非正式制度对我国正式制度效率弱化机理分析

一国正式制度实施效率高低不但受到该正式制度本身制定是否公平的影响，还受到该国非正式制度的影响。非正式制度通过社会公众对正式制度公平认同度差异进而影响正式制度实施效率。文章分析了非正式制度对正式制度公平度的影响机理、非正式制度对我国正式制度效率弱化影响，并提出加强非正式制度建设的建议。     

环境规制对高碳制造业绿色低碳发展的影响——基于数字技术的调节效应

数字技术发展有助于提升资源要素重组能力和提高环境规制效能水平，是推动经济高质量发展和实现“双碳”目标的新引擎。运用2006—2019年省级平衡面板数据，考察数字技术发展视阈下环境规制驱动高碳制造业绿色低碳发展的内在机制，实证分析数字技术对正式和非正式环境规制影响高碳制造业低碳转型的调节效应。研究结果显示：正式和非正式环境规制均能够倒逼高碳制造业企业进行绿色创新，促进高碳制造业绿色低碳发展；数字技术能够显著推动高碳制造业绿色低碳发展，增强正式和非正式环境规制对高碳制造业绿色低碳发展的促进作用；正式和非正式环境规制均对高碳制造业绿色低碳发展具有正向的空间溢出效应，且数字技术在这一过程中存在明显的调节作用。因此，可通过加大数字化技术的创新和应用、强化正式和非正式环境规制的倒逼作用、创新区域高碳制造业绿色发展的协同机制等政策措施，促进高碳制造业绿色低碳发展。     

中国残疾人扶贫的发展历程与政策变迁

新中国成立以来,中国残疾人扶贫实践在不断的摸索中前进,大致经历了五个阶段：社会救济式的非正式扶贫阶段、正式扶贫的起步阶段、扶贫攻坚阶段、长远规划阶段和精准扶贫的机制创新阶段;其间,扶贫政策的变迁呈现出七种趋势：从救济式非正式扶贫到专业扶贫开发、从局部扶贫到全面扶贫、从单一要素扶贫到综合要素扶贫、从粗略扶贫到精准扶贫、扶贫目标从短期实现和解决生存问题到长远规划和兼顾生存与发展、扶贫主体从单一到多元化、扶贫措施从简单和非专业到多样和专业化。目前残疾人扶贫仍然存在重视数量、不重视质量,精准化程度不够,各部门扶贫任务不明确、考核机制缺失,领导机制与服务机制不完善,注重客观扶贫、不注重主观扶贫等问题。应坚持多元、综合的残疾人扶贫方向,加强残疾人社会保障体系建设,建立和完善残疾人精准扶贫工作机制、领导机制和服务机制,并充分发挥贫困残疾人的主体能动作用。     

论WTO非正式决策机制“绿屋会议”改革

由于多方面的原因综合作用,WTO在实践中发展出一种非正式决策机制＂绿屋会议＂,作为对正式决策机制的补充。近几年来,＂绿屋会议＂制度中的缺陷逐渐显露出来,受到来自各方面的质疑和批评,进行制度改革已成为必然趋势。     

非正式制度、市场秩序优化与经济稳定增长

非正式制度是制度结构中最为重要的方面,它对社会经济及市场秩序的影响远比正式制度的影响要大和更持久。中国在优化市场秩序和推进经济的稳定持续增长的过程中,加强非正式制度的建设显得十分重要。     

非正式约束与空间经济增长研究

非正式约束与经济增长之间的相互关系一直是经济学关注的核心问题。然而,主流经济增长理论的规模报酬不变及其竞争均衡分析范式,却并不兼容非正式约束的报酬递增及其垄断竞争特性。基于对正式约束的这两大特征分析,将非正式约束纳入空间经济增长理论中,进而探析非正式约束在经济增长中的作用机制,这不仅可以弥合过往经济增长理论与非正式约束研究的相互割裂,而且还可以通过模型推演进一步揭示出非正式约束在区域经济增长路径选择中的重要作用。     

论私营企业主政治参与

私营企业主政治参与正式途径边缘化、非正式途径占据主流,需要拓宽正式政治参与渠道,减少非正式政治参与,加强私营企业主政治参与过程中的思想政治工作。     

中国实施可持续发展战略的制度构建

首先对可持续发展制度的内涵进行了探讨，并从可持续发展行为主体、正式制度与非正式制度以及制度的实施机制三个方面构建了实施可持续发展战略的制度框架，然后结合我国的实践，从正反两个方面分析了可持续发展制度建设的成就与不足，并提出完善可持续发展制度的思路。     

