家族管理涉入如何影响并购战略行为——基于中国上市家族企业的实证研究

相比所有权涉入,家族成员参与企业经营管理将对战略行为产生更直接的影响。基于委托代理理论,文章对2010年-2018年中国上市家族企业的实证研究发现,家族高管参与对企业的并购倾向及横向并购行为具有促进作用,与纵向并购则表现为不显著的负向关系。组织冗余使家族高管参与与并购行为间的正向关系得到增强,而家族二代的进入则削弱了家族高管对企业并购的积极作用。进一步讨论家族权威在企业权力体系高度集中的情境,发现家族成员担任企业董事长及总经理与并购倾向的正向关系变得不显著,冗余资源的正向调节机制亦被抑制,但此时家族二代参与反而表现出正向的调节效应。结果表明跨代情境下家族管理涉入层面的多元化而衍生的不同委托代理问题将约束企业并购行为发生的边界,深化了家族企业谋求家业长青与顺应制度经济转型的讨论,为中国家族企业治理提供实践建议。     

数字化转型与家族企业传承期绩效表现——来自上市公司年报文本分析的经验证据

在遵循“数字化基础设施（ABCDM）—互联网商业模式—企业信息化建设”数字化逻辑的基础上，文章基于2017—2021年上市家族企业年报，通过文本分析法构建模型，实证检验了家族企业数字化转型对代际传承动态过程中绩效表现的影响机理，打开了差序格局情境下，中国两代人协同治理家族企业的数字化效益实证研究“黑箱”，对“为什么家族二代应该引领数字化变革”作出回应。结果表明：家族企业数字化转型能够通过降低风险承担水平、减少冗余资源和弱化代理成本三重路径提升传承期绩效，但在不同传承和创新属性视角下表现出显著非对称性效果，即处于父辈掌权且子辈辅佐父辈阶段以及高创新强度的家族企业数字化转型赋能与绩效驱动效应更强。实证结果为二代引领家族企业数字化转型提供经验支持，同时为其在数字化情境下打破企业边界、优化业务流程、整合外部资源提出探索性建议。     

家族企业上市前后治理结构的比较与分析

公开上市是一种强制性的制度变迁,会导致家族企业治理结构在上市前后存在很大差异,从而可能给家族企业经营绩效带来巨大影响。家族企业治理结构的最大特点是身份治理与合约治理的联结;治理结构的有效性取决于外部社会环境的约束条件,强制性的制度变迁如果没有相应的制度环境相配套,那么极有可能降低家族企业的经营绩效。     

家族企业治理结构的合理与局限

伴随市场经济的发展与完善,中国家族企业治理问题已经成为我国家族企业持续成长的重大问题。 家族企业与非家族企业的主要区别在于企业加入了家族的要素。从治理机制看,家族企业是家族或者家庭企业管理模式在企业的翻版。家族企业主要依靠家长专制、亲情管理、利他主义、差序格局、嗣子继承等家族内部相继的一些制度安排来实现企业秩序。从契约关系看：家族企业用心理契约替代文本契约,     

权力平等分配是否有利于家族代理效率提升——家族控制、内部股权集中度与代理效率研究

家族企业的两类代理问题是家族企业区别于其他类型企业的特色之一。文章以深市上市家族企业为研究对象,对家族控制权与代理效率之间的关系,以及股权在家族成员之间的配置中的调节作用进行了实证研究。结果表明,控制性家族对企业控制权的增强有助于提高代理效率。内部股权集中度对家族控制权与代理效率之间的关系起到了显著正向调节作用,这表明家族控制权在内部权力分配集中的阶段对代理效率的贡献更强;另一方面也说明家族内部权力分配的不平等性并不一定会损害家族企业的治理效率,对于家族控制权更高的企业,适度的权力集中分配会对家族企业的发展提供有效的支持。     

