基金家族明星基金品牌策略实证研究——以华夏基金管理公司为例

运用2005-2012年非平衡面板的季度数据,以华夏家族为例,系统研究了基金家族打造明星基金品牌的证据、效果以及对投资者的影响.实证研究发现,华夏家族的规模和旗下基金业绩差距均高于市场平均水平,家族内绩优基金业绩持续性强于绩差基金,说明华夏家族很可能通过利益输送等方式打造明星基金.明星基金不但为自身带来了资金净流入,而且提高了整个家族的资产规模,品牌策略十分有效.2007-2010年间华夏家族为投资者创造了超额收益,而2011-2012年间华夏家族业绩不佳,表明公司治理机制的完善对于基金家族的整体业绩至关重要.     

投资者关系管理、现金流权与公司价值——基于中国家族上市公司的实证研究

本文以2005年中国家族上市公司为样本,研究了金字塔结构控制下投资者关系管理的嵌入效应,尤其是在现金流权和控制权分离的股权结构中,投资者关系管理对现金流权公司价值效应的调节机理。研究发现:我国家族上市公司的现金流权与控制权严重分离,现金流权比例与公司价值显著负相关;投资者关系管理作为上市公司的一项自主性治理机制,与公司价值显著正相关;在投资者关系管理水平较高的家族上市公司中,作为内部人的控股股东的现金流权比例对公司价值的侵占效应会降低。     

基金重仓股的信息效应

本文研究了基金重仓股对投资者选择股票是否有信息效应。实证结果显示，在基金公布其季度末的投资组合后，投资者购进以基金持股市值衡量的基金重仓股在中短期内并不能获得超过大盘的超额收益，也就是说，总体而言，基金的重仓股对投资者并没有信息效应。但是，有证据表明，利用重仓股的基金持股相关信息。是有可能改善投资者在未来的收益的。     

非家族股东超额委派董事与企业会计信息质量——来自上市家族企业的经验证据

如何认识股东超额委派董事这一行为,切实规范董事会决策机制,已成为公司治理领域亟待解决的问题。现有研究主要探讨了控股股东超额委派董事对企业经济决策行为的影响,鲜有文献从非控股股东超额委派董事的视角展开讨论。鉴于此,本文以2008—2021年我国上市家族企业为研究对象,深入考察非家族股东超额委派董事与企业会计信息质量之间的关系。研究发现,非家族股东超额委派董事会降低企业会计信息质量。机制分析表明,非家族股东超额委派董事会加剧第一类代理冲突,进而导致企业会计信息质量下降。进一步研究发现,当内部控制质量较低、企业处于非数字化转型期、外部审计监督较弱、地区市场化进程较慢时,非家族股东超额委派董事对企业会计信息质量的负向影响更显著。经济后果分析表明,非家族股东超额委派董事降低了会计信息质量,由此增加了企业股价崩盘风险,即会计信息质量在两者之间具有部分中介作用。     

家族成员涉人管理团队与公司绩效——基于我国家族上市公司的实证研究

对于家族企业，实际控制人和家族成员的意志会影响到公司决策，本文考察了具有亲缘关系的家族成员涉入管理职位对公司价值产生的影响，通过对我国沪深两市家族上市公司数据的实证研究，得到以下结论：（1）家族企业实际控制人涉入管理职位与公司绩效正相关；（2）家族其他成员涉入管理职位与公司绩效正相关；（3）以家族涉入者数量及其亲缘关系为测量变量的家族涉入水平指标与公司绩效负相关；（4）家族企业实际控制人拥有的公司控制权与现金流权偏离系数与公司绩效负相关。     

基于投资者类别的智钱效应检验与投资行为分析

采用我国开放式基金的相关数据,本文将基金投资者区分为机构投资者和个人投资者,基于不同投资者类别的申购和赎回行为,考察了我国开放式基金市场中的智钱效应与投资行为。我们的检验结果显示,无论是机构投资者还是个人投资者,在我国开放式基金市场中都不存在智钱效应;机构投资者和个人投资者投资开放式基金的行为显著不同,机构投资者根据股票市场波动采用反向交易策略,其净现金流入与当期股票市场收益和当期基金收益无关,而个人投资者根据股票市场波动采用动量交易策略,其净现金流入与当期股票市场收益和当期基金收益正相关。     

我国环境保护基金绩效分析——对比其他社会责任投资基金和传统共同基金

近年来,由于政府和公众对环境问题的日益关注,以环境保护为目的的投资机会增多,我国基金市场上的环保主题基金(即绿色共同基金)也得到投资者越来越多的关注。文章主要通过对比我国环境保护基金和其他社会责任投资基金、传统共同基金,研究绿色共同基金的投资绩效。基于CAPM理论和Fama-French三因素模型,发现在2015年至2016年期间,我国绿色共同基金的投资绩效与其他社会责任投资基金、传统共同基金的表现对比并无显著差异。     

