全球供应链分工地位如何影响——国服务贸易部门的出口技术复杂度北大核心CSSCI

文章首先在"成本发现"分析框架基础上构建了一个理论模型,探讨了一国在全球供应链上的嵌入位置对该国服务贸易出口技术含量的作用机制。继而利用跨国面板数据计算得到全球37个国家的服务贸易部门在2000-2011年的出口技术复杂度指数,同时结合世界投入产出表和行业上游度测算方法,分别从投入、产出两个纬度构造了样本国家的全球供应链分工地位测度指标。实证研究结果稳健地支持了本文理论模型的预期,即一国在全球供应链上分工地位的攀升有助于提升该国的技术吸收再创新效率进而促进其服务贸易部门出口技术复杂度的升级。上述发现具有重要的政策意义,为思考如何通过提升全球供应链分工地位这一方式来促进一国服务贸易部门出口技术复杂度的升级提供了相应的经验证据,对步入经济新常态后如何进一步推动我国服务贸易发展这一议题提供了有益的启示。     

服务贸易自由化与全球价值链:参与度及分工地位

本文利用世界银行的服务贸易限制指数以及世界投入产出数据库,研究了服务贸易自由化对制造业全球价值链参与度和分工地位的影响。实证结果表明:服务贸易自由化促进了制造业全球价值链的前向参与而抑制了其后向参与,显著提升了制造业企业在价值链中的分工地位;从经济发展水平来看,服务贸易自由化对发展中国家分工地位的提升效应大于发达国家;不同服务部门的开放具有异质性影响,其中零售、电信、金融和专业服务部门的自由化能够显著提升一国制造业的分工地位,而运输服务部门自由化促进制造业价值链升级的作用并不明显。本文为中国进一步扩大服务贸易开放,助力制造业利用国内外优质服务深度融入全球价值链、提升国际竞争力、实现价值链跃升提供了实证支持和政策参考。     

全球价值链地位变化对贸易结构转型的影响研究

基于增加值贸易的测算，深入探究了一国全球价值链地位对贸易结构转型升级影响的内在机理，以2007—2018年全球63个国家的面板数据为研究样本，采用固定效应模型进行实证分析。研究发现：全球价值链地位的提升可以有效促进贸易结构转型升级；全球价值链地位的变动通过影响一国的研发强度和创新效率对贸易结构产生作用；异质性分析结果表明，发展中国家全球价值链地位的提升促进贸易结构转型升级的作用较发达国家更加明显。此外，从时间维度纵向探究了自变量对因变量的影响效果，发现一国参与全球价值链分工的程度越深，对出口贸易结构的优化效果越好。     

区域产业分工、生产性服务进口投入与出口技术复杂度:来自“一带一路”国家的经验证据

本文利用2001-2012年间跨国投入产出数据分别测度"一带一路"沿线64个国家整体以及异质性出口部门的出口技术复杂度,通过引入产业分工地位和进口技术溢出等变量考察生产性服务进口中间投入对出口技术复杂度的影响。研究结果表明:生产性服务进口中间投入对制造业和服务业出口技术复杂度分别存在显著的正向和负向影响;产业分工地位能够调节生产性服务进口中间投入对出口技术复杂度的促进作用,并且该调节作用主要存在于制造业出口部门;生产性服务进口中间投入主要对处于产业链分工下游国家的出口技术复杂度存在正向技术溢出效应,并且该效应对服务业和制造业出口部门均存在显著的促进作用。     

服务贸易出口技术结构对产业升级的影响研究

本文选取52个样本国(地区),测算其服务贸易出口技术复杂度,借助跨国面板模型进行实证研究,明确服务贸易出口技术结构与产业升级的关系,以便为我国产业转型升级提供政策依据。结果表明:服务贸易出口技术复杂度与产业升级显著正相关。鉴于此,我国应着力于提升服务贸易出口产品的技术含量,进而推动我国的产业转型升级。     