家族治理与企业战略导向:基于制度逻辑理论的实证研究

家族-企业双元系统叠加是家族创业过程的一个重要特征，由于家族涉入带来了更多非经济考量，已有研究强调家族企业的战略导向更为保守。而从制度逻辑理论出发，文章认为家族企业的战略选择不仅取决于组织内部双元系统，更取决于其与外部复杂制度环境之间的互动过程。基于2012-2017年A股上市制造业企业的实证研究表明，受家族逻辑影响越深的企业采用保守型战略的可能性越高。进一步研究发现，在市场化程度较高的区域，家族治理与保守战略倾向的相关性更高；而在较高传统文化的地区内，家族治理企业的战略保守倾向并不明显。文章研究表明，家族系统与外部制度环境的不匹配性是导致其保守战略倾向的主要原因。研究结论对于理解制度复杂性下的家族企业战略导向有一定的贡献，也为拓展制度逻辑理论具有一定的学术价值。     

家族所有权对家族企业创新投入的影响——市场化程度的调节作用

以社会情感财富理论为基础,对我国主板上市家族企业在2008-2018年间的相关数据进行实证研究,结合企业所在地区市场化程度的不同,分别以家族决策权和家族现金流权为家族所有权的衡量指标,分析我国上市家族企业所有权对家族企业创新投入的影响.实证研究结果表明:家族所有权对家族企业创新投入具有显著的负向影响;地区市场化程度在家族所有权与家族企业创新投入之间发挥负向调节作用,当企业所在地区市场化程度越低,家族所有权对家族企业创新投入的负向影响作用越强;反之,则越弱.该结论为在市场化经济条件下,国内家族企业所有权结构与家族企业创新投入之间关系提供了经验证据和科学指导依据.     

中小家族企业控制权保留偏好的多维视角分析

控制权保留偏好是我国中小家族企业的基本特征。该文通过对家族理性、委托代理关系、企业家特质、制度环境等多维视角的分析表明，我国中小家族企业控制权保留偏好既受家族理性与经济理性双重作用的影响，又受我国制度环境滞后的影响。中小家族企业不应该盲目追求制度的先进性，而应追求制度环境、内部资源和能力以及治理结构的动态匹配。     

创业导向下女性高管对家族企业财务绩效的影响——来自性别属性与家族属性的双重效应

文章通过区分家族女性高管和非家族女性高管两类群体，实证检验了在家族企业创业成长的过程中，性别属性与家族属性带来的双重影响。研究结果表明，与独立型女性高管相比，与控制家族有血缘关系的亲缘型女性高管参与治理会对家族企业财务绩效产生更为积极的影响，且在内部创业导向下该积极作用更显著。独立型女性高管对财务绩效无直接显著作用，且在内部创业导向下，会削减家族企业的绩效，在外部创业导向下也没有体现出积极作用。本研究揭示了在以内部创业导向为主的家族企业中，家族经验、家族关系等家族属性可以一定程度上弥补女性角色在家族企业治理中的不足，为日益蓬勃的女性后代继任的家族企业创业成长给出了一定的有益指导。     

危机冲击与家族企业海外投资——来自中国香港上市公司的数据分析

社会情感财富理论提出后,许多学者在分析家族企业风险性决策时大多都是以社会情感财富这个单一的非经济目标作为决策依据,而忽略了经济目标在风险性决策模型中的重要性。文章针对这种单一决策目标的模型,基于企业经营的时间维度与目标类型构建了一个同时考虑到社会情感财富与经济目标的家族企业决策框架。基于2001-2016年中国香港本地制造业公司数据,文章重点考察了2003年发生的局部跨域SARS危机与2008年发生的全球金融危机对家族企业海外资产投资决策可能产生的影响,检验结果表明:与非家族企业相比,家族企业进行海外资产投资的动力往往更低。另外,不同的外部危机将对家族企业的海外资产投资产生显著的差异化影响。SARS危机冲击弱化了家族控制与海外投资的负向关系,即局部跨域危机来临时,家族企业为了持续发展将会加大其海外资产投资以获得潜在的风险性收益;全球性金融危机冲击则强化了家族控制与海外投资之间的负向关系,即全球性金融危机来临时,家族企业为了生存将会缩小其海外资产投资规模。文章的进一步研究还发现,虽然家族企业的海外投资对企业绩效具有负向影响,但局部跨域危机情境下的家族海外投资却显著改善了企业绩效,全球性金融危机冲击下的海外投资则更加恶化了企业绩效。     

