内部控制与薪酬差距之间的关系研究

有效的内部控制能够促进薪酬制度发挥激励作用,提高企业价值.以2015-2019我国A股制造业上市公司为样本,基于锦标赛理论和行为理论,实证分析了内部控制对高管-员工之间薪酬差距的影响.研究发现:内部控制质量对上市公司高管—员工薪酬差距具有显著的正向影响,进一步研究发现,随着时间推移,内部控制质量对薪酬差距发挥的作用越来...     

高管—员工薪酬差距与企业绩效——基于行为视角的实证研究

以高管和员工的生产行为作为中介变量,运用结构方程模型实证研究了我国上市公司高管—员工薪酬差距与企业绩效的关系。结果发现:薪酬差距对高管和员工产生了不同的激励效应,扩大薪酬差距对高管的生产行为产生了正向影响,但对员工的生产行为却产生了负向影响;高管和员工的生产行为对企业绩效都具有正向影响,但员工的生产行为与企业绩效的敏感性更强;总体来看,扩大薪酬差距对提高企业绩效有一定的促进作用。     

高管薪酬激励影响业绩预告质量吗?

高管薪酬激励的重要作用之一就是促进信息披露质量的提高,但高管薪酬激励是否能够提高业绩预告质量,目前并未得到明确结论.文章以2007—2016年沪深A股上市公司为样本,实证考察了高管薪酬激励对业绩预告质量的影响.研究发现,高管货币薪酬激励、股权激励与业绩预告质量呈正相关关系,薪酬结构中的股权薪酬占总报酬的比重越高,业绩预告质量越好.进一步分析发现,相比于国有企业,非国有企业中高管薪酬激励对业绩预告质量的影响程度更大.研究丰富了高管薪酬激励和业绩预告的相关研究,能为上市公司业绩预告质量的提高提供对策建议,具有一定的理论和现实意义.     

高管—员工薪酬差距与过度投资的实证研究——基于企业异质性视角

文章以2009—2014年中国上市公司为样本,研究高管—员工薪酬差距与过度投资的关系。结果显示:高管—员工薪酬差距与过度投资呈U型关系,即适当扩大薪酬差距能够抑制过度投资,但超过一定程度将产生负效应。同时,两者间关系受异质性因素影响:与国有企业相比,非国有企业的薪酬差距对过度投资的影响更为显著;与地处非中心城市企业相比,地处中心城市企业的薪酬差距与过度投资的关系更紧密。     

我国国有上市公司高管员工薪酬差距的影响因素分析

国有企业高管员工薪酬差距是当前影响我国社会和谐的重要问题之一。本文调查发现,我国国有上市公司高管员工薪酬差距呈现不断加大趋势,国有上市公司高管员工薪酬差距与公司的经营业绩显著正相关,说明当公司的业绩上升时高管将获得更高的薪酬,企业业绩上升的好处主要是高管获得了。我们还发现,控股股东的股权集中度和董事会规模能在一定程度上起到制约薪酬差距加大的作用。本文建议进一步加强国有控股股东及董事会对薪酬的制约作用,并改进当前我国较单一的业绩薪酬激励制度,在高管薪酬激励制度设计中可以考虑员工薪酬及福利改善等因素,从而促进企业提高员工待遇,缩小高管员工薪酬差距。     

经理人市场、高管薪酬差距与激励效应

以我国经理人市场的选拔机制为切入点,结合总经理的继任来源,考察企业高管层内的薪酬差距对企业绩效的影响。结果表明,在国有企业中,总经理的继任来源与高管层内的薪酬差距变动无显著关系;在非国有企业中,总经理的内部继任与高管层内的薪酬差距变动负相关。进一步分析发现,在国有企业中,总经理的继任来源不会影响高管薪酬差距的激励作用;在非国有企业中,当总经理从内部继任时,高管薪酬差距产生更好的激励作用,当总经理从外部继任时,增加的薪酬差距无法有效激励高管。     

上市公司高管-员工薪酬差距与经营业绩关系实证研究

用2005-2012年我国上市公司的面板数据,研究了高管-员工薪酬差距与公司经营业绩之间的关系,发现高管-员工薪酬差距对公司经营业绩的影响呈现倒U型结构,并存在一个最有利于公司经营业绩成长的极值点。在到达极值点之前,高管-员工薪酬差距对公司经营业绩的影响表现为正效应,在达到极值点之后表现为负效应。实证结果也发现,地区、产权、资金周转率、员工人数、员工受教育程度等因素均会影响公司经营业绩,并且发达地区和非国有上市公司的极值点较大,可以承受更大的高管-员工薪酬差距。     

