货币政策、宏观审慎政策对银行稳健性的影响 ——基于我国51家"A+H"上市银行微观数据的实证研究

货币政策的传导主要涉及中央银行宏观调控工具、金融监管政策、商业银行授信模式和有效贷款需求等环节,货币政策会影响到银行业的安全与稳定,同时,商业银行的稳定性也会影响货币政策的实施效果.基于2000—2020年我国51家"A+H"上市银行的微观数据,运用系统GMM方法实证检验货币政策、宏观审慎政策对银行业金融机构稳定性的影响程度.实证结果显示:不同的货币政策工具都会显著影响商业银行的稳定性,实施价格型或者数量型货币政策工具,对商业银行的稳定性冲击呈现显著差异;实施扩张型的货币政策,会刺激商业银行过度信贷投放,将直接降低商业银行的稳定性水平;控制货币数量或者提高利率,会显著增强商业银行的稳定性.进一步研究发现,同时实施货币政策和宏观审慎政策对商业银行稳定性影响程度有所增强,商业银行的稳定性也易受数量型货币政策的制约,利率调整对商业银行稳定性造成的影响并不显著.因此,完善金融宏观调控框架,积极改革利率市场,尽量使用价格型货币政策手段,实施合理的信贷政策,有助于改善货币政策传导效果,切实增强银行业金融机构的稳定性,进而更好地履行金融稳定法定职责.     

货币政策工具类型、资本充足水平与银行风险承担——基于面板门限回归模型分析

首先建立数量型和价格型货币政策工具银行风险承担的理论框架,然后选取我国100家商业银行2011—2016年的面板数据进行实证分析,以检验数量型和价格型货币政策工具银行风险承担渠道是否存在及其差异性。研究发现:无论是数量型还是价格型货币政策工具均存在银行风险承担渠道,且存在门限效应;价格型货币政策工具对银行的风险传导效应和非对称性均强于数量型;中小银行或资本充足率较低的银行对货币政策更为敏感。对此,央行在运用不同类型货币政策时应当关注银行的风险承担问题,在银行资本充足率普遍下降的情况下,加快推动数量型货币政策工具向价格型货币政策工具转变,同时强化对中小银行或低资本水平银行的监管力度,采取积极有效的措施及时防范和化解金融风险,特别是构建多元化的资本补充机制和创新资本工具,尽快提高资本充足水平和优化资本结构。     

利率市场化改革下的货币政策工具选择与运用分析

货币政策工具的运用取决于经济、金融体制特征及实体经济运行状况。货币政策工具一般可分为数量型和价格型两种,利率“双轨制”决定了我国过去货币政策中数量型工具与价格型工具并存,在选择上偏向于数量型工具的特点。利率市场化改革下,我国应在进一步优化数量型货币政策工具基础上,加强价格型货币政策工具的运用,加强新常态下货币政策工具的组合与创新,增强央行对基准利率的定价权和定价水平。     

利率市场化改革下的货币政策工具选择与运用分析

货币政策工具的运用取决于经济、金融体制特征及实体经济运行状况。货币政策工具一般可分为数量型和价格型两种,利率"双轨制"决定了我国过去货币政策中数量型工具与价格型工具并存,在选择上偏向于数量型工具的特点。利率市场化改革下,我国应在进一步优化数量型货币政策工具基础上,加强价格型货币政策工具的运用,加强新常态下货币政策工具的组合与创新,增强央行对基准利率的定价权和定价水平。     

当前基层商业银行经营策略与经营行为考量

2011年以来,中国人民银行围绕保持物价总水平基本稳定这一宏观调控的首要任务,认真落实稳健的货币政策。交替使用数量型和价格型货币政策工具,加强流动性管理和货币信贷总量调控,保持合理的社会融资规模,先后多次提高存款准备金率和上调存贷款基准利率。货币政策的调整,对商业银行经营策略选择提出了新的要求。     

