WTO争端解决机构专家组制度介绍

WTO体制能够有效运作，其中WTO争端解决机构（Dispute Settlement Body以下简称DSB)功不可没，DSB是WTO体系内的司法机构，其地位之重在于它负责整个WTO的“争端解决程序”的运作。DSB解决缔约国之间的争端主要是通过其下属的专家组就双方的争议做出一个在WTO里被称作“报告”(report)的“判决”来实现的。根     

世贸组织争端解决机制的几个法律问题

世贸组织框架下的争端解决机制,在时间限制、解决效率、上诉审查等方面,发展和完善了关贸总协定的不足,它有一整套完整的法律体系,使贸易争端解决机制由关贸总协定框架下的＂权力导向＂发展到现在的＂规范导向＂。自世贸组织建立以来,该争端解决机构解决了大量的国际贸易争端,促进了国际贸易的自由发展。     

世贸组织争端解决机制的几个法律问题

世贸组织框架下的争端解决机制,在时间限制、解决效率、上诉审查等方面,发展和完善了关贸总协定的不足,它有一整套完整的法律体系,使贸易争端解决机制由关贸总协定框架下的＂权力导向＂发展到现在的＂规范导向＂。自世贸组织建立以来,该争端解决机构解决了大量的国际贸易争端,促进了国际贸易的自由发展。     

漫谈WTO争端解决机制（一）

大家知道，按照成立WTO协定的规定，WTO有三大职能，即贸易谈判，贸易政策审议和争端解决。对于前两个功能，有关报道常常见诸报端。面对于WTO的争端解决功能，普通人却了解不多。作为首位在WTO总部工作的中国律师，高树超博士对于WTO的争端解决机制有非常独到的认识。从本期开始，高博士将结合最新动向，给大家介绍WTO争端解决机制的各个方面。     

WTO争端解决机制漫谈之二

人家知道，按照成立WTO协定的规定，WTO有三大职能，即贸易谈判，贸易政策审议和争端解决。对于前两个功能，有关消息常常见诸报端。而对于WTO的争端解决功能，普通人却了解不多。作为首名在WTO总部工作的中国律师，高树超博士对于WTO的争端解决机制有深刻的认识。在本文中，高博士承接上期，结合WTO争端解决机制的新动向，继续给人家介绍WTO争端解决机制的各个方面。     

WTO争端解决机制及其应对策略

一、WTO争端解决机制的基本程序及其实质根据《世界贸易组织争端解决规则与程序的谅解》（简称DSU）的规定,WTO争端解决机制由适用范围、管理与运作、一般原则、基本程序、建议与裁决的实施和监督、补偿与减让的中止、涉及最不发达成员国的特殊程序、专家组的工作程序、专家组复审等环节构成。其中,基本程序最能体现WTO争端解决机制的涵蕴。具体而言,WTO争端解决机制的基本程序包括协商、斡旋、调解和调停、仲裁、专家组程序、上诉程序、对执行争端解决机构的建议或裁决的监督、制裁（补偿与报复）。     

论“世贸组织”争端解决机制中的法庭之友

早在14世纪,＂法庭之友＂的概念就被引入了普通法程序中。随后,其又被引入了国际法。同时,被很多全球性的组织机构采纳,如欧洲人权法院,欧盟法院以及WTO。我们可以看出,其运用还是十分广泛的。实际上,大多数的法庭之友的角色都是由一些着眼于保护环境、劳动者以及消费者的非政府组织扮演的。     

浅析WTO争端解决机制

WTO争端解决机制自建立以来,已经成功地解决了许多国际贸易争端,而且日益取得发展中国家的信赖,因此值得关注.我国加入WTO后,贸易争端将会大幅度上升.因此,未雨绸缪,深入研究WTO的争端解决机制并得出有效的应对策略,是十分迫切而重要的.     

WTO争端解决机制的玄机

加入WTO以来,我国涉诉WTO争端解决机制的对外贸易纠纷案件不断增多,WTO争端解决机制已经逐渐成为我国处理对外贸易纠纷的重要途径。中国投诉了5起,被诉8起,作为第三方参与了60多起案件处理。面     

WTO常设上诉机构年度报告（2003）点评

2004年5月7日世界贸易组织(以下称世贸组织)争端解决机制常设上诉机构(the Standing Apellate Body“SDB”)公布了该上诉机构2003年度报告(世贸组织文件WT／AB／1)。虽然该报告冠名2003年报告，但它实际上是世贸组织1995年成立以来，尤其常设上诉机构1995年12月进入运作以来，常设上诉机构所发表的第一份年度报告。其内容不仅涉及2003年度常设上诉机构做出的上诉报告，同时也对1995年至2003年八年以来常设上诉机构的工作做了一个全面汇总。     

