核报国务院核准或审批的固定资产投资项目目录(试行)

发改投资[2004]1927号CTw按照《国务院关于投资体制改革的决定》(国发〔2004〕20号)精神,以下固定资产投资项目,由国家发展改革委核报国务院核准或审批。一、企业投资项目(一)核电站项目;(二)新建机场项目;(三)城市快速轨道交通项目;(四)大型主题公园项目;(五)库容10亿立方米及以上的国际及跨省(区、市)河流上的水库项目和总投资10亿元及以上的需中央政府协调的水资源配置调整项目;(六)总装机容量100万千瓦及以上的水电站、抽水蓄能电站项目;(七)总装机容量120万千瓦及以上的火电站项目;(八)国家规划矿区内年产500万吨及以上的煤炭开发项目…     

苏联东欧国家固定资产投资体制改革比较研究

固定资产投资体制改革是苏联东欧国家经济改革的一个极为重要的内容。本文以苏联、匈牙利和南斯拉夫作为代表,对这些国家在投资体制改革的几个基本方面存在的共同趋势和不同做法作些比较分析。一、投资体制改革的方针在实行经济改革以前,苏联东欧各国的固定资产投资体制作为高度集中的计划经济管理体制的重要组成部分,其基本特征是:(1)投资决策高度集中;(2)预算拨款是投资资金的唯一来源;(3)投资资金无偿使用;(4)运用行政手段对投资活动实施直接的宏观调控。     

上市公司自由现金流与投资行为的实证研究

本文使用我国上市公司2003年-2005年间的面板数据,检验了我国上市公司自由现金流量与企业投资行为之间的关系。研究结果表明:(1)我国上市公司投资对现金流的敏感度显著,自由现金流量与投资支出显著正相关;(2)自由现金流量为正的上市公司投资对现金流的敏感度更为显著,自由现金流量与企业投资支出相关性更强;(3)我国上市公司投资对自由现金流高敏感度的动因,是由于上市公司信息不对称产生的融资约束导致企业投资不足。     

基于全球视角对跨国公司的审视

随着经济全球化的不断发展,跨国公司在世界经济中的地位日益凸显,跨国公司成为全球经济活动的主体,与此同时,跨国公司从实施国别战略到实施全球战略。跨国公司实施全球战略的影响主要有:(1)导致投资方式趋向于独资和跨国并购;(2)导致从产品分工到要素分工;(3)导致贸易投资一体化;(4)导致与其母国利益相背离;(5)导致国家经济统计标准发生改变;(6)导致全球经济安全互动性加强;(7)导致传统的贸易保护手段很难奏效。     

新的技术革命的征兆

熊彼特认为,技术革命是经济发展的原动力。他将技术革命分为五个方面:(1)开发新一代的商品;(2)采用新的生产方式;(3)开拓新的产品销路;(4)获得新的原料、半制成品的供应来源;(5)建立新的经济组织。战后日本经济得以发展的原因,正是在于上述技术革命获得了成功。具体表现为:(1)开发了尼龙、电视机等新产品;     

台湾

(一)计划的修正台湾当局于1985年底公布第九期经济建设中期计划(1986年～1989年)以及该计划第一年,即1986年实施指标。第九期计划规定主要指标如下:(1)经济增长率每年平均为6.5%;(2)通货膨胀率不超过2.5%;(3)农业增长率为1.3%,工业为6.1%,第三产业为7.5%;(4)商品与劳务年平均增长率分别为6.7%和9.5%;(5)贸易顺差累计金额达300亿美元。制订这一计划的台湾经济建设委员会企图在继续扩大出口的同时,积极推进台湾十四项建设,以扩大公共投资,促进岛内需要,从而推动台湾整体经济的发展。     

新外汇管理体制存在的问题

从1994年1月1日起,我国实施了新的外汇管理体制,主要内容包括:(一)从1994年1月1日起,实现汇率并轨、实行以市场供求为基础的、单一的、有管理的浮动汇率制;(二)实行银行结汇、售汇制、取消外汇留成和上缴;(三)建立银行间外汇交易市场,改进汇率形成机制;(四)禁止外币在境内计价,结算和流通;(五)取消外汇收支的指令性计划,国家主要运用经济、法律手段实现对外汇和国际收支的宏观调控。存在的问题1.新外汇管理体制有可能加大国内通货膨胀的压力。在新的外汇管理体制下,汇率并轨,取消了官方牌价而     

中国的经济周期:一个AD-AS模型的视角

这篇论文首次尝试用正式的分析框架,即联立VAR模型来研究中国的经 济周期。研究表明:(a)需求冲击是导致宏观经济波动的主要因素,而供给冲击在 一段时间后则显示出更大的重要性;(b)在第一个经济周期———1985-1990年中, 需求冲击的推动力量是消费和固定资产投资,但是,在第二个周期———1991-1996 年和1997年以后的通货紧缩时期中,推动力量则是固定资产投资和世界需求;(c) 宏观经济政策并没有在引发或阻碍周期性波动中发挥重要的作用。     

制度门槛、金融发展与对外直接投资

本文运用世界73个经济体2000~2008年数据和动态门限,将制度质量作为经济发展对OFDI影响的门槛并结合金融因素探究对外投资特征,有效补充了IDP理论的适用性。主要结论:(1)制度质量对OFDI的促进存在双门槛作用;(2)经济发展水平对OFDI的促进产生非线性影响,政府促使本国对外投资产生跨越式发展;(3)金融发展可以促进对外投资,但对不同经济体的影响机理不同;(4)制度质量与金融发展的相互作用对发达新兴经济体产生负向影响,对发达经济体产生正向影响。制度质量与经济发展的相互作用对发达经济体产生正向影响,但对新兴经济体影响更显著。     