货币政策、银行异质性与流动性创造——基于中国银行业的动态面板数据分析

货币政策作用于银行等金融中介产生流动性创造,这直接关系到实体经济的发展。本文构建银行与厂商利润最大化的局部均衡模型,通过对中国银行业79家银行2005-2012年的资产负债表数据进行动态面板回归分析,研究了六种货币政策工具对商业银行流动性创造的影响。结果表明,对于商业银行,货币政策工具与调控直接影响着总体流动性创造。一般地,相对宽松的货币政策会激发银行流动性创造,但其效应具有时滞性;基于异质性视角,资产规模较大、资本充足率较高的大型国有银行和全国性股份制银行总体流动性创造水平受货币政策的影响不显著;而地方性商业银行和外资银行对货币政策更具有数量和价格方面的敏感性。     

货币政策、同业业务与银行流动性创造

本文通过构造商业银行同业和非同业流动性创造指标,研究了货币政策对银行流动性创造的总体和结构性影响,根据商业银行参与同业业务的不同程度分析了货币政策作用的异质性,并检验了商业银行参与同业业务的影响因素。研究结果表明:第一,货币政策同时影响商业银行的流动性创造增速和结构,宽松的货币政策提高了银行总体流动性创造增速和非同业流动性创造增速,但是降低了同业流动性创造增速;第二,对参与同业业务程度不同的银行,货币政策的影响存在异质性,具体为宽松的货币政策降低了高参与度银行的同业流动性创造增速,提高了低参与度银行的同业流动性创造增速;第三,货币政策显著地改变了银行的同业资产持有比例,银行的风险越高,参与同业业务的程度越高。因此,在宏观审慎政策框架下,应该加强货币政策和金融监管的配合;运用多种货币政策工具,及时进行预调微调;进一步促进金融市场的发展,降低银行对同业业务的过度依赖。     

货币政策、资本监管与商业银行风险承担行为 ——理论分析与中国实证

本文纳入资本充足率要求、惩罚力度和货币政策变量来构建动态一般均衡拓展模型,剖析了货币政策与资本监管交互效应对商业银行风险承担行为的影响机制,并提出假设对其进行了实证检验。研究发现:从金融稳定角度看,无论是数量型工具还是价格型工具作为货币政策代理变量,货币政策周期都是非中性的,宽松的货币政策促进了商业银行的风险承担行为;资本监管能有效防范监管范围内商业银行业务的风险;货币政策和资本监管对不同类型商业银行风险承担的影响存在差异。研究还发现:货币政策与资本监管具有互补性,随着资本监管压力的提高,商业银行风险承担行为对货币政策的敏感性增加,有利于紧缩性货币政策发挥风险抑制作用;金融危机后,货币政策与逆周期资本监管的协调机制得以加强,增强了银行体系的稳定性。     

货币政策对资产价格的调控效应研究

现有货币政策工具对资产价格的调控效力有限,对房地产价格的影响远大于股票价格,且数量型工具比价格型工具的调控效果好。短期内,利率和汇率调节会引起资产价格的不稳定波动,只有经过一定的时滞,才能在中长期对资产价格产生比较稳定的影响。因此,当前货币当局可以运用数量型政策工具对房地产价格进行短期调控,引导房地产市场平稳健康发展。长期看,应当进一步完善利率、汇率形成机制,并综合运用基于金融稳定的宏观审慎监管政策,强化货币政策对资产价格的调控效应。     

