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民币实际汇率与中国两部门生产率差异的关系——基于巴拉萨—萨缪尔森效应的实证分析

长期实际汇率主要取决于经济的供给面,即生产率的变化,这一思想体现在巴拉萨—萨缪尔森效应的模型中。文章从巴拉萨—萨缪尔森效应的理论出发选择合适的计量模型,然后以制造业和服务业分别表示贸易品部门和非贸易品部门,通过差分回归模型和协整检验来分析人民币实际汇率与中国两部门间生产率差异之间的关系,回归结果符合巴拉萨—萨缪尔森效应的结论。在1980~2004年间,人民币实际汇率的变动趋势与中国两部门间的生产率差异变化趋势基本相符:非贸易品部门生产率提高幅度大时,人民币趋向于贬值;而贸易品部门生产率提高幅度大时,人民币实际汇率趋向于升值。     

成本冲击、通胀容忍度与宏观经济政策

与之前比较,2010年以来此轮通胀成本冲击型特征十分明显（主要表现为国际大宗商品价格高企和国内劳动力成本上升）。在此背景下,是否应提高对通胀的容忍度以及宏观政策如何有所作为已成为热门话题。目前国内外已经有一些对通胀容忍度的探讨,但规范性的研究论文并不多见。本文在多恩布什-费雪（Dornbusch Fischer）框架基础上,结合中国实际,创新性地区分大宗商品价格和劳动力成本冲击（尤其是B S效应）对总供给以及宏观经济的不同影响机制,探讨有关通胀容忍度以及宏观政策应对问题。     

货币升值的后果——基于中国经济特征事实的理论框架

本文在一个贸易品/非贸易品两部门模型中,讨论了真实汇率外生条件下部门之间全要素生产率变化对产业结构与贸易余额的影响。我们发现,在保持名义有效汇率固定与国内物价水平稳定的货币政策组合下,市场经济体制改革所带来的贸易品部门相对非贸易品部门更快的全要素生产率进步所带来的不仅是经济增长,还会造成(1)工业/服务业产业结构扭曲;(2)贸易顺差扩大;(3)工资水平下降,并阻碍了农村劳动力向城市转移;(4)工资下降与利润率上升,收入分配恶化。解决上述问题的关键在于人民币汇率水平调整与非贸易品部门市场化改革和全要素生产率提高。     

“富人社区效应”还是巴拉萨-萨缪尔森效应?——一个基于外生收入的实际汇率理论

作为对国际价格水平差异的标准解释,巴拉萨—萨缪尔森(BS)效应依赖于国内劳动力同质假设和跨部门工资套利行为。本文提出了一个与之相对的"富人社区效应",可以在一国劳动力异质的条件下解释为什么富国的非贸易品价格较高。其直观解释是,如果一个国家拥有一个"富有居民"群体(比如高生产率的贸易品部门劳动者,或者全球贸易资源的所有者),而这个群体通过国际市场获得的硬通货总收入相对于该国总人口而言较高的话,其需求将抬高该国非贸易品价格。本文进而指出,关于BS效应的实证文献所广泛采用的两种基本统计检验,实际上无法区分BS效应与富人社区效应,这就对该领域相当一部分实证文献的正确性提出了质疑。此外,富人社区效应也有别于林德效应。     

稳增长、防通胀的关键在于提高非贸易部门的效率

外需失速将削弱经济中可贸易品的需求,减缓主要生产可贸易品的制造业部门的增长速度,从而降低整个经济的生产率,这已成为近年来经济增速大幅下滑的一个重要原因.从国际经验来看,成功的后发追赶经济体在追赶过程中都面临着本币实际汇率的大幅升值,与之伴随着的是外需增速的大幅下降;从国内来看,近年来要素成本一直在不断攀升.这些都预示着未来外需和可贸易部门的较慢增长将成为常态.在我国投资率高企的情况下,寻求替代可贸易品生产部门需求的努力可能将导致较高的通胀压力,只有努力提高非贸易品生产部门的效率才是保持适当经济增速、抵御通货膨胀压力的正确做法.     

宏观政策转型、行政性干预调整与通胀预期管理

本文通过构建契合我国现实的动态随机一般均衡模型,剖析了宏观政策转型与通胀预期管理的关联机制。研究发现,1998年我国宏观政策由以行政性干预为主转型为以市场化调控为主的模式。在此之前经济处于预期陷阱之中,而在此之后宏观政策能在短期内遏制通胀预期。但是,受反通胀与稳增长之间抉择的影响,加上行政性干预对经济的主要作用渠道由对市场化调控的"溢出效应"转向基于微观预算软约束的"逆向选择效应","货币政策状态"与"信贷供给状态"可能出现不一致,从而对通胀预期管理构成挑战。据此,建议宏观调控应将管理通胀预期作为前提,并进一步明晰政府与市场的边界,破除对行政性干预的过度依赖。     