集聚效应、路径依赖和外商投资分布演化——基于江苏省装备制造业跨国公司的考察

随着全球经济一体化向纵深方向发展,跨国公司尤其是那些资本和技术相对比较密集的跨国公司越来越关注其生产活动布局的优化调整。本文从外商直接投资分布的动态演化角度,重点探讨了集聚效应以及路径依赖作用对于其投资布局的影响。以在江苏省内投资的装备制造业外资企业为考察对象的研究发现,外商投资分布总体上呈现出区域集中的趋势,投资聚集效应显著增强,并表现出了明显的行业差异性,同时路径依赖效果也表现出了长期性特点。     

江苏省外贸结构研究

最近几年来,江苏省的对外贸易进入了高速发展阶段;但在外贸结构中仍然存在很多不合理的地方.文章主要从外贸的商品结构、地域结构、主体结构和方式几个方面进行分析,同时提出了优化外贸结构的建议.     

台商在江苏直接投资的发展研究

20世纪90年代以来,台商在江苏直接投资迅猛发展,使台商投资在江苏外商投资中起到举足轻重的作用。本文通过分析台商在江苏投资发展的现状及台商投资在产业及地区上的特征,进一步明确今后台商在江苏直接投资的发展方向,为江苏更好地吸引利用台资提供建议。     

投资动机视角下江苏省对东盟10国直接投资的影响因素研究

基于2007—2020年东盟10国的数据,构建拓展的投资引力模型,实证分析投资动机视角下江苏省对东盟直接投资的影响因素,研究发现江苏省对东盟的直接投资动机最为明显的是成本寻求型,其次是技术寻求型和市场寻求型,最后是资源寻求型,而基础设施也对江苏省对东盟的直接投资产生重要影响。为了更好地促进对东盟10国的投资,江苏省应加快边际产业的转移,同时增加对部分国家基础设施的直接投资,并且优化对东盟国家直接投资的结构。     

外商直接投资对安徽经济发展的影响及对策

外商直接投资对带动区域经济的发展具有重要作用。改革开放以来，安徽省在吸收和利用外商直接投资方面取得显著成效。文章概述了安徽外商直接投资的发展历程及特点，并运用EVIEWS软件对外商直接投资促进安徽经济发展作了实证分析。同时指出安徽在利用外商直接投资方面所存在的问题，并提出相应的对策建议。     

江苏发展对外直接投资的对策研究

在后危机时代,面临全球经济增长方式的深度调整,江苏将如何发展对外直接投资?在对江苏省发展对外直接投资进行SWOT分析的基础上,本文结合江苏在后危机时代面临的机遇和挑战,提出江苏发展对外直接投资的相关建议。     

浅探江苏教育、科技、经济协调发展中的问题及对策

一个地区经济的持续稳定发展，离不开教育、科技的支持，经过改革开放二十多年的发展，江苏教育、科技与经济发展已达到一定水平，但与发达国家、地区相比，仍有一些差距，应采取有效措施进一步促进教育、科技与经济协调发展。     

Why did China Benefit from a Joint Venture Policy？A Case Study of Shanghai

Mandatory joint venture requirements have played an important role in many developing countries' foreign investment policies. However,such policies have been criticized in some of the economic literatures on the grounds that they deter investment and lead to the development of inefficient industries. A significant amount of foreign direct investment in Shanghai has been in the form of joint ventures. Yet,by many measures,Shanghai has benefited enormously. This article argues that there are three reasons to explain Shanghai's successful use of the joint venture for its industrial development. First,local firms and industries have had the capability and willingness to learn from joint ventures and other foreign invested firms. Second,the joint venture policy has been more likely than not to have "crowded in" local investment rather than crowd it out. Third,investment authorities in Shanghai have had sufficient bureaucratic capacity and political insulation to prevent the joint venture policy from being manipulated by rent seekers.     

Capital or knowhow: The role of foreign multinationals in Sino-foreign joint ventures

China's success in attracting foreign direct investment has been cast in doubt as mainly a transfer of capital, not knowhow, because its financial system is incapable of allocating domestic savings and hard-earned foreign reserves to domestic enterprises. To shed light on this debate, we examine the determinants of equity sharing in Sino-foreign joint ventures with the premise that the roles of foreign direct investment (in transferring capital or knowhow) should be reflected in equity sharing between multinational firms and local firms. Our empirical analysis offers strong evidence for foreign direct investment as a transfer of knowhow, but limited support for foreign direct investment as a transfer of capital, which points to the need for further reform in China's financial system.     

FDI与江苏服务业产业结构优化的实证分析

随着江苏省服务业FDI的不断增长,并将逐步成为外商在江苏投资的主体,势必会对江苏服务业产业结构优化产生一定地影响。本文选取1990～2007年的江苏实际利用外资额和传统服务业增加值及现代服务业增加值作为样本数据,运用格兰杰因果检验方法,关于FDI是否会对服务业产业结构优化产生影响进行了实证分析,研究表明FDI是现代或传统服务业增加值的格兰杰原因,对现代服务业增加值的报酬率大于对传统服务业增加值的报酬率,即FDI促进了服务业产业结构优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