结构性货币政策对我国上市商业银行流动性的影响分析

货币政策是十分重要的调控手段，不仅对我国的经济发展有着重要的影响，而且对我国的金融系统存在非同一般的意义。选择我国结构性货币政策工具中实施时间较长的两种工具即常备借贷便利(SLF)和中期借贷便利(MLF),实证分析结构性货币政策工具的有效性。结果显示，中期借贷便利对上市商业银行流动性的负向影响程度远远超过常备借贷便利的正向变动，中期借贷便利的实施规模远远大于常备借贷便利的实施规模。因此，结构性货币政策尤其是中期借贷便利的实施，可在一定程度上降低上市商业银行的流动性，缓解上市商业银行流动性过剩。为提高结构性货币政策对上市商业银行流动性的有效性，要进一步公开结构性货币政策操作信息，坚持推进利率市场化，协调传统型货币政策及结构性货币政策，完善结构性货币政策环境，增进结构性货币政策与其他政策的相互配合。     

我国货币政策风险承担渠道存在吗？--基于GMM方法的实证研究

本文收集了2004—2013年我国45家商业银行的微观数据和相关宏观数据,并运用差分GMM回归方法对我国货币政策风险承担渠道的存在性做了实证检验。研究结果表明：我国的货币政策风险承担渠道确实存在,且宽松的货币政策会刺激银行承担更多的风险;价格型货币政策工具对银行风险承担的影响大于数量型货币政策工具;银行的规模大小、盈利水平和资本充足性与银行风险承担呈反比;人均GDP增长率、银行业竞争性与银行风险承担呈正比。     

我国央行货币政策实施力度和节奏的规律及效果研究——基于历史演进和时变分析的视角

本文在对我国中央银行30年来运用数量型和价格型货币政策工具的力度与节奏进行描述性统计分析的同时,引入时变参数模型对这两类货币政策调控效果的演进趋势和时变特征进行了实证检验。本研究得出以下结论:(1)我国央行对于数量型工具的使用较为慎重,但经济面临较大冲击时往往会高频度、高强度地使用该手段;近期对数量型工具的使用呈现出调整节奏加快、单次调整力度降低的趋势。相比之下,我国央行对价格型工具运用的节奏要“均匀”得多。(2)当经济出现“滞涨”时,我国央行更看重经济增长放缓可能引发的影响,多采用扩张性、但是较“温和”的价格型操作方式。(3)从时变性和演进性角度来看,数量型货币政策对产出的调控效应有所提高,对价格水平的调控效应总体保持稳定。(4)价格型货币政策在复苏期对于产出的作用效力更高,在下行期的作用时滞更短,对价格水平实施调控的效果呈现出时滞期缩短且稳定性提高的趋势。     

价格型和数量型货币政策与商业银行盈利能力

本文分析价格型和数量型货币政策对商业银行盈利能力的影响.实证结果表明,价格型和数量型货币政策对银行盈利能力的影响方向和程度各不相同,不同类型货币政策的共同实施会产生叠加作用;无论是基于收益获取还是套期保值,利率衍生品的使用确实增加银行的非利息收入,而货币政策的作用并不十分显著.因此,货币政策实施要细化不同的政策类型且要注意政策影响的方向;在开发和创新利率衍生品时准确定价并提高衍生品的使用效率.     

价格型和数量型货币政策与银行非利息收入周期性 ——基于商业银行金融创新视角

基于2004—2019年中国商业银行面板数据,研究货币政策对银行非利息收入的影响发现,无论在数量型还是价格型货币政策工具调控下,非利息收入变化均呈显著的逆周期性,但影响强度具有非对称性,价格型工具下其逆周期性更强.将非利息收入按来源分为有风险的金融创新和无风险的金融创新业务,研究发现有风险的金融创新呈逆周期变化,而无风险的金融创新呈顺周期变化,这表明银行非利息收入逆周期性来源于有风险的金融创新业务变化.进一步研究发现,数量型政策工具对非利息收入的影响存在基于银行资产规模、总体盈利能力的异质性;而价格型政策工具的影响存在基于存款规模、流动性比例的异质性;两种政策工具的影响均存在基于经济政策不确定性和经济增长的异质性.最后,银行总体盈利波动性变化具有顺周期特征.     

