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贫困地区农村居民家庭食物不安全风险承受能力及影响因素分析

提高我国贫困地区农村居民家庭食物不安全风险的承受能力，是实现其食物安全的一个重要途径。本文基于在内蒙古、甘肃、河南和陕西4省（自治区）中8个国家级贫困县320户农村居民家庭的问卷调查数据，对我国贫困地区农村居民家庭食物不安全风险承受能力及其影响因素进行了分析，并得出了分析结论的政策含义。     

我国贫困农村家庭食物安全状况及影响因素的实证研究

本文在深入分析食物安全、家庭食物安全内涵的基础上，利用12个国家挟贫重点县的农户调查资料，通过构建指标体系对我国贫困农村的家庭食物安全水平和程度进行衡量和评价，并对其影响因素进行了分析，结果表明：近20多年来，我国贫困农村地区的家庭食物安全水平不断提高，食物安全广度不断扩大，但是食物安全深度却出现下降；食物获得能力对家庭食物安全具有显著的正影响，提高贫困农村地区居民的收入水平和家庭粮食自给能力有助于降低家庭的食物不安全发生概率；食物可获得性对家庭食物安全具有非常显著的正影响，市场方便度越高，实现家庭食物安全的概率越高；家庭规模和家庭结构对家庭食物安全具有显著影响，随着家庭规模、家庭结构复杂程度和家庭温饱负担程度的提高，农户面临的食物不安全风险的概率也在增加。     

中国居民家庭食物浪费的收入弹性、效应解析及模拟分析

食物浪费不仅导致食物生产和分销过程浪费大量资源,还增加垃圾处理压力和温室气体排放,挑战粮食安全。通过理论与实证研究解析了收入增长影响家庭食物浪费的数量效应和结构效应。基于中国健康与营养调查数据的实证结果显示,收入增长会显著提高居民家庭食物浪费量,食物浪费收入弹性为0.26,其中,数量效应表现为收入增长提高谷物类、蔬菜类和肉蛋奶类食物的浪费量,包括通过提高家庭食物浪费率对食物浪费量产生影响;结构效应表现为收入增长降低蔬菜类食物浪费量占比,提高肉蛋奶类食物浪费量占比,但对谷物类食物浪费量占比无显著影响。进一步分析发现收入增长与家庭食物浪费量之间存在非线性关系。两种方案的模拟结果均显示,2030年前我国人均食物浪费量和食物浪费总量仍会继续上升,有必要制定和实施遏制居民家庭食物浪费的具体干预措施。城乡之间存在明显差异,收入增长对农村居民家庭食物浪费的作用更强,因此干预措施制定应着重关注农村地区家庭食物浪费问题。     

中国贫困地区农村居民家庭膳食质量状况及影响因素分析

膳食质量状况是食物安全的一个重要方面。本文利用人均膳食质量分值（人均DDP分值）及计量经济模型,对中国贫困地区农村居民家庭膳食质量状况及其影响因素进行了分析,得出的主要结论有：自1990年以来,中国贫困地区农村居民家庭膳食质量状况不断改善,但总体水平仍然有待于进一步提高。不同类型家庭的膳食质量状况具有明显差异。人均收入、人均动物性食物热量摄入量对贫困地区农村居民家庭膳食质量状况具有显著的正向影响,家庭人口规模、农业收入占家庭总收入的比重具有显著的负向影响。因此,提高收入水平、增加动物性食品消费量、严格执行计划生育政策、提高兼业程度和缩小地区之间经济社会发展差异,是提高中国贫困地区农村居民家庭膳食质量水平的主要措施。     

不同收入阶层农村居民的膳食质量演变:1997—2018年

了解不同收入阶层农村居民膳食质量分布的变动状况，明晰收入对农村家庭膳食质量的影响程度，有助于政府相关部门制定营养干预政策。本文基于1997—2011年中国营养健康调查数据与2015—2018年全国农村微观经济数据，采用随机优势法测算了中国不同收入阶层农村家庭膳食质量分布的变化情况，采用双向固定效应模型实证检验了收入增长及其他社会经济因素对农村家庭膳食质量改善的影响，并重点关注了收入影响的非线性特征。研究发现：(1)1997—2018年，不同收入阶层农村家庭膳食质量在不同分位数处均显著改善，但总体来看，农村居民的膳食质量水平仍然偏低；(2)低收入群体总体改善程度较高，高收入群体改善程度较低，不同阶层膳食质量差异呈现缩小趋势，其中，高收入组的膳食质量改善主要发生于1997—2006年，低收入组的膳食质量改善则主要发生于2011—2018年；(3)农村家庭膳食质量评分的收入弹性仅在0.2左右，并随膳食质量评分的提升而下降；家庭人口特征变量、食物价格、食物消费习惯及食物环境等因素均会影响农村家庭膳食质量的改善程度。     