内部治理、外部环境与农村家族式中小型企业成长

家族式中小企业组织是中国农村社会变革和发展进程中一项制度变迁和制度创新，与农村环境具有天然的契舍性，文章首先对其进行了界定分析了其特征，然后从内部治理和外部环境两个方面，对影响我国农村家族式中小型企业成长的因素进行研究，认为农村中小家族企业“家族化治理”的制度合理性和历史局限性是融为一体的，外部环境因素也对农村家族式中小企业的发展起到决定作用，政策建议提升农村家族企业家的综合素质，实施企业文化创新，改善农村外部环境。     

家族企业转型的对策研究

针对企业内部机制与外部制度环境如何共同影响家族企业社会化进程的问题,文章首先使用金融经济学的模型,从理论层面分析家族企业的演进趋势;进而借鉴法律金融论的代表人物LLSV等观点,基于广东民营家族企业发展所处的金融环境与法律环境,分析了两种外部制度环境对家族企业转型的影响;最后从政策层面提出了基于内源融资型和外延融资型企业的转型以及不同类型公司经营管理模式选择的几点建议.     

公司治理视角下的动态战略管理模型

公司治理通过战略管理对企业绩效产生影响,战略管理是公司治理对企业绩效影响的关键中间变量,管理者的战略选择行为受公司内部治理和外部治理的约束。文章认为,需要从公司治理的层面对企业的战略管理进行审视,注重企业文化环境的营造和组织学习能力的提高。     

中小企业成长：外部环境、内部治理与企业绩效——基于23个省市300家中小企业的经验数据

本文关注转轨经济背景下中小企业成长的外部环境与内部治理对企业绩效的影响,以23个省市14个行业300家中小企业为样本,采用多因素方差分析的计量经济学方法,对影响企业绩效的外部环境因素和内部治理因素进行了检验。研究结果表明外部环境因素中的政策环境、法律环境和经济环境均不能够显著解释中小企业绩效,而第一大股东持股比例、两职设置情况和专业委员会设置三个内部治理因素中只有专业委员会设置情况能够显著解释中小企业绩效。最后提出中小企业提高对公司治理重要性的认识并建立适合自身要求的治理结构与机制,以及建立中小企业多元化融资体系的政策建议。     

中小型家族企业治理模式的实现

本文在控制权、所有权、经营管理权、继承权的基础上提出控制权治理、产权治理、关系治理为一体,相互关联、相互影响、相互作用的内部治理模式,实现这一模式受到公司规模、权力结构、组织结构、家族成员关系等微观因素的影响,还受到外部的融资环境、文化环境、法律政策环境等宏观因素的影响。     

内部控制有助于提升公司价值吗?

近年来的研究发现,公司所处的良好外部制度环境有助于提升公司的价值。论文聚焦公司内部制度环境,使用厦门大学内控指数课题组构建的2007-2009年我国上市公司内部控制指数,研究了内部控制对公司价值的影响。研究发现:(1)内部控制的改善有助于提升公司的价值,并且内部控制的改善能够减轻政府控制对公司价值造成的负面影响(相对于非政府控制的公司);(2)内部控制的变化对公司价值变化的影响逐渐减弱,尽管政府控制能缓和这种递减的趋势;(3)当公司所面临的外部制度环境较好时,内部控制的改善对公司价值的提升作用更加明显。研究建议监管机构应进一步推进我国上市公司的内部控制建设。     

企业金融化对企业价值的影响——兼论过度金融化识别与治理

文章利用2008-2019年沪深两市A股公司数据，对企业金融化与企业价值的关系进行研究。研究发现：企业金融化对于企业价值影响效应与企业金融化水平有关，当企业金融化水平较低时，金融化对企业价值产生正面影响；当企业金融化水平过度时，金融化对企业价值产生负面影响，企业金融化对企业价值的影响效应表现为"倒U型"关系。特别的，将企业按照产权属性和行业属性进行分组，研究不同企业的金融化对企业价值的影响效应，可以看出企业金融化对于企业价值的影响也表现出异质性。另外，采用局部调整模型估算企业金融化的适度水平发现：企业金融化的适度水平不是固定不变的，不同的企业之间相差较大，会随着企业个体的差异及外部环境变化而不断调整。对过度金融化治理研究发现：可以通过加强企业内部治理和外部环境改善来治理企业过度金融化问题，促使企业金融化保持在适度水平上，进而提升企业价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