全球生产网络下的国际分工地位与贸易收益——基于主要出口国家的行业数据分析

本文通过国际分工地位及贸易收益的理论分析及跨国行业数据的实证分析,发现一国的行业贸易收益由该部门在全球价值链中的国际分工地位决定,国际分工参与度及行业生产效率对贸易收益的影响很大程度上也取决于其国际分工地位,随着部门国际分工地位的提升,两者的影响逐步增强。处于全球价值链下游的部门应加快提升其国际分工地位,同时着重加强中间品本地配套;而全球价值链上游的部门应进一步推动部门开放,同时加快提升行业生产效率,以获得更大的贸易收益。     

基于引力模型的我国运输服务贸易出口潜力分析

加强运输服务贸易出口对改善我国服务贸易逆差现状具有重要意义。引力模型分析结果表明,一国运输服务出口额与出口国的GDP、人口、运输服务贸易开放度、服务出口部门劳动生产率呈正相关关系,与报关复杂度和关税水平呈负相关关系。中国的运输服务贸易存在"贸易不足"问题,属于"潜力开拓型"国家,应从加大资本投资和技术创新力度、提升运输服务业开放度、优化货物贸易结构等方面促进我国运输服务贸易发展。     

服务贸易出口技术复杂度与产业转型升级——基于G20国家面板数据的比较分析

本文利用跨国面板数据测算了G20国家的服务贸易出口技术复杂度,并将其纳入产业转型升级的动态面板模型进行了分析。研究发现:从分项服务产品出口来看,商业服务、旅游和交通运输具有较高的出口技术复杂度,而政府购买、保险和通讯则相对较低;从国别来看,美、英、法具有较高的出口技术复杂度,而印度、中国和印尼较低;另外,出口技术复杂度与产业转型升级呈显著的正相关关系。鉴于此,我国应加强服务贸易领域的人力资本积累、推动高端服务外包发展以扩大服务贸易出口技术复杂度,并重新诠释产业转型升级的基本逻辑,从单纯强调"高技术产业"向"优势产业组合"转变,并最终重新确立中国在世界服务贸易版图中的定位。     

网络基础设施建设与城市出口技术复杂度研究——基于“宽带中国”战略的准自然实验

在全球数字化浪潮下，网络基础设施建设作为数字经济的重要支撑，为城市经济和外贸高质量发展增添了动力。基于2007—2019年城市面板数据，采用多期DID模型探讨网络基础设施建设对城市出口技术复杂度的影响及作用机制。结果表明：网络基础设施建设有利于提升城市出口技术复杂度，其中，创新能力提升、产业结构升级和贸易成本降低是网络基础设施建设影响城市出口技术复杂度的三条主要作用路径；异质性分析发现，网络基础设施建设在城市群内部、金融发展水平较高以及传统基础设施发展较好的城市中更有利于城市出口技术复杂度的提升；进一步分析表明，网络基础设施建设在促进本地出口技术复杂度的同时，也带动了邻近地区出口技术的升级。根据研究结论，提出了深入推进网络基础设施建设、提升出口技术复杂度、助力外贸高质量发展的对策建议。     

知识产权保护、经济发展与服务贸易出口技术复杂度

知识产权保护究竟对服务贸易出口技术复杂度产生了怎样的影响？本文通过区分名义和实际知识产权保护水平,有效克服传统文献在知识产权保护水平上的测度偏误.利用全球66个国家的跨国面板数据实证检验了知识产权保护、经济发展对服务贸易出口技术复杂度的影响.研究发现:(1)就全球样本而言,知识产权保护对服务贸易出口技术复杂度的影响呈现“U”型关系.(2)分区域看,针对发达国家的研究表明,知识产权和服务贸易出口技术复杂度之间表现为正向线性关系;而发展中国家则呈现“U”关系.(3)人均GDP、服务贸易比重、货物贸易比重和人力资本等因素对服务贸易出口技术复杂度产生积极影响.分区域看,人均GDP、服务贸易比重、教育水平对发达国家服务贸易出口技术复杂度影响更强.(4)二氧化碳和PM10排放对服务贸易出口技术复杂度产生负面影响.     