我国贫困地区农村居民家庭食物安全状况的自我评价及影响因素分析

在对居民家庭食物安全状况的评价中,尽管客观评价方法应用较多,但主观评价方法也有其不可替代的地位与作用.本文基于2006年8月在内蒙古、河南、甘肃和陕西4省区8个国家级贫困县中320户农户问卷调查数据,采用主观评价方法对我国贫困地区农村居民家庭的食物安全状况及影响因素进行分析,并分析了其政策含义.     

新冠肺炎疫情对农村居民食物消费的影响——基于江苏省调查数据的实证分析

2019年末爆发的新冠肺炎疫情对农村居民非农收入造成负面影响,改变了居民的膳食偏好,这些变化均对农村家庭食物消费产生了一定影响。本文构建了一个分析疫情对居民膳食消费影响的理论框架,并结合江苏省2019年与2020年两年农村家庭跟踪调查数据,分别采用Double-hurdle模型和Poisson模型与归并最小绝对离差法(CLAD)研究新冠肺炎疫情对农村家庭的各类食物消费数量与膳食质量(多样性与膳食偏离程度)的影响。结果表明,在偏好替代效应与收入效应双重作用下,农户大部分食物消费量(谷类和奶制品除外)均显著提高;但膳食消费量的提高并未改善总体膳食质量,受疫情影响,农户总体膳食多样性水平下降,且食物实际摄入量与推荐摄入量的偏离程度进一步扩大。     

基于收入分层QUAIDS模型的广东省城镇居民家庭食品消费行为分析

基于2007～2009年广东省城镇居民家庭7类食品的消费数据,本文运用QUAIDS模型对不同收入家庭食品消费结构及其消费行为进行了分析。结果表明:首先,按照全部样本估算的城镇居民家庭乳品、油脂类和肉类等动物性食品的支出弹性大于1,与中等和高收入家庭相比,低收入家庭这三类食品的消费支出弹性也相对敏感;其次,在不同收入分层中,低收入家庭油脂类食品的消费价格弹性相对敏感;再次,当收入和价格同比例变化时,城镇居民家庭更愿意增加对肉类、蛋类和乳品的消费。因此,稳定食品价格、提高最低生活保障标准和最低工资标准等措施,是确保城镇居民家庭食品消费需求、营养摄入水平及生活质量的前提条件。     

城乡人口流动能否打破贫困代际传递?

我国流动人口子代能否摆脱贫困的桎梏,对于我国巩固脱贫成果与衔接乡村振兴有重要的现实意义。文章基于中国家庭金融调查(CHFS)2013年、2015年以及2017年的跟踪数据,使用代际收入弹性模型进行测量,为了弥补已有研究仅仅关注到的父代和子代的影响因素,引入家庭整体的视角来探讨代际间贫困的传递,旨在探索贫困代际传递好转的具体实施路径。研究结果表明:流动人口的贫困代际传递程度呈现逐年下降的趋势;子代层与家庭层的影响因素共计对代际收入传递提供了16.79%的贡献率,其中最重要的传播路径为家庭层的发展享受型消费;家庭层的影响因素对男性的影响较大而对女性的影响较小;对城镇流动人口的影响相比农村流动人口更大。基于上述研究,应加强对流动人口的家庭消费类型、家庭创业、家庭负债等方面的帮助和政策引导,以期实现长久的脱贫和稳定。     

收入差距对家庭服务性消费的影响:来自浙江省农村的证据

根据相对收入假说,收入差距对消费的影响源于人们寻求社会地位而消费储蓄的动机。本文利用2004—2012年浙江省农村固定观察点数据,研究发现:在控制农村家庭纯收入后,收入差距对农村家庭服务性消费仍然有显著影响,基尼系数每下降0.1个百分点,服务性消费增加23.7%。这期间基尼系数由0.398降至0.327,可以解释浙江省农村家庭服务性消费增加的8.13%。同时发现收入差距对农村低收入、中等收入和高收入家庭服务性消费的影响并无显著差异,但对农村老年家庭服务性消费的影响却明显大于年轻家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