预期反差与基金投资者赎回

选取中国开放式普通股票型基金和偏股混合型基金,对基金投资者的预期反差效应进行理论分析和实证检验。研究发现：基金业绩的绝对排名一致,但相对排名相反,则赎回份额不同,说明基金投资者存在预期反差效应;基金业绩的不确定性会强化预期反差效应,而个人投资者持有比例则会弱化预期反差效应;预期反差引发的基金赎回是由投资者心理偏差导致的行为。证实了基金投资者存在预期反差效应,加深了对基金投资者行为的认识,这对于引导投资者长期投资具有一定的启示意义。     

同辈竞争影响基金经理冒险行为的机制研究

随着基金业的蓬勃发展,基金已成为我国资本市场的重要组成部分。基金市场竞争的日益激烈使基金经理的冒险行为备受关注,现有文献主要基于“业绩—资金流—报酬—冒险”的分析范式,从基金业绩排名角度研究竞争对基金经理冒险行为的影响,但鲜有文献研究市场竞争强度对基金经理冒险行为的影响,更缺乏相关经验证据。本文认为,同辈基金（具有相似风格的基金）之间的竞争对基金经理冒险行为具有显著影响：在基金投资收益不确定和同辈基金存在替代效应的情形下,同辈竞争的加剧会增强投资者基金风格偏好对基金业绩偏好的掩盖,导致投资者业绩追逐降低,减弱“业绩—资金流—报酬”机制的激励效应,进而对基金经理的冒险动机和行为产生抑制作用;在冒险行为结果不确定和竞争具有收益递减效应的情形下,同辈竞争加剧会导致基金业绩下降,使冒险行为的预期收益降低,同时也使基金经理被解职的风险增加,进而抑制基金经理的冒险动机和行为。采用2005—2020年中国开放式基金数据的分析发现：同辈基金数量与基金的风险调整比率、重仓股集中度和市场偏离度均显著负相关,表明同辈竞争的加剧会使基金投资组合的风险水平下降;基金业绩与下期同辈基金平均资金流显著负相关,表明同辈基金的替代效应明显;同辈基金数量增加会弱化基金较同辈超额收益对基金资金流的正向影响,表明同辈竞争的加剧会降低投资者业绩追逐;基金业绩对同辈竞争影响基金经理冒险行为的部分中介效应明显,表明同辈竞争的加剧可以通过降低基金业绩来抑制基金经理冒险行为。相比已有文献,本文主要从三个方面进行了拓展和深化：一是从理论上探讨基金市场竞争强度增加对基金经理冒险行为的抑制作用;二是通过三维风格空间网络对同辈基金进行识别,构建一种基于风格相似性刻画基金市场竞争强度的方法;三是采用中国开放式基金的数据进行实证检验,为同辈竞争的基金经理冒险行为抑制效应提供经验证据。本文揭示了同辈竞争加剧对基金经理冒险行的抑制效应及其影响机制,为进一步优化基金市场结构和规范基金市场管理提供了经验借鉴和政策启示。应加强对基金申报的宏观调控和基金运行监管,使基金市场竞争维持在适度的范围内,有效发挥同辈竞争对基金经理行为的改善效应,进而促进基金业健康发展和人民财富增长。     

家族涉入调节下社会资本对企业创新的作用机制研究

基于社会资本相关研究的理论分析,重点探讨家族性社会资本与非家族性社会资本对企业创新的联合影响效应,以及这种联合效应是否强于家族性社会资本或非家族性社会资本个体效应。鉴于强大的控制联盟（即家族）的存在为组织环境中社会群体之间积极互惠影响创造了条件,还探讨了家族涉入在上述关系中的调节作用。运用偏最小二乘法（PLS）对318份调研问卷数据进行分析,结果表明：家族性社会资本与非家族性社会资本共同对家族企业创新产生积极影响,且联合影响效应优于家族性社会资本或非家族性社会资本的单一效应;家族控制对家族性社会资本和非家族性社会资本与企业创新的关系存在正向调节作用;代际参与对家族性社会资本和非家族性社会资本与企业创新的关系存在负向调节作用。     

家族涉入调节下社会资本对企业创新的作用机制研究

基于社会资本相关研究的理论分析,重点探讨家族性社会资本与非家族性社会资本对企业创新的联合影响效应,以及这种联合效应是否强于家族性社会资本或非家族性社会资本个体效应。鉴于强大的控制联盟（即家族）的存在为组织环境中社会群体之间积极互惠影响创造了条件,还探讨了家族涉入在上述关系中的调节作用。运用偏最小二乘法（PLS）对318份调研问卷数据进行分析,结果表明：家族性社会资本与非家族性社会资本共同对家族企业创新产生积极影响,且联合影响效应优于家族性社会资本或非家族性社会资本的单一效应;家族控制对家族性社会资本和非家族性社会资本与企业创新的关系存在正向调节作用;代际参与对家族性社会资本和非家族性社会资本与企业创新的关系存在负向调节作用。     

外商直接投资对区域内技术创新的影响研究——基于河北省2007—2013年面板数据的实证

利用河北省2007—2013年地区面板数据,运用计量方法实证分析外商直接投资对区域内技术创新的影响程度及其大小。研究发现:外商直接投资对河北省技术创新存在正溢出效应,经济发展水平、基础设施建设、人力资本存量等因素对外商直接投资溢出效应起到促进作用而贡献度较小,本地企业类型虽然表现出对外商直接投资溢出效应有促进作用但并不显著。基础设施建设与人力资本存量要素在外商直接投资溢出效应的作用方面,贡献度大大高于其他要素的水平。     