中哈区域经济合作争端解决机制的分阶段设计

成熟的争端解决机制是区域经济合作得以健康发展的有力保障。鉴于中哈两国现行的争端解决机制存在纠纷解决方式少、纠纷解决条款覆盖面窄、解决机制设计简单等缺陷,本文提出两国应根据区域经济合作发展的不同阶段,分别针对中哈霍尔果斯国际边境合作中心、边境自由贸易区直至中哈自由贸易区设置相应的争端解决机制,以促进中哈区域经济合作的发展。     

跨境贸易人民币结算失衡问题研究

跨境贸易人民币结算失衡明显,造成这一矛盾的主要原因在于以劳动密集型产品为主的出口商品贸易结构,出口企业缺乏议价能力、人民币升值预期以及人民币离岸市场广度和深度发展有限。结果是:一方面增加外汇储备资产风险暴露头寸;另一方面造成货币当局和境内进口企业福利损失。解决的方法是增强汇率制度弹性、深化人民币离岸市场和优化出口贸易结构以期完善人民币作为计价货币的市场条件。     

海外华人网络对中国对外贸易影响的面板数据分析

除了改变生产要素的供给以外,移民网络同时也可以降低国际贸易的交易成本以及产生"移民偏好转移"等作用.华人网络对中国对外贸易的总体促进效应比以前学者得到的结果要小;并且,对于不同的国家而言,华人网络对中国对外贸易既有促进作用也存在抑制作用.     

新疆跨境贸易和投资人民币结算：现状、问题及对策

自2010年6月,新疆被纳入第二批跨境贸易人民币结算试点范围以来,新疆跨境贸易和投资人民币结算业务始终在积极推进着。在开办此类业务的过程中还存在一些问题,如结算业务过于集中,跨境人民币结算试点政策与一部分现行外汇制度存在矛盾之处,涉外企业对人民币结算的接受程度抑制了业务的开展,相关职能机构缺乏协作机制等。今后应加大政策宣传力度,扩大试点范围,并进一步完善相关制度,以保障跨境人民币结算业务的有序开展。     

信息交易中的侵占与组织资本投资

组织资本的本质是信息的流动方式,即组织成员间的信息交易。通过将第三方约束的侵占效率概念引进委托代理模型,建立组织资本与信息交易的联系,组织通过组织资本的投资减少自然状态下的侵占效率,从而达到组织在竞争中的胜出。     

边境贸易及人民币跨境结算问题研究——以广西壮族自治区为例

自2009年中国跨境贸易人民币结算试点开展以来,人民币结算额不断上升,但同时也面临一些问题。以广西为例,边境贸易发展推动了广西经济实力的上升,创新了银行业务,为跨境贸易人民币结算累积了丰富经验。但在货币监管、监测统计等方面还存在问题。因此,我国要扩大人民币区域影响力,创新结算业务,构建统一的货币兑换和清算体系以及完善人民币跨境收支监测管理体制等,从而推动人民币国际化发展路线。     

我国西部地区贸易对环境污染影响的分析——基于西部地区省际面板数据的检验

选取2000-2008年西部地区十一个省、直辖市和自治区的贸易与环境相关数据,利用面板数据模型对西部地区贸易对环境污染的影响进行实证分析,研究结果表明规模效应和贸易开放度的增加加剧了西部地区的环境污染,结构效应和环境政策则减少了西部地区的环境污染,而技术效应对西部地区环境污染的影响不显著。     

进口贸易、人力资本与中国技术创新:基于面板数据的一个经验分析

运用面板数据和DOLS方法,对中国1990～2006年间进口贸易数据和专利数据等进行计量检验,分析发现:进口贸易确实能促进中国的技术创新.但有一个前提:人力资本门槛,即中国的人力资本积累要达到一定的水平,也就是说人力资本在进口贸易促进中国技术创新中起着关键的作用.     

新视角下中国外贸数据的重估与评析

当前外贸统计的缺陷,使得其＂跨境交易＂的统计原则和原产地规则无法客观地衡量经济全球化背景下投资、转口贸易以及加工贸易的发展状况,用属权的统计思想,重新核算中国外贸的数据,以期能够客观地反映中国外贸发展的真实面貌。     

Why is China a Reluctant Leader of the World Trade Organization?

ABSTRACT

China has drawn massive benefits via expanded trade since it acceded to the WTO in 2001. We might therefore reasonably expect it to have taken a more assertive lead in trying to rectify the travails in which the organisation finds itself mired, attendant with its rising power status, its active trade diplomacy elsewhere, the high levels of relative gains it has enjoyed since becoming a member, and its broader trade dependency. That China has not done so represents a puzzle, which is usually answered with reference to the international picture: i.e. that global trade has appeared to be holding up reasonably well throughout and beyond the global crisis, and, despite some inchoate protectionism, there generally exists a broad commitment to an open trading regime. Yet this only tells part of the story: China’s approach cannot simply be ‘read off’ from the structural context and there are, in fact, a series of interesting domestic explanations for why China has remained a ‘reluctant leader’ of the WTO too. On the basis of a series of interviews with Chinese experts, we offer a more complete account of these processes that better recognises patterns of agency, and how China navigates a contingent international order.