关于通货膨胀容忍度的分析--基于双重菲利普斯曲线

菲利普斯曲线是反映失业率和通货膨胀率之间交替取舍关系的曲线。一国为降低失业率，需要容忍一定程度的通货膨胀。菲利普斯曲线是国家制定宏观经济政策的基本理论依据。在后金融危机时代，全球经济依然低迷，主要经济体纷纷进行货币干预，我国的通胀将受到多种因素影响。因此，国家在采取宏观经济政策刺激经济增长、增加就业时，需要考虑通货膨胀的容忍度，使菲利普斯曲线不断完善，以适应我国的需要，而不是单纯将传统菲利普斯曲线作为在通胀和失业之间权衡的政策导向。     

经济增长、运行效率与通货膨胀容忍度——基于我国1978年以来宏观经济数据的实证研究

针对我国通货膨胀应否“扩容”的热议,笔者基于通货膨胀与经济增长、运行效率之间的非线性关系,利用门限效应自回归模型和我国1978年以来的宏观经济数据,估算了当前我国通货膨胀的容忍度.实证结果支持适度提高我国的通货膨胀容忍度.在短期内以“稳增长”为政策取向时,通货膨胀的最大容忍边界为4.455％;在中长期内以转变发展方式、提高经济运行效率为政策取向时,3.741％可视为中长期内我国通货膨胀的最大容忍边界.这一结果为政府设定通货膨胀调控警戒线提供了一个新的参考.     

中国经济滞胀风险的根源与防范探讨

当前中国通胀压力持续,经济增长放缓,面临“低增长、高通胀”的滞胀风险。究其根源,在于出口下滑与产能过剩、产权和分配制度的缺陷、人口红利消失、流动性过剩以及生产要素价格上涨。因此,必须采取综合性措施,既要防止通胀问题,又要避免因政策过分紧缩导致经济增长过快下滑,陷入经济停滞的困境。     

欧元区宏观政策对系统重要性经济体的溢出效应

欧元区宏观政策溢出效应的评估对于保障全球经济健康发展尤其重要,对此,本文通过构建溢出效应理论分析框架,并且结合美国、英国、欧元区、中国和日本五个系统重要性经济体的经验数据进行实证分析。研究表明,基于各系统重要性经济体与欧元区不同的产业结构和经济联系,欧元区宏观政策产生不同的溢出效应。促进欧元区经济增长的扩张性宏观政策的实施,将促使欧元区对与其具有相似产业结构的美英等国产生负向溢出效应。而中国与欧元区由于处于产业链的不同阶段而具有互补性,欧元区扩张性宏观政策对中国经济产生正向溢出效应。欧元区自金融危机以来采取的扩张性财政政策及债务危机后滋生的内生性财政整顿需求,促使欧元区宏观政策溢出效应呈现复杂性和不确定性,在此背景下,各国亟待加强宏观政策的国际协调,加快构建兼顾溢出效应的开放政策体系。     

经济增长影响实际汇率的传导机制

如果经济增长与生产率提高有关,则相对价格变化方向取决于是哪个部门相对生产率提高了。多数情况下都是贸易部门生产率发生了大的提高,此时,如果是充分就业且劳动力国内跨部门自由流动时,贸易部门工资自然提高,而非贸易部门工资也被动提高,     

预期形成机制的选择、宏观政策搭配与通胀预期管理

文章从中国宏观政策现实出发,分析了预期形成机制对宏观政策搭配及通胀预期管理的影响.研究发现,基于学习型预期的动态随机一般均衡模型不仅能刻画预期通胀与实际通胀之间的趋势一致性与持续偏离,还能反映中国人民银行所公布的物价预期指数和国家统计局所公布的消费者预期指数的变化情况.从通胀预期管理角度看,宏观政策搭配不仅受基本面因素制约,还受公众预期形成机制的显著影响,并且应适时地由传统的"一松一紧"模式转变为"双松"或"双紧"模式.在当前形势下,宏观政策应侧重于"精确制导式"的定向调控,加大经济体制改革力度,完善经济供给面,以配合总需求并锁定政策目标.同时,通过积极沟通,塑造和稳定公众对宏观政策的预期,扩大政策调控空间,以实现经济平稳增长.     

贸易自由化与异质性企业生产效率变动:来自中国制造业的微观证据

本文使用1998-2007年高度细化的关税数据测算了最终品关税和中间品关税,在此基础上结合中国微观企业数据实证考察了贸易自由化与异质性企业生产率变动之间的关系.研究结果表明:(1)贸易自由化对制造业企业生产率进步具有相当的解释力,其中中间品关税减让引致的成本节约以及优质要素获得效应对制造业企业生产率的促进作用比最终品关税减让引致的竞争效应更大;(2)贸易自由化对非出口企业、非加工企业以及本土企业的生产率提高的影响效应分别显著地大于出口企业、加工企业和外资企业,并且这些差异又主要体现在中间品关税减让引致的成本节约以及优质要素获得效应对生产率的作用上;(3)制造业行业总体生产率的上升主要来自企业内部生产率的改善,而市场份额重置效应的贡献相对较小,进一步的估计发现,贸易自由化对资源重置效率的净影响也较为微弱.本文为理解中国制造业企业生产率的动态演进提供了一个新的视角和经验证据,同时也为评价中国入世的经济效果提供了一个有益的判别视角.     