A股市场的QFII效应研究——来自指数收益率的垂直视角考察

对中国股市的QFII制度效应,国内的文献主要通过对国内投资同行（尤其是基金）的交易行为和投资对象（上市公司）的内外治理影响进行总量研究,基本上着眼于水平视角。本文在建立相关概念的基础上,基于沪深A股市场的指数收益率变化,计量了QFII对中国股市垂直效应依次推进的三个层次,实证得出的结论分别为负的一定的审批政策效应、正的微弱的资金数量效应和负的比较显著的策略溢出效应,据此给出了适度加大QFII的资金审批额度、恰当改进股票投资税收政策和完善信息披露机制的监管改进建议。     

谁为企业低效担责——家族管理者的堑壕行为与效应

通过分析高管离任过程中家族管理者的决策行为,提出“替罪羊”假说。基于2014—2020年家族管理者所经营的上市公司数据,实证检验高管离任中的“替罪羊”现象及其对企业绩效的影响。研究发现：（1）家族管理者在高管离任过程中存在堑壕行为,即使企业经营绩效处于低下水平,家族管理者因独特权威和庇护型治理机制而赢得留任优势,其他高管则成为“替罪羊”离开企业;（2）高管离任中的“替罪羊”现象并不会损害家族企业整体价值,家族管理者留任而非家族成员型高管离任将在短期内有助于改进企业的市场价值。     

家族控股上市公司的代理冲突及治理

家族控股上市公司的代理冲突主要是控股家族和中小股东之间的代理冲突,突出表现在:非法占用上市公司资金;大量使用关联交易;对外过度担保;高额派现获取丰厚回报等方面。有效的治理必须全面完善家族控股上市公司的公司治理结构,以形成有效的公司内部约束机制;加强法制环境建设,强化法制监管;完善监管制度,建立违法违规的高效惩罚机制等。     

投资者关注家族企业控制权风险吗？——基于我国中小板市场IPO抑价的考察

以在我国中小板上市的507家家族企业为研究对象,从IPO抑价的视角考察投资者对家族控制权风险的反应,结果表明：投资者上市首日给予控制权集中度高的公司以更高的价格,家族控制权越高,IPO抑价率越高;当家族通过聘任更多的家族成员担任高管以加强控制权时,投资者在上市首日对公司的估价更高;而对于家族成员涉入高管层较低的公司,投资者并不关注家族控制权风险。可见,当实际控制人家族涉入高管层较深时,我国投资者更倾向于将家族企业控制权视为价值发现的机遇而赋予公司更高的估值。因此,应进一步完善IPO制度,完善相应的公司治理和外部监督机制,以有效控制所有权集中的风险。     

家族治理与家族主义困境

本文在对中国家族企业的治理结构进行分析的基础上,针对中国家族企业发展中出现的家族主义困境问题,结合家族治理因素对其原因进行了探讨,认为家族企业要解决家族主义困境,心须从治理结构入手,实行管理分权、加强信任制度的建设才能从根本上解决问题。     

我国封闭式基金折价率均值回归与投资策略分析

为了探讨我国封闭式基金折价率的均值回归性质对基金投资者投资策略的影响,本文通过对封闭式基金价格与净值的协整分析,以及折价率均值回归检验,证实了我国封闭式基金价格与净值的变动之间不存在长期稳定关系;进一步,我国封闭式基金折价率不具有均值回归性质,而呈现明显的持续性特征。上述结果表明试图利用折价率指标进行套利的活动并不能为投资者带来确切的收益。     

我国家族上市公司治理结构与公司绩效的实证分析

以2012年在深沪两市上市的我国家族上市公司为样本,实证检验股权结构、董事会结构、高管激励等内部治理结构对公司绩效的影响。检验结果表明：我国家族上市公司第一大股东持股比例和前十大股东持股比例与公司绩效显著负相关,第一大股东持股比例和前十大股东持股比例越高,公司绩效越差;管理者持股比例与家族上市公司绩效显著正相关,管理者持股比例越高,公司绩效越好;没有明显的证据表明独立董事的比例对公司绩效产生了显著影响。     

税收征管如何影响企业现金持有——基于“金税三期”的准自然实验

以2007～2019年A股上市公司为样本,借助金税三期工程上线为“准自然实验”,通过多期双重差分模型检验税收征管如何影响现金持有。研究发现,税收征管显著提高了企业现金持有水平,且该效应在非国有企业、产品市场竞争较激烈企业、市场化进程较高地区更显著;机制检验发现,这种现金增持效应主要源于税收征管的治理效应,通过抑制管理层超额持现引致的过度投资和在职消费进而提升现金持有量;进一步研究发现,超额现金将用于公司研发投入和股利发放,实现了资金的二次优化配置,最终提升了现金持有价值。这为金税工程的政策绩效评估提供了微观层面的证据,同时也为进一步完善智能化监管,推进纳税系统信息化提供理论及经验支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