中国OFDI逆向技术溢出与出口技术复杂度提升

随着中国跻身世界三大对外直接投资国,对外直接投资(OFDI)能否促进中国贸易结构转型升级对于中国经济长远发展具有重要意义.本文基于2003-2010年中国OFDI与出口贸易的面板数据,构建多层面的OFDI逆向技术溢出与出口技术复杂度指标,对两者之间的关系进行了理论和实证分析.本文分析发现:无论在行业层面还是产品层面,OFDI逆向技术溢出均促进了中国出口技术复杂度的提升,验证了理论模型的基本结论,即OFDI可能成为中国贸易结构转型升级的加速器.进一步分析发现,这种促进效应在部分劳动密集型行业较为显著,但在技术密集型行业中并不显著.基于此,在当前构建更高水平开放型经济体系下,如何推动企业有重点地“走出去”,与发达国家建立深入的技术战略联盟,进而促进国内新兴产业的培育和贸易结构的优化,对于我国经济结构转型升级具有极大的现实意义.     

中国增加值出口规模测算与行业结构解析

增加值贸易核算以全球价值链为研究视角,考察一国或地区生产的增加值通过各种路径进入其他国家和地区最终消费品的状况。文章利用世界投入产出表测算的中国增加值出口规模呈上升趋势,1995~2011年的增加值出口比例变化显示中国参与全球价值链分工的强度不断增大,出口行业结构变化是该比例变化的主要原因。中国应加强与新兴经济体的生产价值链合作,重视发展服务业和服务贸易出口,提高出口产品的技术含量,以提升中国在全球价值链中的地位。     

数字服务贸易对全球价值链地位的影响研究——基于跨国面板数据的实证分析

数字服务贸易是全球贸易增长的重要引擎。本文使用52个国家的面板数据实证探究数字服务贸易对全球价值链地位的影响。研究发现：（1）数字服务贸易促进全球价值链地位的提升,并通过贸易成本发挥作用,数字基础设施发展水平在其中起到调节作用;（2）相较于发达国家,数字服务贸易对发展中国家提升全球价值链地位的影响更大;（3）其他商业服务和保险、养老金服务对发达国家提升全球价值链地位影响显著,知识产权费用和其他商业服务对发展中国家提升全球价值链地位影响显著。因此,为提升全球价值链地位,应将数字服务贸易的发展提升到国家战略层面,加快建设数字基础设施,重点推进其他商业服务部门的数字化;发展中国家应更为关注知识产权相关服务贸易的数字化。     

对外直接投资对服务出口技术复杂度的影响——基于跨国动态面板数据模型的实证研究

本文通过构建数理模型,考察对外直接投资影响母国服务贸易出口技术复杂度的微观机制。在此基础上,借鉴Mishra等(2011)所构造的指标体系,测算了全球112个经济体2000-2012年的服务出口技术复杂度指数,并运用两步GMM系统估计方法,实证检验了对外直接投资对服务出口技术复杂度的影响,研究结果表明:对外直接投资引致的国际服务业技术外溢效应将拓展本国服务业生产技术边界,有助于提升母国服务出口技术复杂度;对外直接投资对发达国家服务出口技术复杂度的提升具有较高的解释力,而对发展中国家的促进作用比较有限;技术创新能力、产权保护制度、服务贸易开放度等都是影响服务出口技术复杂度的重要因素。最后,根据本文的研究结论提出了相应的政策建议。     

长三角地区服务业迈向全球价值链中高端的影响因素研究——以江、浙、沪为例

本文以苏浙沪为视角,利用长三角地区服务业出口技术复杂度,探究影响其全球价值链地位攀升的因素。通过实证发现:劳动力因素、政府财政支出、贸易开发度、外商直接投资均对服务业出口技术复杂度产生显著积极影响;固定资产投入和电信基础设施建设水平对服务业出口技术复杂度具有显著的消极影响。长三角地区应注重人才引进,扩大市场开放程度,加大服务资金投入,并提高投资效率。     

