市场规制理论的演进轨迹

从市场规制的经济学内涵讨论来看 ,市场天生不完美是市场规制理论产生和发展的理由。从自由市场进入垄断阶段后 ,市场规制理论便随着市场规制实践不断发展 ,并在经济学上形成独具一格的前沿学科。市场规制理论在发展阶段上有三大理论 ,即市场规制的公共利益理论、市场规制俘获理论和市场规制经济理论。     

规制机构与企业环保行为博弈研究——从规制俘获视角

规制俘获是规制机构被企业控制,而使利益集团受益,公众和社会利益受损的行为,环境执法过程中规制俘获现象较为普遍.文章利用博弈论分析工具,首先分析了规制俘获现象的存在对规制机构环保行为的影响,结果发现规制机构被俘获后,其不再对企业进行环保检查,与事实情况相符;最后针对规制俘获造成的执法不严问题给出了建议.     

地方政府环境规制的外部性分析——基于公共选择视角

经济学者们通常识别环境外部性并要求政府规制纠正这种外部性，但他们很少认识到规制本身带来的外部性。规制外部性是政治过程的一种结果，即指一部分人通过集体行动对另一部分人施加的外部成本（或收益）。在地方层次上，环境规制的外部性既表现为不同利益群体之间的财富转移，还体现在成本或收益的区间和代际溢出上。本文在公共选择理论的基础上对这种外部性进行了分析，并提出了改革思路和政策建议。     

规制主体与规制有效性——中国转轨时期经济规制探究

从传统市场失灵理论、现代市场失灵理论到激励机制设计的新规制经济学,规制的内涵及外延不断得以丰富和延伸。在我国经济体制转轨形势下,经济规制制度的建立和完善过程中产生了诸多问题。在总结规制理论的基础上,将规制主体划分为政府和社会机构,探讨在当代市场经济条件下规制有效性的三个基本前提:产权保护、合同执行和集体行动,最后针对我国经济规制提出相关建议。     

市场失灵以及社会性规制的理论基础分析

社会性规制的内部性和外部性具有产权特征，并可统一到产权分析框架中。社会性规制无论是外部性还是内部性的产生都根源于产权界定不清和产权保护不力。西方经济学家所称的公共品、信息不对称、外部性等社会性规制的理论，是内生于产权界定不清和产权保护不力的现象。产权界定不清和产权保护不力可能是导致我国的“公共领域”比西方发达国家更大的原因。     

中国石油行业产业结构优化及其规制研究

本文以我国石油行业为例,从理论和实证两方面研究产业结构优化与产业规制。首先阐述了产业结构、产业规制的含义,其次分析了我国石油行业的产业现状及进行产业规制的原因,再次就如何进行产业结构调整,以及如何合理地进行产业规制进行了论述,并结合现实重点分析了经济规制中的价格规制和社会规制中环保规制。     

我国期货市场规制初探

现阶段我国期货市场与发达国家相比尚处于欠发达阶段,对期货市场的规制尤为重要。本文认为期货规制有三个依据:期货规制可以有效地对自然垄断实行管制、能够控制经济外部性和降低信息不对称性。借鉴国际期货市场规制经验,提出应放松期货市场的管制、推进期货立法工作的进行及促进监管制度国际化。     

再规制——优化政府规制的新途径

政府再规制是针对政府规制而言的,是对政府规制行为的规制。在我国,政府规制分为经济性规制与社会性规制。经济性规制有助于解决市场失灵,社会性规制则是为了维护社会公正。但是政府规制并非万能的,也存在规制失灵的现象,“规制俘虏”就是其中之一。那么此时是否要放弃政府规制呢?答案是否定的。实现政府规制的优化才是解决政府规制失灵的一剂良方。笔者从对规制政策的立法机构、规制执行者和被规制对象的规制阐述了再规制问题,为政府与市场、社会的协调发展找到了一个均衡点。     

西方政府规制理论与中国规制实践的差异

西方政府规制理论与中国规制实践在规制主体、规制对象和规制作用的市场基础等方面均存在差异。为此,中国的政府规制理论和实践不能照搬西方模式,应从我国处于双重转型期的基本国情出发,从寻找“后发性利益”、主动参与经济全球化竞争的战略高度,从保护本国幼稚产业和新经济生长点以及加速市场发育进程,形成统一、开放、竞争、有序的市场格局的目标出发,来重构政府规制。     

西方规制理论变迁及其对我国政府规制的启示

本文通过对西方规制理论发展演变的梳理,指出规制理论经历了公共利益规制理论、规制俘虏理论、规制经济理论和激励性规制理论四大理论,并对不同理论的优势和不足作了评析;同时,基于规制理论的内在发展逻辑,结合我国金融危机面临的挑战和压力,探讨了西方规制理论对我国政府规制的启示。     

保险费率监管效应分析

本文从经济学的角度,探讨保险费率监管的效应问题。研究表明,保险费率监管,不论是限价还是实行最低价格,都会使社会福利遭受损失。因此,文章认为现阶段我国应逐步放松费率监管。     

食品安全规制必要性的法经济学分析

从法经济学的视角看,食品安全问题的根源在于食品的品质具有隐蔽性,买卖双方之间存在严重的信息不对称。信息不对称会导致市场交易的负内部性或负外部性,从而使市场失灵;由于法律的不完备性,普通法制度的阻吓效果会被削弱。应创造监管职能,并且将这些职能赋予特定国家机关而非法庭,是对不完备法律引起的威慑失灵问题做出的回应。由特定国家机关对食品安全实施规制,是对市场和法庭的必要补充。     