内部控制、董事会结构与高管薪酬—业绩敏感性

文章以2011年至2013年沪深A股上市公司的高管薪酬—业绩敏感性为对象,首先单独研究内部控制质量对其影响,然后引入董事会结构特征,考察不同董事会独立性和董事会规模环境下内部控制对高管薪酬—业绩敏感性的影响程度。实证结果表明:提高内部控制质量能显著提升高管薪酬—业绩敏感性,并且在董事会独立性较高以及董事会规模较小的公司,内部控制的作用更为显著。文章丰富了高管薪酬激励研究方面的经验证据,以期为公司治理及政府监管提供相关指导。     

基于内部绩效与市场价值的国有企业高管薪酬管控

本文以A股上市公司为样本数据,运用因子分析法构建企业内部绩效综合指标和企业市场价值综合指标,将高管薪酬与综合指标相结合,构成与企业业绩相联系的业绩薪酬指标,然后将国有企业与非国有企业的业绩薪酬指标进行对比,实证检验国有企业高管薪酬管控的必要性。同时,本文认为国有企业高管薪酬管控应参考高管为企业创造的市场价值,企业实际经营状况与市场估值差距越大,则国有企业高管经营成果与市场预期差距越大,通过构建企业内部绩效和市场价值对高管薪酬影响的模型,发现企业市场价值对高管薪酬有负向影响,进而可以以企业市场价值作为高管薪酬管控的参考依据。     

内部控制质量影响高管薪酬吗？——基于中国A股上市公司的经验证据

以“要素观”、“目标观”与“缺陷观”三种思路为基础，构建了基于“整合观”的内部控制质量评价指标体系，同时以我国A股上市公司为研究样本，对内部控制质量与高管薪酬的关系及其在不同产权性质上市公司中的差异进行实证检验，结果显示：内部控制质量与高管薪酬之间存在显著的正相关关系；在国有企业，这种正相关关系更为显著，而在非国有企业，这种正相关关系并不显著。     

基于业绩的薪酬激励是高管盈余管理的诱因吗——对应计盈余管理与真实盈余管理的分析

以2005—2012年沪深A股上市公司为样本,基于激励与约束的视角,结合应计项目盈余管理与真实活动盈余管理,实证分析了我国企业的高管薪酬激励以及内部控制制度对高管盈余管理程度的影响。结果发现,我国大多数企业已建立了高管薪酬与业绩挂钩的激励机制,高额薪酬能抑制冒险的盈余管理行为,只有当高管薪酬水平较低时其盈余管理程度才会提高;高管的薪酬激励强度与盈余管理程度显著负相关,而且激励强度较高的企业内部控制通常较好,良好的企业内部控制有助于抑制高管基于薪酬目的的盈余管理行为。因此,在良好的内部控制环境下,基于业绩的薪酬激励不是高管盈余管理的直接诱因,增强激励强度反而对盈余管理具有抑制效用。     

制度环境、高管薪酬外部公平与企业绩效

利用2007—2014年沪市A股制造业上市公司为研究样本,在重新定义高管薪酬外部公平的基础上,结合制度环境研究了高管薪酬外部公平的激励效应。实证发现:高管薪酬外部公平对企业绩效具有正面激励效应。进一步研究发现,制度环境对企业高管薪酬激励效应具有显著影响。相比非国有企业,高管薪酬外部公平在国有企业中对企业绩效正面激励效应愈加显著;与低市场化进程样本组相比,高管薪酬外部公平与企业绩效的正相关关系在高市场化进程样本组更加显著。研究表明,企业应结合具体制度环境制定合理薪酬水平以充分发挥企业高管薪酬激励机制。     

薪酬激励、薪酬差距与公司业绩——基于广西上市公司2010—2012年数据的研究

以2010—2012年27家广西上市公司的样本数据进行实证检验发现:第一,高管现金薪酬激励效果最优,其次是员工现金薪酬激励效果,高管股权薪酬激励不仅不能提升公司业绩,反而降低了公司业绩;第二,高管—员工薪酬差距与公司业绩呈"倒U型",即随着高管—员工薪酬差距的增加,公司业绩逐渐增长,但当高管—员工薪酬差距增加到一定程度后,再持续加大薪酬差距会导致业绩的下降。因此建议:一是继续重视现金薪酬激励的作用,不仅体现在高管现金薪酬激励的运用上,还体现在员工现金薪酬激励的运用上;二是在制定薪酬政策时,要关注公司高管—员工的薪酬差距,避免薪酬差距过小和过大所带来的负面影响。     

最终控制人对上市公司高管薪酬合理性的影响——来自国有和非国有上市公司的证据

实证分析企业最终控制人属性对高管薪酬合理性的影响,选取2008～2010年深沪上市公司为样本,对最终控制人为国有和非国有两类属性企业的薪酬与业绩等因素的匹配程度进行检验,同时探讨国有企业最终控制人级别对高管薪酬的影响。实证结果显示一定程度上国有企业薪酬与业绩等因素的匹配程度低于非国有企业。而且,中央国企薪酬超高现象比地方国企更严重。研究结论证明了对产权主体权利行使和经理人人力资本产权定价予以改善,对完善我国上市公司治理效率具有重要意义。     