当前我国滞胀风险与宏观调控背后的资本形成困境

当前我国通胀压力持续,经济增长放缓,面临"低增长、高通胀"的滞胀风险。除因国外因素影响外,我国经济体系中内在的资本形成困境也是导致当前局面的主要深层原因之一。本文对此进行了分析,并提出相应对策。     

以国际视野调整治理通胀政策

本文从国际经济视角,系统地分析了本轮通货膨胀的成因美国量化宽松政策导致输入型通货膨胀;人民币升值与热钱棘轮效应加速通货膨胀,利差和汇差及外汇管理漏洞加剧了棘轮效应,地方政府追求GDP,对棘轮效应推波助澜;人民币供给激增,导致国内流动性丰裕,游资炒作推高物价;投资刺激社会总需求增加拉动通胀;房地产价格上涨和要素成本提高推动通胀。因此,需要以国际视野、疏堵并举、内外并重治理通货膨胀。宏观经济政策调整的重点是货币政策。     

我国通货膨胀的成因及传导路径分析

通胀的内部主要传导路径是流动性过剩导致资本价格上涨,推动劳动力工资、原料、服务价格的上涨,进而引发了成本推动型的结构性通货膨胀,外部传导路径则是美元贬值引发的大宗商品价格上涨,通过贸易进口以及比价效应传导至我国。现阶段,政策应该着眼于对整个通货膨胀的传导过程中的主要环节进行调控和管理,从而合理的引导通胀预期。     

美国货币政策对全球通胀的影响机制与对策

伴随着能源和食品价格的上扬与金融危机后期的经济复苏,美国、欧元区和新兴国家均面临通胀高企的压力。全球通胀产生的原因错综复杂,但不可否认,美国旨在刺激经济的弱势美元政策,导致国际大宗商品价格上涨且高位运行,加大了全球l生通胀压力。     

从历史比较中寻找市场调整的逻辑——与深沪机构会议交流

经济周期回落和结构调整的叠加效应使经济回落承受更大的压力，经济出现周期性回落也是毫无疑问的趋势，经济结构调整将增加经济周期性回调的深度以及企业所感受的紧缩的压力，这一叠加效应的产生对于现行政策也展开了挑战。中央和地方政府政策目标函数在总体一致的前提下，可能存在的阶段性政策重点的差异，使得当前在经济增长和抑制通胀的宏观政策取向上还需要进行艰苦的观察和平衡。本土市场和全球市场的互动程度提高使得把握国内经济趋势必须要有全球视野。政策重点应当积极推动经济转型，在保持适度从紧的货币政策基调上，积极放松管制，鼓励市场创新。     

高增长、低通胀:宏观调控的目标与归宿——近五年来中国经济持续高成长经验的理论思考

本文对中国实现高增长、低通胀的政策操作经验进行了实证分析与比较研究，得出了中国经济在起飞阶段保持国民经济以（９±０９）％～（９±１９）％的速度持续增长，同时容忍３％、最多不超过６％的通货膨胀，既是前一个时期经济实践和政策操作成功经验的总结，也是中国今后政策操作的一个首要目标与归宿，为实现低通货膨胀而牺牲国民经济的适度高增长，实际上并不经济这样一个基本判断与政策主张，进而通过大量实证分析得出了继续深层推进制度创新和积极倡导技术创新是今后一个较长的时期内中国经济能否实现持续高增长、低通胀目标的长期的和根本的政策选择的逻辑结论     

金融摩擦、银行净资产与国际经济危机传导——基于多部门DSGE模型分析

本文建立了一个包含贸易品和非贸易品生产的两部门开放经济DSGE模型,同时在模型中引入了带有金融摩擦的银行部门。目的是考察国际经济危机是如何通过影响一个国家的贸易部门的出口需求,进而造成该国银行净资产的损失,并最终加速传导给该国非贸易部门的。模型中银行部门同时为贸易商品和非贸易商品生产部门提供贷款,从而为危机的传导起到了桥梁作用。本文以包括中国在内的新兴市场经济体作为目标对模型进行参数校准。数值模拟结果显示,在存在金融摩擦时,来自贸易部门的出口需求冲击能够更加显著地传导国内经济的非贸易部门;而政府合理的信贷政策能够一定程度上缓解危机的传导。最后本文对出口冲击下金融摩擦和政府信贷政策进行了福利分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