“身份”特征差异对收入差距影响的经济学分析

根据雇佣要素的生产者均衡模型可得:准入管制下的非竞争性许可权收入份额远大于普通居民竞争性供给要素收入份额,如出租车行业约为6:4,而银行业管制租份额更高。主要机理是管制影响需求价格弹性,且更严格的管制降低了要素供给弹性,导致消费者支付高价、要素供给者不得不接受低价。     

黑龙江企业年金基金平衡模型问题研究

依据企业年金体系和社会福利之间的互动关系,从宏观和微观两个方面论证黑龙江省发展企业年金的积极意义,尝试着运用实证分析法,将经济学原理和社会实践相结合,通过对国内外以及黑龙江省企业年金的发展历史进行分析,以借鉴历史的经验教训,对制约企业年金尤其是黑龙江省企业年金发展的瓶颈问题进行实证研究和规范性分析,从企业年金运营模式、监管模式以及一些配套措施等方面提出政策建议,以加快发展企业年金市场,促进企业年金尽早真正成为黑龙江省多层次社会养老保险体系中"第二支柱"。     

政府环境规制下的企业行为研究

企业的目标是追求自身利益的最大化,如果没有任何外部性,那么企业的收益与社会福利是一致的。如果企业生产存在负外部效应(环境污染),那么企业对福利的贡献将受到影响。因此,政府的作用就在于控制企业的环境污染并使社会福利最大化。利用库恩—塔克条件得知:在缺乏环境规制情况下企业生产表现出污染加重、资源浪费、效率低下等特征;如果存在环境规制,企业生产则趋向于生产规模适度、生产要素配置最优、社会福利水平最高等特征;并且从无环境规制(弱规制)到有环境规制(强规制),分别在时间和空间两个维度,指出企业的应对模式有积极模式和消极模式两种。     

我国自然垄断行业市场化改革基础性制度建设必要性分析

我国自然垄断行业市场化改革形成有效竞争机制离不开政府的管制,而管制要增进垄断行业的社会福利必然依托于管制所依存的基础性制度的健全。但在转型时期我国基础性制度建设相当不完善,这无疑增大了这一行业改革的难度。     

反倾销中公共利益问题的理论探讨

随着反倾销措施实施频率增加,力度加大,改进和完善反倾销程序的呼声越来越高,在反倾销程序中采用公共利益原则成为必然的趋势。以公共利益原则指导反倾销调查能遏制反倾销措施的滥用,而且有利于国内各利益集团的利益平衡。本文根据公共利益概念在公共管理学和经济学、法学三个领域的体现,指出公共利益原则的本质在于提高社会整体福利水平,并介绍了反倾销中公共利益原则的起源、实施状况,分析了征收反倾销税对社会福利的影响,最后提出应该以公共利益原则指导反倾销调查,以实现社会福利最大化。     

转型期社会性规制研究：信息不对称与博弈分析

在转型期的社会性规制中,规制方、被规制方和规制行为的直接受益方等三方之间存在双重信息不对称,对社会性规制的有效性带来根本性的影响。委托—代理理论可以用来解释和分析规制双方的信息不对称和激励问题,为受益方争取最大的社会福利。规制方与被规制方通常进行的是不完美信息博弈。     

商贸流通服务业影响力实证分析

重新认识和充分发挥商贸流通服务业的影响力已成为新世纪国内外关注的重大前沿问题,更是践行科学发展观、转变发展方式、落实中央一系列战略意图的全局性问题。商贸流通服务业影响力是商贸流通服务业直接贡献和间接贡献(外溢效应或外部性)的总称。以往商贸流通服务业影响力被低估,与忽视其溢出效应有直接关系。商贸流通服务业的外溢效应对于提高国民经济运行质量、优化国民经济流程、调整国民经济结构、扩大国内需求、增进社会总福利等全局性的潜移默化的影响能力,可能远远大于它所提供的直接贡献,低估这种外溢效应是长期以来"重生产、轻流通"的真正原因之一。     

西方激励性规制理论研究综述

西方激励性规制理论产生于20世纪70年代末80年代初,它建立在信息不对称前提下,必然会产生规制者与被规制者之间的委托一代理问题(即所谓逆向选择与道德风险问题).因此,西方激励性规制理论主要围绕如何最大程度地避免委托一代理问题展开,如信息不对称下的洛伯和马盖特规制模型、存在逆向选择情况下的规制模型、存在道德风险情况下的规制模型等.西方激励性规制方式主要包括特许投标制度、区域间标杆竞争、价格上限规制等.本文认为,尽管我国是处于转型期的发展中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国家,不同于发达的资本主义市场经济国家,但政府对被规制企业的规制同样面临委托一代理问题,即逆向选择和道德风险问题.西方激励性规制理论不仅可以解决西方被规制企业配置效率和生产效率低下的问题,对于我国被规制企业,也可从技术层面上提供一定借鉴.当然,这种借鉴必须考虑到理论自身存在的缺陷及其在我国的适用性问题,特别是充分考虑我国市场经济的社会主义特性及转轨、欠发达等特点.