高管薪酬激励、内部控制有效性与公司业绩——来自沪深A股上市公司的经验证据

采用2010—2014年沪深A股非金融保险类上市公司的数据对上市公司高管薪酬激励、内部控制有效性与公司业绩的关系进行实证检验,研究结果显示：高管薪酬激励程度越高,内部控制有效性越好;内部控制有效性、高管薪酬激励与公司业绩都存在显著的正相关关系;内部控制有效性是高管激励程度对公司业绩影响的中介变量,三者之间存在显著的局部中介效应,以控股权不同进行分组检验也证明了这一效应的存在。因此,上市公司在制定高管薪酬激励计划时应当考虑内部控制对薪酬激励效果的影响,为达到激励高管进而提升公司业绩的目的,需要建立与高管薪酬激励相配套的机制,完善上市公司内部控制制度。     

股权激励强度谁主沉浮？——基于不同控制环境下的高管权力与能力视角

选取2007—2016年沪市A股与深市主板A股上市公司作为研究样本，实证分析高管权力、高管能力以及产权性质对企业股权激励强度在授予阶段和行权阶段等不同控制环境下的影响，结果表明：（1）在授予阶段，高管的权力越大，授予的股权激励强度越大，高管权力对股权激励授予强度的正向影响大于高管能力；相对于国有企业，非国有企业中高管权力越大其被授予的股权激励强度越大。（2）在行权阶段，高管能力越强，其越有可能达到行权所设定的业绩目标，解锁行权的股权激励强度越大，高管能力对股权激励解锁行权强度的正向影响大于高管权力；高管年薪对高管股权激励行权强度能够产生一定的“挤出”效应；在既定的股权激励业绩目标下，相对于非国有企业，国有企业中高管权力越大其行权的股权激励强度越大。     

高管薪酬差距对企业风险承担的影响研究

高管薪酬是近年来社会关注的热点，高管薪酬差距更是企业薪酬激励机制中的重要内容。基于我国上市公司2005—2020年间的样本数据，构建双向固定效应模型，并将样本聚类到行业层面，实证检验了内外部高管薪酬差距对上市公司风险承担行为的影响。研究结果表明，高管内部薪酬差距会显著提高上市公司风险承担水平；高管外部薪酬差距也会显著提高上市公司风险承担水平；相比于国有企业，在民营企业中，高管内外部薪酬差距与企业风险承担之间关系更为显著，且通过组间系数差异检验。此外还发现，在2009和2010年国家相继出台一系列限薪政策后，高管内外部薪酬差距与企业风险承担之间呈更为显著的正关系。     

创新驱动发展与企业劳动收入份额

选取2012—2020年沪深A股上市公司为样本,实证检验创新驱动发展与企业劳动收入份额之间的关系,以及高管股权激励和员工持股对上述关系的调节效应。研究发现：企业创新驱动发展能够有效提高企业劳动收入份额;实施高管股权激励和员工持股计划均能显著增强上述关系。进一步研究发现,盈利水平发挥了部分中介效应,且当企业处于成长期和衰退期、市场化程度较高的地区以及为非国有企业时,上述关系更显著。研究结论表明,特别是处于成长期与衰退期、市场化程度较高地区的企业,以及非国有企业,大力推动创新驱动发展,并辅之以高管股权激励和员工持股计划,可以提高企业劳动收入份额,实现和谐发展,推进共同富裕目标实现。     

盈余管理、产权性质与高管薪酬业绩敏感性

文章选取2007—2019年我国沪深两市A股公司作为主要研究样本,研究了不同盈余管理方式对上市公司高管薪酬业绩敏感性的影响.结果表明:盈余管理会影响高管薪酬业绩敏感性,且应计盈余管理和真实盈余管理都会显著提升高管薪酬业绩敏感性.相较于国有企业,非国有企业中应计盈余管理和真实盈余管理程度越高,对高管薪酬业绩敏感性的影响更加明显.     

高管激励与企业内部控制质量——基于独立董事的中介效应研究

基于2016—2020年A股上市公司的面板数据,采用中介效应模型和Bootstrap检验,实证分析了高管激励、独立董事和企业内部控制质量之间的关系。结果表明：股权激励可以优化企业内部控制质量,激励力度越大企业内部控制质量越高,但对高管进行薪酬激励不能优化企业内部控制质量。独立董事在高管激励与企业内部控制质量的关系中发挥了重要中介作用,高管股权激励通过独立董事提升了企业内部控制质量,高管薪酬激励无法通过独立董事提升企业内部控制质量,并且在控制了高管激励因素后,独立董事对企业内部控制质量仍然存在明显的正效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