借贷便利创新工具改善了商业银行流动性创造吗?北大核心

本文基于手工搜集的96家商业银行数据,研究了借贷便利创新工具对商业银行流动性创造的影响。研究发现,借贷便利工具可以显著提升商业银行流动性创造能力,这一工具的政策效应在规模较小、同业融资依赖度较高的商业银行更为显著,且中期借贷便利对银行流动性创造的促进作用更强。进一步研究表明,央行的借贷便利工具不仅可以通过合格担保品渠道直接为商业银行提供流动性,还可以通过同业融资渠道间接向其他银行输送流动性,增强商业银行的风险承担,发挥改善商业银行流动性创造的作用。本文的研究结论对我国借贷便利类货币政策的实施、央行流动性管理以及防范化解系统性金融风险具有启示意义。     

金融脱媒背景下社会融资规模的工具选择

社会融资规模是指一定时期实体经济从金融体系获得的全部资金总量。社会融资多元化要求货币政策工具多样化,而货币政策工具的传导效率则与传导路径长短以及工具本身有关。实证结果表明,从关联性和可调控性看,社会融资规模更适合作为货币政策的中间目标。数量型工具和价格型工具对社会融资的规模调控都比较有效,并存在时滞和调控力度非线性、非均匀等问题。数量型工具对银行信贷、债券市场、股市的调控更有效,价格型工具则对债券市场、未承兑票据、委托贷款、信托贷款等影子银行业务更有效。价格型工具时滞短,数量型工具时滞长累积作用更大;货币政策工具调控力度在社会融资规模波动较大时的作用力度也较大。因此,须不断丰富货币政策工具,协调配合实施金融调控;继续推进利率市场化和汇率形成机制改革;完善社会融资规模指标体系,加强金融监测和统计。     

非正规金融与正规金融双重结构下货币政策工具比较研究

金融市场正规金融与非正规金融并存,使得货币政策工具的操作和传导具有更加复杂和非可控的微观因素。本文尝试将非正规金融纳入研究框架,建立四部门动态随机一般均衡(DSGE)模型,比较数量型和价格型货币政策工具的有效性。研究显示,价格型货币政策工具对宏观经济变量的影响大于数量型货币政策工具,且持续时间较短,导致的通货膨胀上升幅度小。在对非正规金融的影响上,价格型货币政策工具的效果更显著。     

我国货币政策风险承担渠道存在吗?——基于GMM方法的实证研究

本文收集了2004—2013年我国45家商业银行的微观数据和相关宏观数据,并运用差分GMM回归方法对我国货币政策风险承担渠道的存在性做了实证检验。研究结果表明:我国的货币政策风险承担渠道确实存在,且宽松的货币政策会刺激银行承担更多的风险;价格型货币政策工具对银行风险承担的影响大于数量型货币政策工具;银行的规模大小、盈利水平和资本充足性与银行风险承担呈反比;人均GDP增长率、银行业竞争性与银行风险承担呈正比。     

宏观调控对商业银行的综合影响

本轮宏观调控交替使用数量型和价格型货币政策工具,加强流动性和货币信贷总量调控,并配合常规性货币政策工具,实施差别准备金动态调整机制     

货币政策拉动就业增长的有效性研究 ——基于系统GMM估计与面板门槛模型的实证分析

本文基于31个省(市、自治区)2010—2019年的面板数据,对数量型货币政策和价格型货币政策的就业拉动效果进行了实证检验,在检验中运用系统GMM模型剔除内生性,运用面板门槛模型验证阶段性.实证分析发现,总体而言,提高实体经济融资总量和降低利率的货币政策均可以拉动总体就业规模的增长,以社会融资规模衡量的数量型货币政策工具对就业的拉动作用存在门槛特征,拉动效应随货币政策规模的扩张而下降,LPR下降对私营主体就业的拉动作用不显著.据此,建议引导社会融资规模合理增加,加快LPR改革进程,制定差异化的货币信贷政策工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