正式规则·非正式规则·潜规则

制度是由社会认可的非正式约束、国家规定的正式约束和实施机制所构成的体系,是为人们之间的相互关系而设定的激励与约束机制。正式规则与非正式规则是不可分割、相互依存、互为条件、相互补充,共同构成了的社会规则体系,而潜规则是正式规则的逆向选择和异化。从正式规则、非正式规则与潜规则的视角分析社会规则体系,有利于认识制度或规则之间的多重关系,有效发挥制度的激励与约束功能。     

宏观经济政策视角的小企业融资影响效应分析

小企业融资困境的产生不仅是市场信贷配给机制的内在均衡结果，而且也与不同的宏观经济政策冲击效应及其所处的背景环境所蕴含传导机制的差异有关。在存在正式金融体系与非正式金融体系的经济体中，紧缩货币政策通过银行贷款渠道对小企业融资造成负的冲击，同时，持续扩张财政政策也会对小企业融资造成较大消极影响。非正式融资体系在宏观经济政策冲击中的“缓冲过滤机制”会扭曲正式融资体系中的政策冲击传导机制，造成失灵现象。另外，不同金融发展政策在不同的社会制度背景下对小企业融资形成不同影响。     

我国城镇非正规就业的规模估算

非正规就业在应对我国日趋严重的就业问题中,发挥着越来越重要的作用,尤其是成为就业弱势群体的主要就业渠道,非正规就业人员已经成为一个不容忽视的规模巨大的社会群体。在经济转型和结构调整过程中,中国不但存在从“无业”到非正规就业的过程,还存在从正规就业到非正规就业的过程,使城镇就业的变化表现出单位就业人数减少而非单位就业人数增加的特点,即就业的非正规化趋势。     

数字经济、个体能力与农民工工资差异——基于正规就业与非正规就业的多层模型分析

数字经济的技术偏向使其红利产生群体偏向,从而通过个体能力对劳动者工资收入的差异化影响形成并作用于群体的工资差异。从正规就业与非正规就业视角,采用2018和2020年中国家庭追踪调查数据,以农民工为样本,运用多层线性模型分析发现：正规就业农民工比非正规就业农民工具有更高的人力资本及个体能力（认知和非认知能力）,加上劳动力市场存在分割及就业歧视,导致正规就业农民工的工资较高;认知和非认知能力的增强不仅能促进农民工工资增长,而且能强化数字经济的工资增长效应;数字经济发展对正规就业农民工具有更强的工资增长效应,进而会扩大正规就业与非正规就业农民工的工资差异,其中存在“数字经济发展—非认知能力差异扩大—工资差异扩大”的传导路径,但认知能力差异的中介效应不显著。Oaxaca-Blinder分解结果也显示,地区数字经济和个体能力差异都是两类农民工工资差异的来源。因此,在大力发展数字经济的同时,要更加关注数字红利边缘群体的发展,积极帮助非正规就业农民工等弱势群体提高认知能力和非认知能力,并加快构建全国统一的劳动力市场,不断弱化和消除就业歧视。     

我国农村非正规金融探析

目前,在我国广大农村地区,现代正规金融和传统非正规金融并存,非正规金融规模甚至超过了正规金融.在我国农村经济发展中,非正规金融起着越来越重要的作用.文章分析了我国非正规金融活跃发展的现实原因,从而提出促进我国农村金融发展建议.     