我国服务出口复杂度及影响因素:增加值视角的新认识

依托服务贸易助推我国外贸发展方式转变的要义,不仅在于实现出口规模的扩张,更应注重出口技术复杂度的提升。考虑到服务业"全球化"和"碎片化"的特征,为了克服基于传统总值核算法所面临的固有缺陷,本文基于增加值视角利用WIOD数据库测算了2000—2014年我国服务出口技术复杂度,结果显示,从绝对角度看虽有不断提升之势,但从相对角度看却呈下降趋势。进一步的计量检验结果表明,融入全球服务业价值链对服务出口技术复杂度的绝对提升具有显著的正向作用,但对服务出口技术复杂度的相对提升在发达国家呈显著的正向作用,在发展中国家则呈显著的负向作用。此外,对诸如人力资本等具有显著的正向作用,而对诸如服务业发展规模等作用则在发达国家和发展中国家呈现显著的差异性。上述发现不仅有助于从"质"的层面客观认识我国服务出口,而且对于大力实施服务贸易发展战略也具有重要的政策意义。     

全球价值链视角下的出口经济复杂度与经济增长——基于贸易增加值前向分解法的分析

目前,制造企业产业链正逐渐从以制造为中心向以服务为中心转变。本文使用贸易增加值前向分解法,将出口品中的外国要素剔除后测算各国各产业的真实出口规模,并以此为基础构建糅合制造和服务产业的出口经济复杂度指数,利用跨国面板数据实证检验出口经济复杂度对经济增长值的影响。结果表明出口经济复杂度水平越高对经济增长的促进作用越明显,在加入其他控制变量的条件下该结论依然稳健。中国服务贸易发展相对滞后、对外贸易方式亟待升级,对外贸易模式应逐渐从过分追求贸易的"量"向"质"转变,提高服务贸易开放程度,增强服务出口能力,扩大服务贸易规模,优化服务贸易出口结构,促进服务贸易与货物贸易联动协调发展,提升本国出口产品的整体质量水平。     

中日韩三国服务贸易技术结构及其演进研究——基于出口复杂度的实证

本文通过测算2000-2011年中日韩3国服务贸易出口复杂度指数,对中日韩3国服务贸易出口技术结构的分布及演进进行了考察。结果显示:入世以来中国从以低技术为主、中高技术为辅的技术结构转变成以中高技术为主、低技术为辅的出口技术结构。虽然技术结构有所优化,但是服务出口"质"与"量"发展的并不协调,具有质低量多的"粗放型"发展特征。从技术水平的差距来看,中日差距较大,处于互补的态势,中韩比较接近竞争态势,进一步发现,在某些服务分项内,中韩服务出口表现出一定的互补性。最后,本文提出了中国提升服务出口技术水平及中日韩进一步合作的建议。     

全球贸易自由化格局演变及其对FDI的影响

在测度2000～2019年全球各国间贸易自由化关联的基础之上，文章采用社会网络分析方法对全球贸易自由化格局进行了分析，并结合测得的各国贸易自由化网络地位数据，重点考察了贸易自由化网络地位对FDI的影响。研究结果表明：全球贸易自由化网络朝着“密集化”和“多极化”方向发展，中国逐渐成为全球贸易自由化网络的新中心；贸易自由化网络地位与FDI正相关，处于贸易自由化网络中心地位的国家能够吸引到更多FDI;提升一国贸易自由化网络地位，能够促进该国源于直接关联国和第三国的FDI流入，且后者的效用强于前者；进一步研究表明，随着经济发展水平攀升，提升全球贸易自由化网络地位对FDI的吸引作用明显减弱。     

价值链分工演进如何影响贸易增长:现象、理论及模拟

当前,包括中国在内的全球贸易增速下降现象,引起了理论和实践部门的极大关注。文章从全球价值链分工动态演进的视角,基于分工演进和贸易增长等经验描述,构建理论模型刻画了当前贸易增速下降的成因,并在理论先导下进行了数值模拟。结论表明,全球价值链分工演进的阶段性变化对贸易增速具有深刻影响,当价值链分工深化到一定阶段后,在贸易规模扩大的"基数效应"和分工深化的"边际效应"作用下,贸易增速表现为不断下降的趋势。这正是当前全球贸易增速下降的根本原因之一。从单个国家角度看,价值链攀升的动态演进是一个不断"挤出"贸易"重复统计"部分的过程,从而也在一定程度上降低了统计意义的贸易增速。当前全球价值链分工边际深化难度加大、中国在全球价值链中的地位不断提升正是我国外贸增速下降面临的客观环境,同时也说明了中国外贸亟待从以往"以量取胜"向"以质取胜"方向转变的必要性和紧迫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