非正规金融研究文献述评

通过对非正规金融的概念、类型、规模、形成原因、市场利率等方面的梳理,指出非正规金融的产生适应经济发展的内在要求,具有客观必然性。非正规金融的高利率在一定程度上是放贷风险的补偿,同时也是对正规金融官僚体制低效率的制度适应。     

俄罗斯过渡期的制度安排分析

俄罗斯经济过渡期的制度安排处于一种“空心化”的状态 ,正式制度安排的约束力下降 ,长期让位于非正式制度安排 ,制度体系维持着一种两难的平衡。为了克服这种制度缺陷 ,应在正式制度和非正式制度二者之间寻求最优结合 ,同时也要采取一些具体措施 ,如建立一种强制履约机制 ,促进经济增长和适当进行制度引进 ,重塑政府的制度体系等     

身份“差序格局”对劳务派遣员工的工作投入影响研究

随着劳务派遣制的普遍使用,企业中正式员工与劳务派遣员工身份"差序格局"的矛盾逐渐凸显出来,对劳务派遣员工的工作投入造成了重要影响。本文从个体和组织两个层面探索了劳务派遣员工工作投入的影响因素,在此基础上分析了身份"差序格局"对劳务派遣员工工作投入的影响机理,并针对劳务派遣员工的实际情况提出了构建其高工作投入机制的应对策略。     

正式和非正式环境规制碳减排效应的时空异质性与协同性——对2007—2017年新疆14个地州市的实证分析

环境规制是为保护和改善环境而对经济主体的污染物排放行为进行约束,其中正式环境规制体现了政府保护环境的主动性,非正式环境规制则反映了居民保护环境的自觉性。正式和非正式环境规制具有目标一致性,但规制主体和规制手段不同,因而其污染物减排效应既具有协同性,也具有异质性;同时,由于经济发展阶段、地区产业结构、居民收入水平等规制环境的不同以及规制实施时间的不同,正式和非正式环境规制的污染物减排效应表现出显著的时空异质性。采用2007—2017年新疆14个地州市相关数据的分析表明：从整体上看,正式环境规制具有显著的碳减排效应,非正式环境规制虽然对碳排放强度的影响不显著,但可以强化正式环境规制的碳减排效应;从时间异质性来看,正式环境规制的碳减排效应及其与非正式环境规制的协同效应在2012—2017年强于2007—2011年;从空间异质性来看,正式环境规制在北疆地区具有显著的碳减排效应,而在南疆地区对碳排放强度的影响不显著。进一步的分析发现：在新疆地区,随着经济发展水平的提高,正式和非正式环境规制均从与碳排放强度正相关转变为负相关,且正式环境规制的这种转变先于非正式环境规制。总体来看,在碳减排过程中,正式环境规制的作用强于非正式环境规制并先于非正式环境规制发生作用,在污染物排放较多的地区环境规制的碳减排效应更强。因此,一方面,政府要进一步提高保护环境的主动性,增强正式环境规制的针对性和有效性,后发地区还应提高对转入产业的环境规制强度;另一方面,要不断提高居民收入和素质,促进社会组织发展,增强居民保护环境的自觉性,以有效发挥非正式环境规制的碳减排效应及其与正式环境规制的协同效应。     

双重环境规制约束下技术创新对工业绿色增长的影响

检验环境规制约束下技术创新对工业绿色增长的影响并确定最优规制水平,对于环境规制的制定和工业绿色发展具有重要意义。文章选取2008—2017年中国省际工业面板数据对环境规制约束条件下技术创新对工业绿色增长的影响进行研究。文章首先基于系统GMM模型分析正式和非正式环境规制通过引导技术创新促进工业绿色增长的影响机制;其次构建面板门槛模型,分析在环境规制强度变化的情况下技术创新对工业绿色增长的影响,并确定最优规制区间;最后对实证部分进行稳健性检验。研究结果显示:1）正式环境规制既可以直接促进工业绿色增长,也可以通过技术创新来间接影响工业绿色增长。基于正式环境规制约束,技术创新对绿色增长的影响存在双重门槛,在中等强度正式环境规制区间内,技术创新的促进作用最明显。2）非正式环境规制对工业绿色增长的直接促进作用不明显,但可以通过影响技术创新来促进工业绿色增长。基于非正式环境规制约束,技术创新对工业绿色增长的影响存在单一门槛,只有在较高水平非正式环境规制强度区间内,技术创新才能发挥显著的积极作用。3）从地区看,中国位于最优规制区间的省份很少。     

企业战略管理研究新进展——基于制度经济学和组织社会学制度理论的视角

制度经济学视角的研究大多集中在正式制度和非正式制度对企业战略行为的影响;而组织社会学制度视角更多地是侧重于对制度合法性、多重制度压力及国际化等方面的企业战略行为的研究。今后的研究应结合产业基础观、资源基础观等多个理论视角和多层次分析方法,探索制度对企业战略行为的作用机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